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进行时

　　来自192个国家的普通民众与政府首脑齐聚哥本哈根。12月上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召开。这是人类为了拯救自己而进行的一次超大规模的集会

　　本刊记者/ 严冬雪(发自哥本哈根)

　　走进贝拉

　　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全球与会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在哥本哈根最大的会议中心——贝拉中心召开。丹麦人为了这个全球性的会议，似乎为可容纳1.5万人的贝拉中心准备好了一切可想象的措施。可是，开幕当天到场的3.4万人用超出一倍多的数字挑战了“贝拉”的接待极限。

　　通过安检区域，首先到达的是NGO区。在这里，上百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搭建好展位。参会人从这里开始，迎接会场里的首轮“信息轰炸”。

　　随着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多等气候问题的出现，上世纪90年代初，人类开始关注气候变化。经过多方讨论和专家论证，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框架公约》)。这是一份为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

　　同年6月4日，《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在两年后开始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该公约的生效开始，一个此前只存在于学者口中的话题——气候变化——第一次有了足够的力量将整个人类社会约束在一起。

　　作为一纸召集令，从1995年开始，《框架公约》集结全球国家召开一年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参会国家为该公约的缔约方成员。截至2004年5月，已有包括中、美、英、法、德在内的189个国家成为缔约方。

　　在首届会议上，缔约方认为《框架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不充分，约定最迟于1997年签订另一份文件议定书：对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对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具体的规定。

　　1997年，缔约方第三届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闻名遐迩的《京都议定书》即在此次大会上得以通过。《议定书》明确规定：到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包括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东欧各国均在约束范围之内。

　　但火药味很快出现。2000年，缔约方大会的“六岁生日聚会”上，由于国家环境脆弱程度及发达程度差异，缔约方在谈判中逐渐形成欧盟、美国、发展中大国(印度、中国等)三足鼎立之势。作为三足一方的主要成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坚持要大幅度折扣它的减排指标，并最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彼时，议定书甚至还未开始生效。

　　与《框架公约》相比，这部《京都议定书》以明确的条款与具体的数字规定了各国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行动方式。比如，在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即难以完成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热点是“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提出。CDM关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前者通过给后者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将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减排量算入提供钱与技术的对口发达国家账下。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开始强制生效，目前已有17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了该议定书。在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召开到第15届，哥本哈根被委以重任。人们花了15年才走近“贝拉”，这一届举行于“贝拉”的会议，也因为其任务的紧迫而备受瞩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截至2012年，之后的第二承诺期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后京都时代”即将到来，哥本哈根会议必须做好准备。

　　从餐馆到展馆

　　到12月15日，各方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周多。在贝拉中心内部，公共区域里人最多的地方是餐厅和展厅。即使在非会议区域，电视里播放的唯一主题也还是会议本身。

　　夜幕降临，在会场外的哥本哈根市区，能找到人的地方只有餐厅和展厅。这座城市的黑夜在下午四点即已降临。到了五点钟，街上的商店几乎全部关闭，人们可去的地方只有餐馆。

　　但是在这个月，哥本哈根人有福了，他们终于多了个好去处——展馆。有关新能源、节能宣传、气候知识普及等问题的多项展览分布在这个城市各个角落。各种官方与非官方的宣传覆盖了哥本哈根。国王广场上，一条数百米长的签名布幅围成巨大的迷宫方阵，孩子们在布满签名的“迷宫”里尖叫、奔跑、嬉戏。

　　在地铁沿线的每一站，各式各样的展览与活动都在进行。紧挨地铁Forum站的展馆中，有关新能源展品的展览正在进行。100多辆使用电力或生物燃料驱动的新能源车也以这个展馆为起点，进行一场全部由新能源车种组成的独特赛车比赛。Forum展馆内，除了各家公司和组织为新能源产品精心布置的展台，就连会场饮水处的墙壁上方，都用醒目标语写着“到2025年，20亿人将面临饮水危机”。

　　而在城市最中央的市政厅广场，类似的展馆则更多。巨大地球仪形状的大屏幕耸立于市政厅广场中央，播放着气候宣传短片。“地球仪”一旁是各类展馆，一个名为“未来城市”的展馆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在“未来城市”中，十块大屏幕被用于各城市播放宣传短片。其中东道主丹麦当仁不让占了两席，美国的洛杉矶与纽约也占据两席，英国伦敦、俄罗斯莫斯科，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包括身为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圣保罗市、甚至印尼的雅加达市，都各占一席。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却并无踪影。展馆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市区里唯一一个“未来城市”展馆。

