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约翰、大卫，她选择了托尼·布莱尔

　　媒体总是不留口德，说我贪得无厌、诡计多端、出尽洋相。我知道我不是圣人，我也会犯错，他们只是拿我当靶子攻击我丈夫而已……我已经跋涉了很久，也学到了很多，时间已到，我决定为自己辩护一回——《道出真我》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切丽·布莱尔穿着宝蓝色中式绸缎裙装出场了，滚边领口是大朵的刺绣红牡丹，她看起来很不习惯驾驭9厘米的金色高跟鞋，步伐小心翼翼，略带笨拙。中国设计师竭力想用这套服饰烘托英国前首相夫人的雍容华贵，但切丽赋予了这身衣服另一种韵味——她有种永不衰老的少女气质，笑容甜美，大眼睛尺寸夸张，活像童话里古灵精怪的角色。

　　在唐宁街10年，切丽一直是英国媒体聚焦和争议的对象，跟她那个在公众面前始终谦和、谨慎、模范的丈夫比起来，要在任性率直的大嘴巴切丽身上挑刺儿容易得多。

　　托尼·布莱尔赢得英国首相选举的第二天清晨，切丽就在镜头前出了第一次洋相。

　　“保安在电话里说，‘夫人，能下楼一趟吗？这儿有送给您的鲜花’。我说，‘你不能把它放在门廊里吗？’”半梦半醒来不及预习自己新身份的切丽跌跌撞撞下得楼来。

　　门一打开，外面守侯着全世界的媒体，他们看到了这个女人：松松垮垮的睡衣，领口耷拉到乳房处，光腿，头发横七竖八地乱翘，睡眼惺忪，邋遢而狼狈。不到20秒，突然醒悟到窘境的切丽迅速掩上了门，但这20秒已经足够那些带着马达的长镜头拍下一连串纤毫毕现的照片了，他们甚至放大展示了她睡衣上的蛀洞！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从此我就是生活在透明的金鱼缸里了。”

　　即使在丈夫离任仪式上，切丽也表现得心直口快、咄咄逼人。向女王递交了辞呈以后，布莱尔夫妇乘车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

　　“早已守侯多时的摄影师们更有机会靠近我，大呼我的名字，一阵阵狂拍之后，是一串串讽刺：‘留恋唐宁街吧？我们会想你的！’……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脱口而出：‘再见！我可不会想你们！’然后大笑一声。”

　　“‘你就不能忍忍吗？嗯？’车门在我身后关上，托尼咬牙切齿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应该表现得宽容一些，亲切一些’。”切丽在她的自传《道出真我》里披露道。

　　“看到身边的托尼板着脸，我不禁叹息，对于我的暴躁脾气，他不再感到惊奇。这不是我第一次失控，也不像是最后一次，他早就说我是‘牛脾气的利物浦人’。利物浦人也许真的暴躁易怒，强硬好战，但他们也有优点……有句利物浦古话说得好：‘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引以为傲。’”

　　首相夫人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她去参观展会，常常会收到各种类似铅笔、鼠标垫之类的表示友好的小礼品，如果拒绝这类礼物，无疑会显得傲慢，于是她欣然笑纳，然后转赠给工作人员，但报纸描写她“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所有能占的小便宜。因为高龄怀孕，她在与女王拍照时突然一阵虚脱，赶快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女王还站着)，第二天的报纸标题就是《切丽故意怠慢女王》。她不事修饰时，他们指责她品位糟糕，她为自己找了造型顾问，他们又质疑她奢侈。

　　丈夫的离任让切丽终于下定写自传的决心，当然，也有人说，她是为了偿还投资失败的房贷才拼命写书和演讲补贴家用。

　　“媒体和它无情的同伙总是不留口德，说我贪得无厌、诡计多端、出尽洋相。我知道我不是圣人，我也会犯错，他们只是拿我当靶子攻击我丈夫而已。我出世就不顺，两个坚强的女人养大了我，我学会了辩驳。讽刺的是，在我矢志不渝的律师和法官生涯中，你总能听见我慷慨激昂地为别人辩护，但在个人生活中，我的心声却几乎无人倾听。当车在林荫道上缓缓而行，我突然精神一振，感到所有的顾忌都可以抛开了，我已经跋涉了很久，也学到了很多，时间已到，我决定为自己辩护一回。”

