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奖：向制度回归的经济学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获奖预示着，一种复杂的思想形态是如何被不同的团体各取所需、各安天命的

　　本刊特约撰稿/唐学鹏

　　中文名“欧琳”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0月12日凌晨6点30分被一个电话惊醒，她以为这是一个寻常推销员的电话，当瑞典人在电话那头告诉她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吃惊和兴奋，以至于不得不去厨房冲一杯咖啡来纾缓心情的巨大波动。

　　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已经不单单是理论的表彰，她改写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女性获奖者的历史。在她之前，罗宾逊夫人曾经是最接近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但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

　　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威廉森分享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获奖的理由是，她揭示了“公共财产运作是如何通过自主(联合)治理的方式获得成功”；而威廉森获奖的理由是，他揭示了“企业内部是如何发展成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克服冲突”。他们同属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胜利

　　但两者胜利的深刻性，远远超过1991年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科斯的获奖。如果说科斯以“交易费用”为新的坐标来革命性地重新定义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则分别沿着“市场以外”和“企业以内”的制度路线，重新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内涵。奥斯特罗姆的着力点在市场以外的“组织可生长性”，即如何以自主治理方式解决公共物品效率难题上面，比如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威廉森则更深入发掘出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结构变化的弹性和丰富性，丰富了“公司治理结构”之说。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反映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学术风貌，则前者是“公共池塘里的自主治理”，后者是“纵向一体化”。

　　有趣的是，他们的胜利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派别”胜利。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左派)还是保守主义者(右派)都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本阵营的成功。

　　例如，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她以研究哈丁的“公地悲剧问题”起家。传统的观点是，“公地悲剧”不可避免，人都是自私且短视的，总会存在“搭便车”的想法，所以公共财产的逐渐流失是必然的，个人理性带来的是集体的窘境。一个无主的公共池塘，必定面临着涸泽而渔的疯狂、一片均可“啃青”的草地必定遭遇过度放牧的悲剧。于是，解决公有财产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维坦集权方式(例如国有化或者政府管制)，一种是彻底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发问：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奥斯特罗姆在读大学的时候(1960年代)，就已经研究加州地下水(公共物品)的污染、水位下降和海水灌注问题，按照哈丁的“公地悲剧”、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很难达成”，加州的地下水系统应当是“崩溃”的。但是加州的社区民众、组织、城市水供应商以及城市管理者在互动中不断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共识、自觉式守则和用水规制，靠的不是行政从上而下的强制力，靠的是分享、理解、合作、博弈和惩罚，靠的不是“单中心主义”而是“多中心秩序”。

　　作为一个酷爱田野调研、热衷占有一手材料的“直面现象理论家”， 奥斯特罗姆继续考察了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案例，她发现“公地悲剧宿命”并非能统治一切，关键在于政府或者社会能够容忍和鼓励这些参与者能够自发生长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和谈判方式，这才能保证公有财产能够有效率地运作而不至于“坍缩”。奥斯特罗姆感叹道，“既不需要迷信市场，更不需要迷信政府，因为还有个人生长为组织的过程，自由人的联合和互动过程，它们更值得依赖”。

　　于是，对奥斯特罗姆的理解就有了两个坐标。一种是“反霍布斯主义”的，她的学生乔治梅森大学Mercatus中心的Paul Dragos Aligica就认为，“她挑战了那种自上而下的集权驱动方式”。Paul Dragos Aligica偏向于保守主义者，乔治梅森大学是右翼的大本营；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从“反私有化”角度来理解奥斯特罗姆，他说“那种将私有化和产权绝对清晰看作是解决公地悲剧的理论被奥斯特罗姆严肃地摧毁，奥斯特罗姆证明了某种社会规制机制可以让‘公地’运作有效”。从奥斯特罗姆本人的言论来看，她似乎乐于被归纳为右翼色彩的派别，但同时她也在“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以及“援助非洲问题”等事态上面持一种异议态度。她认为，应当发挥制度和组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休克疗法”就是一种单向的、强制式的从上而下推进方式，抹杀和阻止了民间和政府之间丰富的互动、妥协、权衡和必要的退却。而“援助非洲”这一公共品的提供看上去已经是一种“白人的道德负担”，变成一个“扔钱行为”，忽略了援助是需要激活非洲的各种个人联合、组织生长、因地制宜地发展解决方案和有效率和有策略促进社会健全和进步的行为。