　　在纽约的宣传大屏幕前，人们驻足观看纽约为大楼更换能源系统——包括地标帝国大厦。为了吸引眼球，纽约市政府还在展位放置了一个高达两米的帝国大厦模型。每天，数万哥本哈根市民与游客在这家展馆里听到来自纽约的承诺：到2017年，纽约市碳排放量比2008年降低30%。

　　比起纽约市的积极态度，在贝拉中心会场内，美国政府方面则要保守得多。12月14日，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会场宣布：美国政府将执行一项3.5亿美元的气候变化资助金额。实际上，除去协同出资方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份额，美国提供的资金仅有8500万美元。

　　不仅如此，美国能源部一名官员向中新社记者表示，美国代表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在来哥本哈根之前就已经大体确定，未来出现调整的可能性也不大。

　　China and US

　　在很多人看来，朱棣文在14日宣布的投资计划更像是一场秀——大会进行到第二周，各国部长相继到会，加入谈判代表团，而在两天后的17日，更将有100多个国家的首脑，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领导人齐聚贝拉中心。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选择这样向外界宣布上述计划，颇有造势之意。

　　而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也召开得越来越密集与主动。在设在贝拉会场最偏远角落的C7区，中国代表团那间不足20平米的新闻发布间已日渐狭促。每天下午5点，是中国代表团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时间。近百名中外记者挤坐在发布间内外，争相提问。

　　即使是在中国新闻发布间之外的几十间其他会议室，“中国”二字依然无处不在。不论是哪个国家或组织举办的周边会议，也无论在讨论何种话题，“China and US”总是记者提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

　　China and US，中国和美国，这个被人们频频吐出的单词，同时意味着全球碳排量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正因如此，两国名字总是被放在一起，捆扎成同一个靶子，被放在无数次提问的枪口下。随着会议日程的推进，“China and US”的出场次数有增无减。

　　事实上，中国被放在气候谈判世界舞台的中央，始于巴厘岛气候大会。2007年12月15日，第13届气候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参与下召开大会，通过还处在磋商中的文件。中国代表团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最终，大会秘书长流泪致歉。

　　中国对这一举动的及时阻止非常关键，它确保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巴厘路线图被作为重要的谈判指南，带到2009年的贝拉中心。从7日开始，会议进程持续一波三折——

　　开幕第二天，一份秘密文件“丹麦文本”由英国媒体披露。这份由主办方丹麦协同发达国家拟订的“大会最终文件”引起一片哗然。该文本包含多项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条例：发达国家的排放可比发展中国家多一倍，发达国家的融资大权交由西方控制的世界银行⋯⋯这项被嘲笑为“劫贫济富”的文本激起发展中国家的激烈抗议。

　　由于“丹麦文本”事件的发生，一份由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四国在北京讨论出来的“北京文本”也随之曝光。因为“北京文本”更多地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被解读成对“丹麦文本”的强烈回应。

　　9日，中美“交战”。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派代表于庆泰暗示美国对大会缺乏诚意。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托德·斯特恩则发表措辞尖锐的声明：称“美国不会向中国提供气候援助”，不会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赔偿，也不会加入《京都议定书》或以其他名字命名的类似协议。

　　10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77国集团与中国”要求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在当日深夜的一次谈判会议中，该集团谈判代表卢蒙巴·迪亚平愤然离席，并暗示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严重不足，有人恶意破坏这次大会。此前，中方代表团也回应过欧盟的出资数额——全球人均不到两美元，在丹麦连杯咖啡都买不起，还不够买块棺材板呢！(英文中，“咖啡”与“棺材”发音非常相近)

　　11日，会议进行到第五天，会议官方草案终于出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主席扎米特·丘塔亚尔11日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具有官方背景的草案，对发展中国家坚持的双轨制得到了确认，即：京都议定书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将以京都议定书升级版的形式规定；而美国等非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等国家的参与，则将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给予规定。

　　草案出台后的第二天，会场外，由多个NGO组织的气候游行在哥本哈根进行，超过5万人参与了此次游行。而在场内，190多个国家均表示了对公布的官方草案的认同。

　　14日，会议第二周伊始便出现更大的混乱。原本在会场各处屏幕滚动播放的周边会议日程全部被打乱，变为“灵活通知”。有非洲代表团向媒体透露：在有192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的峰会上，他们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工作组会谈，强烈要求发达国家提高减排标准。这一行动使得当天的正式会议从上午被迫推迟到下午三点才开始进行。

