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人物

　　诺奖得主高锟：给我的？哦……挺好的

　　本报记者 付雁南

　　2008年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何善衡工程学大楼里，100多位师生站在一个大型诺贝尔奖证书的前面，手举印有诺贝尔头像的金牌模型，齐声用英语高呼：“高锟教授，恭喜您！”

　　这位中文大学的原任校长，和两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了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因为在驾驭光能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被评奖委员会誉为“光学大师”。

　　其中，高锟获奖是为了表彰他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这一43年前就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越洋通信、互联网技术基础，并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面对记者的采访，一位学生激动地表示：“他是我们中大同学之光，也是中国人之光！”

　　相比于校园里热闹的场面，在地球的另一侧，高锟本人看起来却平静得多。

　　“电视里在播诺贝尔奖，那是给你的。”在美国的家里，他的太太黄美芸告诉他。

　　“给我的？哦……挺好的。”这位华裔科学家说。

　　事实上，76岁的高锟早在5年前就已经被诊断患上了阿尔茨海默氏症(老年痴呆)。现在，他虽然明白自己获奖，却已经无法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得奖感言。

　　这位“光纤之父”，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获得了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但这一切显得太迟了。

　　为了赢得学界的认可，他等了15年

　　尽管记忆力已经出现衰退，但高锟还是清楚地记得，当年关于光纤的研究“真的好难做”。

　　1966年，他和他的同事在一次会议上发布他们令人兴奋的新发现时，大多数人觉得，这是“痴人说梦”。

　　当时，人们的通讯主要通过电来完成。科学家们希望，用光的脉冲信号来代替电流，用光导纤维来代替电线，以实现更远距离和更高效率的信息传输。

　　所谓光导纤维，是把塑料或者玻璃拉伸到足够长后，形成的一种像头发丝一样又细又软的透明纤维。当光线进入纤维后，这根透明的细丝就像一根内壁是镜面的管道，能够把光线牢牢地“锁”在纤维内，让它们乖乖地按照纤维所指定的方向来传输。

　　不过，光纤传输信号当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由于当时的玻璃纤维纯度不高，因此会吸收很大一部分光。光纤信号每传导一米，就要损耗约20%的光，这样一来，光线在里面的传输距离不会超过10米。因此，当时很多科学家断定，光导纤维根本就不具备进行长距离通信的能力。

　　可高锟和他的同事乔治·霍克曼却不这么认为。当时，他们都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英国子公司——标准电话与电缆有限公司任工程师。在伦敦电子工程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发表论文提出，光线在纤维内不断减弱，并不是玻璃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玻璃内部的杂质。如果玻璃能够达到足够的纯度，光线就能几乎不受损失地传递很远的距离，那么光纤通信的障碍就被清除了。

　　这一理论在很长的时间里，受到了其他科学家“公开的嘲笑”。毕竟，在那个时候，能够让光线传输几米才消失的光导纤维，已经是当时能造出来的最高纯度了。高锟在实验中所提出的“高纯纤维”，实在更像一种“幻想”。

　　面对嘲笑，这位年轻的研究者能做的，就是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观点。于是，很长的时间里，高锟都泡在实验室里，每天都很晚才回家吃饭。这让太太黄美芸很生气。一天晚上，高锟回到家告诉太太：“我马上就要完成一个震惊世界的大项目了！”

　　黄美芸根本不相信：“你骗谁呢！”

　　多年以后，高锟回忆道：“我当时有预感，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但我也知道，我需要花时间让别人相信我。”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1970年，一家玻璃厂终于造出了足够纯净的玻璃纤维，他的理论终于得以验证。又过了4年，光导纤维开始被大量生产，到了1981年，第一个光纤传输系统终于问世。这时，距离高锟发表论文已经过去了15年。

　　这时候，终于没有人再嘲笑这个“痴人说梦”的方案，因为它已经成为光学通信技术的核心。在这一技术的支持下，光纤网络和海底电缆这些影响现代生活的重要设施，都一一成为现实。据瑞典皇家科学院预计，如果将围绕全球的玻璃纤维展开，其长度将达到10亿公里，足以环绕地球25000多圈，而且其长度还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增长。

　　而高锟也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光纤之父”，他终于赢得了学界应有的尊敬。

　　为了这一刻，他等待了15年。

　　等到光纤技术的广泛应用，这又是20多年

　　不过，这时距离“一瞬间”就能从地球的一端向另一端传输文字、声音和影像的便利，还有很大的差距。

　　高锟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圣诞节，当时自己在香港，想与在伦敦的岳父岳母通个电话。于是，他先打给电话公司预约好时间，然后把孩子召集起来，围在电话旁，等着铃声响起。

　　当预约的时间到来的时候，电话响了：“这是你们打到伦敦的电话，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紧接着，外婆的声音传了过来：“圣诞快乐，你们打开礼物了吗？烤火鸡了吗……”

　　还没等到孩子们向外婆问候，听筒里就传来电话公司工作人员的声音：“对不起，时间到了……”

