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是审慎的”

　　--- 对话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美元仍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否会变得更加开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洪 | 美国华盛顿报道

　　环顾当今国际政坛，少有人对中国事务娴熟如佐利克者。在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时，佐利克是中美“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提出者，这一理念继而影响到了中美关系的定位和走向。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后，佐利克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不久前一篇题为《危机之后》演讲中，他预言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角色”之一。

　　在他看来，“危机之后”的一大特点，就是世界政治经济的“再平衡”---中美在经济增长模式上需要再平衡，在经济政治力量上其实也需要重新平衡。

　　相应地，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时代的巨变。他警告：“新的巨变，不管可能会是怎样，现在已经开始。要么塑造它，要么被它塑造。”

　　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潜力巨大，中国绝非可以高枕无忧，比如“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极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在2010年会走向何方？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如何？佐利克一直强调的加强在非洲问题上与中国合作进展怎样？围绕着这些热点问题，本刊记者最近与佐利克在多个场合进行了对话。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经济复苏在2010年持续下去

　　《瞭望东方周刊》：在最近的(《危机之后》)演讲中，你一方面强调，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但同时又说，中国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怎么看这种矛盾？中国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

　　佐利克：中国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了自身经济增长，因此可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下滑时扮演着非常有建设性的角色。

　　就如我在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包括非常庞大的信贷扩张。在我最近前往中国时，我和中国政府就他们收缩信贷扩张的努力进行了商讨。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就是随着刺激经济计划的完成，如何确保经济复苏在2010年持续下去。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即不管从应对这次危机还是从较长时间来看，中国正从出口驱动增长转向内需促进增长，尤其是转向国内消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他国家，比如依靠出口的日本、德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曾面临过。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比如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即“十二五”计划中，促使这些结构性转变。但转变肯定不会一夜间完成。中国(经济)在2010年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肯定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力量，我在其他许多场合都说过，中国通过实施自身政策并影响外界，一定能够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负责任攸关方。

　　就世界银行来说，我们正努力在一系列共同发展的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比如在亚太地区、在非洲地区的发展问题上，因为这牵涉到中国的对外投资问题。此外，还有比如气候变化问题等等。

　　考虑到这种背景，我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责任的增加，其(在IMF和世行)投票权也应增加，这是个适当的变化。让更负责任的选手加入到国际体系，国际体系也将变得更加均衡。

　　我和中方曾就“贸易流动性工具”有过多次对话

　　《瞭望东方周刊》：在谈到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时，你认为其他货币也将成为储备货币选择，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佐利克：我在演讲中认为，美元今年仍将保持其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但任何人都不能把这一角色视作理所当然会持续下去。

　　我要强调的是，美国必须郑重处理财政赤字问题，在保持金融体系创造性、流动性的同时，必须更加关切这一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美元的角色，而不是将这一角色视作理所当然。我也相信，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美国能够，而且必须，保持一个强劲的美元。

　　我认为欧洲央行不错的表现加强了欧元的角色，但欧洲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中国正在使其货币逐步国际化，让其贸易伙伴更容易地采用人民币来进行交易，比如，中国最近通过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我们很可能因此看到世界投资方式出现转折，比如，中国不久前向海外投资者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

　　中国最近也宣布，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上市，这是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步骤。作为国际大宗货物的一个主要进口商，人们可以预计，上海或其他中国港口将会出现以人民币计价的新的基本指数。

　　中国领导人是审慎的。但我估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外向发展，在未来10年或20年时间内，人民币将发展成(国际)金融市场的一支力量。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应考虑建立新的全球性储备货币来替代美元，你对此持什么看法？

　　佐利克：周小川的建议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在探讨如何调整全球货币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贡献。

　　但我也认为，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美元仍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货币，总体看美元(对世界经济)还是有益的。当然，这也引发了与中国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资本账户是否会变得更加开放。

　　所有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中期规划，你必须考虑危机过后的结构性问题。至于(周小川提到的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这只是一个记账单位。

　　在外汇储备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太多限制，可以选择美元、欧元、英镑或者日元作为储备货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可以有多种投资选择。但我认为周小川行长提出的一个更大问题则是：SDR将会扮演什么问题？是否应该有多种储备货币？