　　15日，100多个国家的环境及能源相关部长抵达哥本哈根。部长们为“高级别会议”拉开序幕。一天后，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和其他100余位国家领导人也将到达贝拉中心的会议现场。

　　⋯⋯

　　在中国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上，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苏伟用这样的细节来描述当前会议形势：前几天，我们每天工作完都是10点多了，这时会场入口存衣处已经下班，我们连大衣都拿不到。但这个情况从14日开始就不同了，因为存衣处工作时间开始延长到晚上12点。从这个工作时间的变化，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大会进程的形势变化。

　　对于关起门来与各国代表团交锋的谈判室内的气氛，苏伟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谈判内容跟各国的利益密切相关，“谈判室里的气氛一直都很热烈与积极。”苏伟说，“敲定最后那一锤子看似容易，但却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12月15日上午10点，哥本哈根开始下雪，气温骤降。为了全球气候问题而聚集在一起的100多个国家的部长与上万民众，聚集在这座北欧城市。在贝拉中心，哥本哈根的任务尚在进行当中，下一届气候大会的主办方莫斯科，便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工作——在会场中心枢纽通道的入口处，是莫斯科醒目的宣传展台，这个展台设在通道的最中央处，这里是所有缔约国代表团的必由之路。                               ★

　　中国的“软目标”和“硬道理”

　　文/王峰

　　2009年11月27日，就在距离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召开还有10天之际，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的碳减排目标：2020年中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40%～45%。这一目标是中国在加入《京都议定书》框架后12年来首次量化了减排二氧化碳的努力。

　　这个目标公布以后，欧美主流媒体对此的反应是复杂的，一方面对中国积极承诺减排指标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又对这一指标可能带来的减排效果表示不满。造成这种不满的原因是，中国公布的减排目标，不是绝对减排量，而是单位GDP的相对减排量，或者说是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概念；而且，基准年不是1990年，而是2005年。

　　鉴于此，欧美国家对中国减排目标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联合国环境公署的目标，全球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需要在2050年达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50%才不至于引起全球气候因为温室效应而剧烈波动。那么最简单而有效的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就是参照欧盟的做法：联合世界所有国家制定一个全球减排时间表，每年比上一年减排一定的百分比。

　　尽管国际上很多气候专家对于中国提出的这个“软目标”并不满意，但是事实上对于中国和其他处于相似处境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做出的这个承诺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征。尽管国家经济总量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五十年需要不断地发展经济来满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求。

　　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一个单一大同的世界，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发展经济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发达国家在国民生活水平达到相对富裕后经济停滞不前，而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单纯地按照一种方法去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是简单有效的，但对发展中国家却代价高昂。如果不能按照最公平的人均排放指标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或者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减排市场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损失，那么单纯限制发展中国家减排显然是不道德的。

　　在伦理方面，对于一个更好生活水准的追求应该是道德的而不是罪恶的。

　　因此，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优先考虑经济的增长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不是追求所谓的“增长狂热”，而是为中国13亿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将依然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必然要消耗能源，在目前的条件下，消耗能源就意味着排放二氧化碳，因此排放二氧化碳在现阶段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我们对繁荣和幸福的追求不能以其他国家人民的幸福为代价。中国必须遵循一个这个地球上大多数国家和种族所接受的发展原则。那么，什么是这个大家都接受的发展原则呢？现在，人类一方面要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一方面又要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对这些资源的需求增长。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效率，以达到既满足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使我们拥有可持续的生活环境的平衡。

　　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正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按照本来的推算，到2020年，中国每年将排放228亿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是2007年排放量的3倍多。但是如果按照国务院公布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这个数字可能会保持在不到两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可以向大气少排放90亿吨二氧化碳，这是目前美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三个全球排放前四名国家的年度排放总和，这就是中国政府减排目标的意义。

　　对于发达国家，基于排放总量的减排目标更有意义，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减排目标显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与不作为相比较，这两种指标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同样重要。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这种思路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增长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困境最为现实的一种方法。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中的增加也历经了一个世纪。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期望在10年或者20年内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需要的时间或许是半个世纪甚至更长。    ★

　　(实习生赵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