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20周年：今天，他们如何纪念

　　纪念的最好方式是思考，是伤痛教会了德国人思考

　　本刊记者/王维博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11月9日，西德长大的阿克曼特意从北京飞回德国。“整个柏林都在庆祝。”阿克曼在电话那头很兴奋，“街头放着老电影，酒吧里全是人，大家用酒精和歌声来庆祝。”

　　米夏埃尔·卡恩－阿克曼，德国汉学家，现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上世纪60年代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汉学，70年代中期在北京留学，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向德国人介绍了从老舍到张洁等一大批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

　　“墙已经没了这么多年了，还起什么哄？把日子过好是最重要的。”66岁的柏林人考夫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47年前，他生活在东德，是守卫柏林墙的普通一兵。

　　在柏林著名的波茨坦广场旁边，鲁夫经营着一家古董店，“这几天，柏林墙砖卖得挺好。”做墙砖买卖的生意人还有很多。这些被称为柏林墙碎片的砖头，被包装好，根据大小以从1欧元到数十欧元不等的价格，一卖就是20年。

　　18岁的雅克和他的朋友则将一场行为艺术献给了这个纪念日。他们把用塑料、纸板做成的“微缩柏林墙”摆到了柏林墙一段地基遗址上。

　　“说实话，我并不真正了解那段历史，我出生的时候，墙已经不存在了。”雅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对国家前途的反思。你以为现在东德和西德就不分裂了吗？”

　　筑墙者与逃跑的人

　　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德国驻华使馆新闻官龙安德只有13岁。

　　在龙安德的记忆里，父辈的往事多与“逃跑”有关。龙安德的父亲1938年出生于东柏林。母亲于1949年，在西德一个北方的城市出生。苏联的红军打到柏林的时候，父亲及家人连夜逃往了丹麦。

　　1945年到1947年，龙安德的父亲在丹麦一个专门供德国人住的难民营生活两年。两年之后重返柏林，“柏林8层以上的楼几乎都被推倒了”。虽然考虑到以后法、英和苏联还会有矛盾，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安定下来。那时候，柏林市民能在城市自由活动，但随着冷战铁幕开启，1952年东西柏林的边界关闭。

　　1953年，因为一场柏林的起义，龙安德的父亲再次出逃到匈牙利，直到1961年才又回到柏林。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西柏林，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包括技术人员、熟练工人。

　　1961年8月12日，与西柏林接壤的东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连绵不断地开上来。2万多名东德士兵只用了6个小时，就在东西柏林间43公里的边界上，筑成一道由铁网和水泥板构成的屏障，这就是柏林墙的雏形。

　　“那道墙正式的名字叫‘反法西斯防卫墙’，接到任务的时候，我只知道要去修筑工事。”考夫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考夫曼回忆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水泥灰墙，它外围有道3.5米高的通电铁丝网，铁丝网与柏林墙之间有50米宽的空地，埋有地雷。“包括壕沟在内总共有15道防线吧。有些墙体很厚，防止车辆冲撞；有些路段，翻过墙去还有河水挡着。”

　　重重封锁，也挡不住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想要过另一种生活的人还是不少——可耻的资本主义，那时候就是这样说。”考夫曼的语气不容置疑。

　　彼时龙安德的父亲已快大学毕业。东德政府要求他入党，龙安德的父亲不愿意，所以1964年又一次逃跑。柏林墙建成第三年，他先逃往丹麦，最后去了西德。

　　与大多数逃往西德的人一样，龙安德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半夜翻墙逃走，一同逃跑的朋友则被抓回去蹲了一年监狱。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多名士兵把守，24小时不断人，常年倒替。发现叛国越境的，我们就鸣枪，逮住他或者击毙他。这是政府允许的，也是士兵的责任。”考夫曼已经记不得抓获了多少偷越国境者，“我没有打死过人，所以后来也没有接受审查。”他至今不后悔那段“为国守边”的经历。

　　龙安德的父亲逃跑后的第二天，东德警察找上了门：“你儿子怎么敢离开我们伟大的东德呢？”龙安德的奶奶气愤地骂：“这个傻瓜，这个笨蛋，怎么就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