　　我个人的见解是，将这些问题都视为(改革的)一个过程。在处理一个更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中，这些都是重要的话题。

　　为了让你对这个问题有更多一些思考，我再说一点，我和中方曾就“贸易流动性工具”有过多次对话。如果我们一些贸易能够以人民币结账，那我们就朝开放中国资本账户方向迈进了许多步。假如你看看中国最近和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区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这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概念，中国正在使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货币。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即使当你在应对一场危机的时候，你实际也为确定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播下了种子。

　　世行跟中国探讨在非洲建工业区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从危机后的世界来看，非洲也正酝酿着发展的潜力，并可望成为新的一个增长极，你还强调将加强在非洲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能否具体谈一下？

　　佐利克：在过去几年间，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到了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处理巧妙的话，这些投资将很重要，有助于增加当地的工作机会，并把这些国家和国际贸易体系连接到一起。

　　然而，就像任何外国投资者都要面临的一点是，你必须确保这些国家不会因此背负过多的外债。我们和中国政府多个部门就这些问题举行了会谈，从中国总理到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等。

　　在最近几个月，也就是经济危机重创世界之后，这一问题再度被提起，但关注点则变成了中国的一些制造业正转向非洲投资，把一些产能转移到非洲。这将给非洲提供不少机会。因为，从东亚发展的历史中你会发现，先是日本和韩国发展，然后制造业转向东南亚，这些最初转移的基础制造业对创造就业岗位和有附加值产业非常重要。

　　我们和一些中国政府部门，尤其是商务部商谈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和中国合作，在非洲建设工业区。在工业区里，我们可以促进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发展，对工人进行培训，并以此促进更多类似的投资，最终使非洲国家受益。

　　我和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商谈过这些话题，他们也希望促进地区进一步整合。许多国家的市场都很小，如果能够去除贸易壁垒，将对这些国家很有帮助，使他们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中美贸易争端应当通过谈判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你多次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出警告，但最近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轮胎实施特保制裁，你对此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应对目前的保护主义倾向？

　　佐利克：我认为，首先，作为一个原则，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应该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因此，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通过这一方式解决这些争端，最终降低贸易壁垒，而不是增加人们对保护主义的焦虑。

　　就更广泛领域来看的话，最好的应对保护主义的方式，就是努力促进市场开放。比如，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在我看来，应该取得成果，但这需要政治意愿和努力。

　　就我们世界银行的观点看，贸易应该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就一系列能够促进和推动贸易发展问题进行努力，不管它是物流系统---当我几个星期前访问肯尼亚和乌干达时，就看到一站式过关方式，这使原先需要两天的卡车清关方式，缩短到了不到两个小时。

　　因此，在我看来，在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联系之间，我们有许多问题可以去做，这将使人们最终从开放性的市场中受益。

　　《瞭望东方周刊》：你和林毅夫曾在《华盛顿邮报》上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如果要有效应对当前危机， 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合作应对，但也有一些人不赞同你的意见。

　　佐利克：我倒还没有遇到太多的反对意见，事实上，不管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人都对我说，我和林毅夫的倡议非常恰当。

　　这其实也是一个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从短期来讲，之所以中美合作重要，是因为两国制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此外，我们还想传递的信息是：中国的刺激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建设，美国则高度依赖消费。而如果分析当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收支不平衡问题，原因就在于美国储蓄太少，而中国则储蓄太多了。

　　因此，我和林毅夫想指出的是，要走出目前的经济下滑困境，美国和中国就必须合作推进相互的结构性改革，这一点很重要。就中国来讲，中国不仅应通过加强社会保险开支，降低居民的储蓄率，而且更重要的，中国必须进行工业和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的高储蓄率。

　　我们曾经指出，如果看看中国的储蓄数据，其实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和印度等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是因为企业储蓄率太高了。因此，中国可能要降低对金融领域的一些限制，同时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另一个方面，也就是美国方面，有必要努力重建财政纪律，并增加储蓄。因此我们建议，像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机制，可能是一个加强两国合作的恰当平台，双方既可讨论短期的刺激经济和复苏计划，又可讨论长期的结构性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