红色高棉解体后，世人总能从其官员中找到可以宽恕的人；然而在S21，一个都没有

　　于英红

　　3月30日，在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上，被以反人类罪起诉的红色高棉政要之一、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再次受审。面对S21造成17000多人死亡的事实，他辩解说：“所有指示都来自红色高棉中央，我无从逃避，因为我的家人是他们的人质。”已皈依基督教的他，流泪乞求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宽恕。

　　相比 “S21是越南人开的展览会，自己还是在美国之音上听到它”(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的说法)，康克由至少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按照他在法庭上的供述，无论是沦为盖世太保还是成为基督徒，都是他努力寻找的自我救赎。在这一过程中，他同样经历了痛苦的心路历程。

　　然而，在S21实施的冷静而又系统的大清洗面前，考虑到他身为S21总设计师时的勤奋和无情，康克由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除了他在被提升为S21指挥官之前曾要求调离这一证据外，事实证明，康克由是有计划地施行了这些“很坏”的罪恶。

　　“你到哪里搞到招供文？”

　　1942年11月，康克由出生在磅通一个贫困的柬埔寨华人家庭，他天资聪颖，从小就是学校里的优等生。由于成绩出色，1962年，在读了一半高中后，他获得金边有名的西索瓦高中的奖学金进入该校，主修数学，并在一次全国考试中获得第二名。

　　此时，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勤奋青年。用他母亲的话说，“这个孩子一天到晚把头埋在书堆里”。

　　1964年，他开始到金边大学附属的教育研究院学习，以获取教师资格，这里是反西哈努克激进思想的摇篮。1960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激进主义分子、后来成为红色高棉国防部长的宋先担任该研究院院长。康克由首次接触到了激进思想。

　　1966年8月，获得教师资格后，他到磅通一个小镇当了名数学教师。1967年加入柬共，并鼓动学生加入革命运动。随后，他的3个学生被警察逮捕，他逃进红色高棉的营地躲避，几个月后他还是被逮捕，在未经审判下被关押了两年。直到1970年郎诺政府上台大赦政治犯，康克由才得以出狱，并加入了红色高棉组织。

　　在红色高棉控制区内，他开始使用假名杜赫，并被委任为监狱司令官，也开始了建立监狱的试验。在3年时间里，杜赫就建立了两个监狱。此时监狱里关押的主要是越南战俘。1973年当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后，很多柬埔寨人被秘密逮捕并处死，这次行动的残酷无情，意味着S21 的工作模式已经日渐成型。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成功夺权后，杜赫一班人在金边着手把西哈努克时期有名的中学野芒果小丘改造成了一所监狱，杜赫担任副职。

　　按照杜赫在法庭上的自白，做这些事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所以在1975年5月，他请求调离到工业部门工作，但遭拒绝。随后他被任命为正职。

　　他说自己最难以忘怀的是1977年1月31日，当他接到顶头上司宋先的命令要去逮捕一些北部地区的政府官员时，他极力为他们澄清说：“大哥，他们看起来有些不太一样。”被宋厉声喝止并质问，“你到哪里搞到招供文？”

　　当那些在1968年和他一起坐牢的战友也被抓来处决时，他也质疑过“这些昔日为解放国家不惜付出生命的伙伴，怎么就成了党的叛徒”，但他很快意识到，如果犹豫怀疑下去，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将会不保。于是他开始奋力工作，以赢得上司的赏识求得自保。

　　事实上，杜赫担任指挥官后，他迅速整顿了金边的所有监狱，把野芒果小丘改造成专门清洗党内可疑“敌人”的监狱，在杜赫的指挥下，野芒果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安全部门，从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先后有17000名犯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连襟)被抓到这里，最后，只有7个掌握特殊技能比如画画、雕塑或者缝衣服的人幸存下来。

　　虽然杜赫本人从不亲手杀人，但他成功营造出一套酷刑文化，教导工作人员“实施酷刑和搞政治思想工作密不可分”，甚至还为此编制了一份干部手册。

　　他会在囚犯的招供文上做详细注解，“纠正批判囚犯供词错误”，同时“提出一些疑问”；建议继续施行酷刑挖掘“反革命真相”；他会给一些重要人物的招供文做摘要，找出其间的内部联系。根据这些摘要，1978年他曾写出最详尽的备忘录《最后的计划》，还曾打算把所有的招供文编写成一本涉及美国、苏联等国联手破坏柬埔寨的密谋。