　　她的想法启发了纳米比亚大象保护方式。纳米比亚将很小比例的象变成旅游中的狩猎资源，然后用狩猎收入来加大对大象的保护以及对潜在狩猎行为的防范和补偿。如果象进入居民领地，践踏庄稼，那么象的受益权将同该居民分享。在没有这一互动和分享的机制前，居民倾向于用猎枪将闯入领地的大象当场击毙。

　　模糊不清的融合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有政治学背景的奥斯特罗姆有着一般经济学家难以逾及的视野。

　　奥斯特罗姆继承了伟大的波兰尼“社会秩序理论”的衣钵，突出一种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强调一种“多中心秩序理论”——参与者在竞争中尊重对方、根据不同情势发展不同的社会或经济合约，从而解决冲突问题。

　　例如，私人组织可以为公共部门生产；城市可以将消防和安检服务“私有化”(以色列)；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养服务(日本)；政府向家庭签发食品券和教育券，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的私人供给者那里购买(加拿大)；甚至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最高法院服务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新西兰的最高法院在英国)⋯⋯但如果政府是那种对社会组织的联合和生长极端畏惧的，没有科学发展观，那么“公共池塘”将是一潭死水。

　　威廉森的组织理论，同样可以为截然不同的阵营提供子弹和思想支撑。威廉森最核心的几个词语是“纵向一体化”和“机会主义(敲竹杠)”。我们以一个肉商故事为例，肉商原本只想专门卖肉，肉的保鲜服务则由跟冻柜商的长期合同来形成，但冻柜商发现肉商对其高度依赖后(脆弱的资产专用性)，开始威胁(实施“机会主义”)，肉商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他一气之下开始自己生产冻箱。随后他想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却又受火车运输商的欺负，于是他又开始兼并火车业务，他在产业链上下游都进行了扩展。威廉森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企业的科层结构弹性变化是如何将外部风险不断“内部化”，而这个过程又提高了内部官僚化和臃肿化的风险。

　　威廉森的理论必定和“反垄断理论”有纠葛。尽管威廉森一直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商业组织正当而弹性地生长，而横向一体化(例如同级兼并，肉商兼并肉商垄断供应提高肉价)才有“垄断地位的嫌疑”，在1973年他还为一家零部件实施专销并订高价的自行车产商辩护，认为他们通过这种专销下游零部件的方式来保持商家产品的信誉和良好的质量控制。看上去威廉森并不是一个反垄断的爱好者。但讽刺的是，反垄断学者例如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及鲍曼(Ward Bowman)都是从他那里吸取营养，比如鲍曼开发的“传导效应”——例如中国电网博弈，占据优势地位的电网公司开设发电厂，让其自己的电优先上网，不仅获取上下游利润，同时也可以同非嫡系的电厂“压价”，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原先优势进行纵向一体化后的“传导效应”。这一思想已经堂而皇之写在了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里面。而“传导效应”的源头则是威廉森的“机会主义”假说，即强势的商人总是有动机，利用对手资产专用性的特征，产生“敲竹杠”行为，从而获取利润。“纵向一体化”既是一种规避机会主义的做法，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新的“敲竹杠”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获奖不具备任何风向标和阵营的意义，它仅仅预示着一种复杂的思想形态是如何被不同的团体各取所需、各安天命的。左右互搏、阴阳之争、对错之察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太大意思，相反，自说自话、各说各理才是最主流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