　　那时的逃亡常常被解读为对自由的向往。1963年6月25日，柏林墙建成两年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发表了《柏林墙下的演说》，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误读，过度渲染了柏林墙的政治符号作用。有些人拼命要到那边去，因为那边也是德国的土地，有骨肉朋友，想过去是自然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翻墙与‘自由’无关。但当时听美国人、英国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很激动，觉得寻找自由是自己的责任。”柏林市政厅退休办事员施莱因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施莱因上世纪70年代正在东柏林居住，“最终我没有冒险。因为我在东德生活得也并不糟糕。”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976年，龙安德出生在西德的科隆市。8岁时，他到东德去看望祖母和其他亲人。从西德到东德虽然要经历严格检查，但并没有很多限制。

　　东德人很安静，平常习惯在家里呆着。西德常见的大众、宝马、奔驰在东德几乎看不到，街上跑的都是冒着黑烟的老式汽车，买一块面包要排很长的队。这对年幼的龙安德来说，简直无法忍受。

　　汉学家阿克曼那时还是个少年，他在东德没有亲戚。唯一一次去东柏林，是因为学校安排去东柏林旅游一天，除了要等很长时间接受检查外，对东德没有特别的印象。

　　“我去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但是东德对我来讲，就如同让我去芬兰一样，让我去那里干吗？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个必要，我和他们没有关系。”阿克曼说。

　　那一次之后，阿克曼再没有去过东德。实际上，很多西德人也都有类似于阿克曼的体验。在他们的意识里，两个德国已经成为一种思维习惯，他们并不认为德国的统一是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当时的阿克曼看来，西德进入欧洲，变成欧共体的一部分要比统一两个德国重要得多、必要得多。“我承认，这些都是当时大部分西德人的想法。”

　　对阿克曼和龙安德来说，柏林墙的倒塌非常突然。前不久，德国的一个媒体把20年前东德和西德的新闻报道拿出来对比着播，龙安德才弄明白那段历史。

　　一直在东边的考夫曼记得起那一天的所有细节。“那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89年的11月9日，本来不是我执勤，但柏林墙这边地动山摇，我也从宿舍跑出来，我看到人们喊口号，舞动旗帜，我没有听到枪响。”考夫曼说。

　　“推倒柏林墙！”“打倒墙！”有人站出来高呼着，结果一呼百应，数十万人一眨眼工夫居然把延绵数十里的柏林墙推倒了。

　　“德国的统一，是东德人创造的，不是我们西德人创造的。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伟大革命。”阿克曼这样评价。

　　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墙

　　柏林墙倒下的第二天，在东德做研究员的默克尔就带着妹妹到西柏林百货公司“朝圣”，首次品尝了来自意大利的奶酪。 如今，作为德国统一后首位来自东部的总理，默克尔成为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真正的主角。

　　柏林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默克尔和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起重新越过柏林墙一处检查点“伯恩霍莫大桥”——20年前最早开放的东西柏林边界关卡。“即使上世纪80年代，我都不敢相信柏林墙能在我有生之年倒塌。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想到，德国和欧洲能统一，这种幸运让人难以置信。”默克尔说。

　　来到柏林墙的脚下，看到欢呼的人群，阿克曼再一次落泪了，但心境却与20年前大不一样。

　　1989年11月9日，阿克曼正在北京为刚成立的歌德学院奔波。当天晚上，通过电视他看到柏林墙倒的消息。东德人爬上柏林墙挥舞双手的画面击中了阿克曼的内心，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他流泪了。

　　“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墙。”柏林墙已超越了政治意义，而是对生活的一种象征。这是时隔20年后，阿克曼再次流泪的原因。

　　柏林墙推倒后，每天都有几万人从东德涌入西德。当年，西德政府给每个访客100马克，作为欢迎的礼物。然而今天，这种不平衡似乎并未改变， “统一代价之大”也越发引起东西部同样的不满。

　　柏林自由大学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2%的前东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表示，如果柏林墙没有被推倒，柏林形象会更好些。柏林墙拆除20年后，许多前东德居民认为，前西德接管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而前西德民众说，他们不情愿再支付高昂的“统一税”。

　　从1991年开始，联邦政府累计向东部地区输血总额已经达到了1.3万亿欧元，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居然还是未能拉平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差距。而前东德人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怀念也令西边的人厌烦。

　　德国东部的失业率几乎是西部地区的一倍左右，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和西部有着明显差距，有四分之一的东部地区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都令联邦政府头疼。最乐观的估计是，等到2019年，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可以达到西部的平均值。

　　“纪念的最好方式是思考。伤痛的记忆固然重要，最需要的是未来的思考。是伤痛教会了德国人思考。”阿克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