　　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入金边，他偕同家人逃到柬泰边境，在这里他因没及时销毁S21建立的大量档案文件而遭到贬黜。他重操旧业，当了一名数学教师。1995年，他的妻子在一次袭击中遇难，他开始参加附近的基督教祈祷会，1996年皈依了基督教。

　　1999年，一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他过去的身份，随后他被逮捕并关押在金边。2008年2月，作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他被带回到S21，据说他“泪流满面”。

　　2月17日开庭之前，曾为他进行冼礼的牧师表示，康克由盼着审判来临，他希望坦白他所犯下的罪行。

　　S21 神秘的安全部门

　　红色高棉的领袖乔森潘曾表示，“S21 的悲剧是党中央面临着重重敌人所致”。实际上，S21是在浪漫主义的经济实践失败后，因为领袖和党中央心中极度恐惧才高效运作的。

　　1976年波尔布特提出一个“四年计划”，指示要在全国各地迅速实现粮食产量翻三番，以筹集足够的资金支持工业化。这一计划显然与实际严重脱节。但各地官员慑于党中央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监控力，纷纷谎报数据，于是仅有的粮食产量被中央抽走。

　　民间开始挨饿，结果1976年饿死了几千民众。这一消息传到了中央，波尔布特却判断说“党的肌体有细菌”，认为这是党内外的敌人搞破坏所致，必须尽快清除这些细菌。1976年底，由康克由任指挥官的S21开始运转起来。

　　保密是红色高棉进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不但党外民众不知道这一机构，所有的红色高棉党内文件中都不曾出现它的名字。党内高层通常以关押过的有名的政治犯来指代，比如谁谁在的那个地方。监狱周遭更是任何人不得靠近。周围工厂里的人只知道这是个“只见人进、不见人出的地方”。

　　犯人进来以后会被拍照、写下自传、逼问口供。S21为所有犯人留下了最为详尽的档案资料。

　　S21的拷问逻辑，恰如拉封丹寓言中狼吃羊的理由。狼遇到一只羊，想吃掉它，因为根据狼的说法，这只羊一年前曾侮辱过它，当羊说自己一年前还未出生时，狼说那肯定是你哥哥，羊说自己没有哥哥，狼说那一定是你的亲戚：或牧羊人或一条狗。在这一逻辑指引下，所有罪犯在酷刑伺候后都会供出“自己与美国中情局或者苏联克格勃有共谋，或者是越南间谍”，有囚犯甚至发挥想象力，用100页篇幅详述“自己与中情局交往的种种细节”。而这些招供文又正是波尔布特们所需要的，以此证明自己实施恐怖统治的合法性。

　　执行这些残酷任务的S21工作人员，都是被杜赫卓有成效地洗过脑的。红色高棉另一领袖英萨利，曾将这段惨重历史归结为“我们没有慎重地选择公务员，结果导致失控了”。其实，除了少数人是老革命者，大部分人都是十几岁的来自底层的少年，或者是在囚犯家庭里挑选的可以“教化”的孩子。来S21前，他们接受的唯一训练。就是在一所技校上两周的政治课。

　　一名员工的工作笔记记下了这样一段话，1976年2月，杜赫在员工会议中教导他们：“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做“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只有从他们身上逼取招供文，才能更好地保卫革命”。

　　发誓要消灭阶级的红色高棉，却在S21制造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最顶层的是杜赫，在S21的通讯录上，年仅30多岁的杜赫被尊称为祖父；中间是员工比如拷问员等；最底层是无辜的牺牲者。

　　即便是在最底层，也分为几等，党内高层的“囚犯”受到特别关照，可以享受单间，和员工吃一样的伙食，在拷问中受伤了伤口也能得到及时缝合，因为杜赫和“大哥们”需要他们提供思路更清晰的供词。对只是普通党员的囚犯，他们只能处于半饥饿状态，很多人未到刑场就已被折磨死了。他们还时常利用普通囚犯做一些古怪实验，比如把活人放血后放在水里看多久才能浮上来。

　　红色高棉解体后，世人总能从其官员中找到可以宽恕的人；然而在S21，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