　　当时，他已经不再从事相关的科研，而是投身于教育事业。1987年，54岁的高锟开始“弃科从文”。他辞去了英国工程师的职务，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在这里，他致力于营造自由开放的氛围，也常常鼓励学生眼光放远，不要在乎实时的科研应用。

　　在港中大人的眼中，校长高锟是个“谦谦君子”。他谦逊低调，工作到多晚也不觉得累；而他温和的性情也常常为人所称赞，连与他共事多年的私人助理，也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许戈辉在7年前采访过高锟。她记得当时的现场满地都是机器设备，甚至伸脚都会磕碰到，而高锟毫不介意，还征询拍摄时如何坐姿。他说：“假使科学家太固执的话，就不能够想象不同的未来。”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益新教授则用“谦虚、和善”来形容高锟。他们共同参加过多次学术活动。其中高前辈从来没有摆过“权威”的架子，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听说陈益新来自上海后，高锟还立刻笑着跟他“套”起了“近乎”：“阿拉都是上海人啊！”

　　很难想象，这位谦恭的学者，曾经是个科学顽童。一位昔日同窗回忆，高锟上小学时，在位于上海家中的阳台上，专门搭建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在这里，小男孩制造了5个真空管的收音机，还有“几乎能毒死全城人”的氯化物。

　　他还对化学有兴趣，尝试制造“土炸弹”。他用红磷粉和氯酸钾混合，加上水并调成糊状，再掺入湿泥内，搓成一颗颗弹丸。待风干之后扔下街头，果然发生爆炸，幸好没有伤及路人。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浓厚兴趣最初的来源，竟然是高锟在看完《三国演义》之后，开始不断猜想，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

　　尽管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西化的教育，但在上学前，高锟的父亲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为他补习传统文化。这户书香人家可谓人才辈出：高锟的祖父高吹万是江南一带有名的藏书家、诗人、书法家，叔叔高平子是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父亲高君湘也是留美大律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系的崔之元教授多年前在耶鲁大学曾与高锟偶遇。在得知对方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后，高锟立刻同他谈起了对“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些看法”。“非常独到，让我很佩服。”崔之元惊讶地说。

　　如今人们终于想起来他的成就，可他自己却记不清楚了

　　1996年，高锟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卸任，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他投资了一间公司，创办了一所学校，闲暇时间还会和朋友打打牌。

　　悠闲的生活直到几年前才被打破。2004年，有牌友提醒黄美芸，高锟的反应变慢了很多。黄美芸领着老伴儿去看医生，才发现高锟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氏症。

　　随着病情的发展，高锟的记忆力、表达能力都逐渐下降，平时的言谈举止就像小孩子一样。帮助黄美芸洗完菜后，他会扭头向妻子邀功：“你看，我做好了。”而黄美芸也笑着鼓励他“做得不错”。

　　高锟本人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的变化：“我自己现在很不太好。我自己，人里面，他们要讲出来是很难做。”还好黄美芸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他自己有话，但是讲不出来。”

　　除了一条小消息偶尔透露下高锟的病情，他几乎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每天，他只是和妻子打网球，去健康中心和其他老人运动一下手脚。日子似乎就要这样平静地继续下去了。

　　可是当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后，一切又都不同了。

　　10月6日凌晨，睡梦中的黄美芸突然接到一个来自瑞典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告诉她，高锟刚刚与两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将获得一半的奖金，共5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488万元)。

　　黄美芸吓了一跳：“真的假的？我不是在做梦吧。”

　　很快，祝贺的电话，蜂拥而至的采访记者就验证了消息的真实性。每天，黄美芸不断用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和英语回复着不同朋友的祝贺，并且应付着不同地区媒体的采访。

　　在他们所住的小区里，高锟也迅速成为“明星”。每次他走在路上，都会有街坊邻居专程赶来，围观这位热门的新闻人物。

　　连黄美芸雇来负责陪高锟散步的小伙子都看出了变化。看着周围的人群，这位拉丁裔年轻人忍不住问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得知自己搀着的这位老人居然是新一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忍不住惊呼起来：“哇，太棒了！我现在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甚至在万里之外的香港，变化也迅速而直接。精明的出版商也立刻加印了高锟4年前出版的自传。这本出版几年一直反响平平的书，在高锟得奖后的几天内，竟然迅速脱销了。

　　一片喧嚣之中，只有他本人是平静的。面对不同媒体镜头，高锟总是穿着一件红色的线衫，浅浅地微笑着。“我实在不是一个太有趣的人，没有什么大喜大悲，一直以来都太过平稳。”他总是这样总结自己。

　　3年前，当一位记者在采访中提到他那篇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论文时，他笑着对记者说：“我真高兴，你们还记得。”

　　而现在，妻子在记者的镜头前逗他：“你是不是‘光纤之父’呀？”他却只能喃喃地重复道：“光纤之父，光纤之父……”

　　在43年的等待之后，人们终于记起了他的成就，可他自己却记不清楚了。本报记者 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