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引发了欧洲和美国的环境主义浪潮。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规划，各国开始认识到必须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政治：从边缘到中心

　　本刊记者 王博

　　11月，灾难大片《2012》渲染了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在影片带来的悲剧情绪还未散去的时候，12月，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与虚构的《2012》相比，这个会议关切的是实实在在的地球灾难，被称为“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

　　从“寂静的春天”到绿色政治

　　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书籍报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那时，“征服”仍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但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发达工业国家，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公害事件已经频繁发生。比利时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这些公害事件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人们的环境意识也随之开始觉醒。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此书与她稍早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连载文章一道，第一次对“征服”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批评矛头直指危害环境的化工巨头和其他利益集团。随着《寂静的春天》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在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环境保护。

　　60年代是动荡的时代，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与反对冷战和越战的政治诉求同时出现的，还有反对高消耗、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反对单纯追求经济而漠视信仰和社会问题，呼唤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思潮。70年代的几次重大事件更使这种理念深入人心。

　　1972年，厄尔尼诺现象大爆发；同时，中美洲、西非、印度、澳洲、中国和苏联都发生大旱，全球出现空前的粮食短缺。同一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引发爆炸性影响。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炮声和余烟中爆发，西方经济也从此步入长达十几年的“滞涨”衰退。

　　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引发了欧洲和美国的环境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在知识界、政界、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多个层面席卷欧洲：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为代表的生态主义开始影响知识界和精英的环境意识；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许多环境组织成立，以环境问题为中心的游行示威不断发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推行环保政策；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学生运动开始向环保运动转型。1977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各阶层人士参加了盛大的环保游行。这一天也因此被定为地球日。

　　从欧洲开始，环保运动很快走向制度化并力图影响政府政策。许多环境组织逐渐大型化和国际化，环境运动组织纷纷联合起来，“由绿而党”，纷纷改名为或被视为“绿党”，成为欧洲政治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新兴政治力量。到了90年代，“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

　　绿色思潮的全球扩展自然也一直在促进着关于环境问题的全球协商。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这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全球性气候和环境大会。18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非政府组织也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气候政治的世界政治舞台。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即《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联合国防止地球变暖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化公约》两个公约。

　　气候变化引起安全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是作为环境问题而由科学家提出并加以讨论的。1974年，世界气象组织开始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将环境、气候变化、外交和安全等问题联系起来。直到1988年，“气候变化”问题才逐渐引起了大众关注，有了上升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可能。

　　8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全球变暖现象日益明显。面对科学界逐渐形成的关于全球变暖趋势不可避免的共识，1987年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首次在官方意义上使用了“环境安全”一词。

　　1988年是“气候变化”等问题作为安全、外交问题引起公众关注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美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干旱，提供全美粮食的核心生产地带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国会对气候变暖的后果感到震惊，并就此举行了听证会。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在听证会上说，有99%的把握可以确信，由于人类推动了温室气体向大气中的排放，气候确实在变化，温室效应已经发生。他坚信，理论与预测如今都已经变为了现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温室的世界之中”。

　　同年6月，加拿大政府在多伦多主持召开了堪称第一次由各国决策者及科学家共同参加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主题是“变化中的大气：全球安全的含义”。在这次会议上，科学家提供了关于气候与海平面的可能上升值的预测，来自40多个国家的政治家则讨论了此变化就其本质而言所带来的安全、经济与政治后果。会议达成如下共识，即“人类正在进行一场自身未曾意识到的、难以控制的而又遍及全球的实验，其最终后果或许仅次于一场全球核战争”。

　　将气候变化纳入各国决策者视野的努力通过1988年8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气象组织建立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机构试图为决策者应对全球变暖威胁而采取适当行动提供尽可能科学的依据。

　　自1989年到90年代中期，较为系统地分析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家安全存在紧密联系的有分量的专论性文章纷纷涌现。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界定，需要“包括资源、环境与人口因素”。而且，对于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单个国家或者国家团体没有能力加以应对，人类如要继续生存下去，就需要充分采纳新的思维方式。

　　而冷战的结束，为气候变化议题成为全球性政治问题、进入各国政府的决策领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气候谈判全球磋商历程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规划，各国开始认识到必须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协议、采取措施，通过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进程。于是，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开始启动。由于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与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攸关，彼此间的矛盾冲突点较多，谈判进程比较缓慢。

　　总体来看，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大致可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和生效阶段、《京都议定书》谈判和生效阶段，及后《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

　　1988年，联合国第43次大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要求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到2005年减少20%，到2050年减少50%。1990年，联合国正式决定发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并成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从1991年2月起，经过15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92年5月通过，并于同年6月在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由各国签署。1994年3月21日，“公约”生效。

　　1995年3月，在柏林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柏林授权”，议定书的谈判启动。1997年12月，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京都召开，谈判达成《京都议定书》，首次定量确定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限额(2008~2012年平均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5.2%)。《京都议定书》反应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也提出了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控排放目标的“灵活机制”，即排放权交易机制(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由于各谈判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种种分歧，谈判曾几度遭受重大挫折。经过《公约》缔约方七次大会，各国基本完成了谈判任务，但由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原因，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许多指标和义务都已经大打折扣。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此路线图将美国纳入其中，并强调了以前历次谈判中都易于忽略的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及资金问题，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2月7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正式开幕，来自192个国家的相关人士将在为期十天的会议中一起商讨第一承诺期之后的减排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在致辞中呼吁各方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有效协议，提出严格的减排目标，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随后分别发言支持德布尔的呼吁，强调发达国家应当履行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对此要求，美、日等“伞形集团”国家和欧盟的代表以愿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合适份额”的资金作出回应。纵观各方言论，“期盼本次大会能够最终达成一份有约束力的协议”已经成为共识，这为接下来的持续会谈带来些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