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的未来之路

　　有关东亚共同体的热议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上世纪30年代和2005年都出现过类似讨论。前两次讨论都处在日中关系恶化时期，而此次是伴随着日中关系的修复展开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大连)

　　11月2日，汇集中日两国政界、工商界、学术界以及媒体代表的第五届 “北京－东京论坛”在辽宁大连市举行。作为日本政权更迭后的首届论坛，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倡议的“东亚共同体”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此前，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获选当日便提出，新政府外交的核心内容是“东亚共同体”设想，但成员国的范围以及是否包含安全保障框架，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作为特殊的公共外交的平台，论坛上汇集的声音正试图勾勒出更详细的“东亚共同体”蓝图。

　　“公共外交”直面尖锐话题

　　今年9月16日，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当选首相后的首次记者会上提出，尽管亚洲各国体制有很大差别，他对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实现“共同体”抱有信心。

　　这一表述立即引起中国的反应，在次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愿同东亚各国深化合作，向建立东亚共同体目标迈进。　

　　此后，鸠山在多个场合“推销”其“共同体”构想，甚至在10月东盟峰会上，将该设想提升至引领未来世界的高度。

　　日本国内的分析人士称，鸠山由纪夫力推“东亚共同体”， 旨在实现东亚世界更高程度的合作与共同繁荣，并推动日本的“第三次开国”。这样的外交战略不仅通过官方会议“推销”，还尝试通过多种渠道游说。

　　在11月2日举行的“北京－东京论坛”上，日本派出了众议院原副议长、民主党最高顾问、日本驻华大使和众议院议员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

　　“北京－东京论坛发轫于2005年小泉内阁时期，现在已是第五次了，日本正好换了五次内阁，而中日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深入。”力推“公共外交”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说。

　　赵启正介绍，作为区别于政府间对话的“公共外交”渠道，论坛对话的各方可以不拘泥于严格的外交语言，直面东亚共同体的困难、障碍因素以及未来方向，“并没有只谈友好和文化而回避尖锐问题”。

　　谁来主导共同体

　　鸠山执政以来日本政府外交的核心是 “东亚共同体”，但成员国的范围以及谁来主导并没有明确的定位。

　　在10月底召开的东盟峰会上，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由“东盟+6(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而中国则主张“东盟+3(日中韩)”。而且中方明确表示，不应该把意识形态差异问题化，应该尊重各国的主体性。

　　显然，日本希望将印度、澳大利亚也纳入进来，而中韩则更倾向于日中韩三国。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此次论坛上，

　　日本丽泽大学教授、政论家松本健一提出，鸠山在组阁之后第三天曾提出，希望东亚共同体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贸易伙伴，同时在韩国设秘书处。“韩国应该在中日之间发挥作用。”

　　在11月3日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建议，在欧盟的建设过程中，法、德都没有成为主导，小国的利益和建议，只要有利于共同体的，一样应该接受，“10+3”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协商机制，“不必在细节上争来争去”。

　　同样在谁来主导这一问题上，中国认为东亚峰会应由东盟组织来主导，而且需要在“10+3”框架的基础上来进行东亚共同体构想。日本在参加峰会之前，则大谈日本可以在亚洲起到“经验领袖”作用，同时致力于让东亚区域外国家一同与会，虚化“10+3”机制和主导东亚峰会的意图呼之欲出。

　　对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陈昊苏提出，不建议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使用主导一词，改为主体，东亚联合以后东亚各国都应成为主体。

　　而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明石康则认为，以东盟为主导是个很聪明的做法，应该以更多数的东盟各国为主导而不是在两个经济大国之间争夺。

　　“共同”的未来

　　曾担任日本众议院副议长的渡部恒三是东亚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虽然争论仍在继续，渡部恒三却对中日之间的合作表示乐观。

　　战争时期，许多日本人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这些孩子大多由中国人抚养成人，这令渡部恒三非常感动，因此他强烈建议民主党推行东亚共同体政策。

　　作为日本政界的元老，渡部恒三在1972年曾随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来到北京，亲眼见证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共同举起酒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共同体构想正朝着实现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渡部恒三说，有关东亚共同体的热议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上世纪30年代和2005年都出现过类似讨论，前两次讨论都处在日中关系恶化时期，只有此次讨论是伴随着日中关系的修复展开，这是一个春天的信号。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渡部认为，中日之间可能在经济上会发生很多问题，或者在安全上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一定会有心与心的交流，中日两国以后一定会携起手来为世界做出贡献。

　　日本政治评论家松本健一对共同体的未来同样充满信心，欧盟的最终形成是因为有一个民主的共性，大家相互认可，相互承认。亚洲则有文化上的共同性，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都强调人和自然共生，人与人共生。在松本看来，这一文化上的共通显然是未来共同体的基础。

　　与日方的乐观相比，中方的代表则表现了不同的谨慎态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欧洲共同体的诞生以法德和解为基础，但欧共体内的国家拥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与价值观。中日在战后没有处在同一个体系当中，甚至一直到1972年才建立邦交关系。加上当今的东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与历史问题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实现东亚共同体并非易事。

　　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说，欧共体从二战后起步，先后经历了数十年，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建设同样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亚洲的关健是如何寻找共同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在前往东盟峰会的飞机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指出，东亚各国社会经济制度不完全一样，发展水平也不一样，要形成一个共同体，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过程。

　　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是最早和东盟建立合作的国家，目前“10+1”会议、“10+3”会议和东亚峰会有合作基础，中国与东盟也有合作的具体规划和措施。这三个会议为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全力把这三个会议进行好，将来才有可能建立东亚共同体。

　　显然，在所有关系中，中日关系已成为影响共同体未来的最重要因素。

　　虽然前路尚远，中国官员仍对未来的共同体充满期待，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大连期望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落户。

　　在这个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地级市，30年来与日本地方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几乎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