　　3个男友并驾齐驱

　　许多既了解切丽、又了解托尼的人认为，切丽远比她的首相丈夫更优秀。切丽当年就读的女校级任老师常自豪地说，“我一生执教，真正智力超群的孩子只遇到一两个，切丽便是其中之一。”

　　在大学修完法律专业后，切丽·布思就以全国第一的成绩通过了诉讼律师资格考试，并加入了著名的伦敦律师协会，她职业生涯中经手的许多人权案件，都成为同行以及后辈学习的范例。

　　14岁时，少女切丽的理想是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任女首相，她对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年仅17岁时，便加入了工党。但是她的理想很快落空，因为“被撒切尔夫人抢了先”。

　　但她还是在43岁的时候入主了唐宁街10号，只不过是站在一位男人身后。这男人曾经是她担任实习律师时的竞争对手，但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

　　他们同时在名律师德里手下实习，德里只能留下一名实习律师，一开始，他选中了布莱尔，但切丽来面试以后，他又改变主意，收下了切丽。当年的律师界，女律师的比率是16%，前一年是9%，再前一年更少得可怜。切丽上大学时所使用的法律教材——1973年版《学习法律》干脆告诫女性不要成为诉讼律师，教材写道：“男人做诉讼律师，难；女人做诉讼律师，难上加难。”

　　布莱尔很快对切丽展开了追求，一起在朋友家吃年夜饭，一群年轻人饭后玩用下巴传气球的游戏，布莱尔总把气球传给切丽，“一次他传球给我时，我不知闻到了什么，或许是他皮肤的气息……那一刻，我第一次没有把他当成竞争对手。”

　　而当时的切丽还脚踩几条船，在平行的男友间犹豫不决，托尼·布莱尔只是备选之一。“我的生活中，3个男友并驾齐驱：托尼知道约翰，不知道大卫；约翰知道大卫，不知道托尼……”

　　没有你死我活的摊牌，3个男人只是先后在切丽的寓所遭遇到了情敌，托尼坚持到了最后，他足够冷静，有钢铁般的意志。而切丽也逐渐认识到，她与托尼有着相同的抱负，并且不会互相厌倦。

　　1979年，两人结伴出游意大利，租了别墅度假，旅程结束前，切丽跪在地上，埋头奋力洗刷马桶，托尼·布莱尔忽然走到她身后。

　　“你看，切丽，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

　　于是，她就那么跪着，答应了他的求婚。

　　说服托尼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戒烟

　　跟出身于律师家庭的布莱尔不同，切丽的父亲是英国上世纪60年代的著名影星托尼·布思，父亲才华横溢，但风流成性，在切丽很小的时候就公然抛弃了她们母女。

　　那是个等级观念森严、道德风气保守的年代，报纸上常常刊登父亲的新欢新子女，而周围的孩子则无情地耻笑着这个不道德的家庭，寄居在奶奶家的切丽瘦骨嶙峋、郁郁寡欢，只能用大量的阅读排遣寂寞，她爱上了《呼啸山庄》里阴郁暴躁的希思克利夫，就因为他是个一心复仇的利物浦孤儿，要向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讨回公道。

　　也许阶级确是人类最深的烙印。“在我之前，托尼的漂亮女友们都很挑食，我的好胃口让他大开眼界。‘可能是阶级原因。’他说。他什么意思？我想，我一个工人女孩，我们掏钱买了这些饭菜，怎么能浪费，像大小姐一样挑挑拣拣，对我来说，如同犯罪。”

　　学生时代的布莱尔，成绩不过差强人意，他从牛津毕业，在伦敦律师协会与切丽邂逅时，切丽早已是左派的工党积极分子。她对社会政治的热忱和以法治理社会的思想强烈地辐射了布莱尔。两人相爱仅一年，布莱尔就像换了一个人，在切丽的影响下，这位“从私立学校毕业的公子哥儿”也加入了工党，决定走上从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