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在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上，那些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一次这么集中地被亲历者描绘和讲述，或许胜过任何科学数据和宏大宣言。

　　乌拉圭记者阿维罗从小学地理课上就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个风调雨顺的国家。11月本是乌拉圭的春天，可今年不知为什么天天下雨，甚至下冰雹。国家一半的地域遭受洪水袭击。对于一个连地理书上都说是没有自然灾害的国家，从政府到百姓都没有面对自然灾难的准备。

　　哥斯达黎加的露西亚讲的故事有点伤感。她说，在哥斯达黎加有一种金蛙，全世界只在他们国家的一个地区有该物种。可是近20年来，那个地区的气候发生了变化，以前每天早上的薄雾可以轻抚金蛙的身体，现在金蛙没有了薄雾的轻抚，失去“宠爱”的它们舍弃了哥斯达黎加人，不知了去向。露西亚说，金蛙从此在我们这个世界消失了！

　　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是全世界最高的首都，海拔3600米。那里的记者埃得文说，在离首都不远的安第斯山上有一个叫的的喀喀的湖，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共有的一个高山湖泊，海拔有四千多米。雪山映衬下的那片湖水曾像是神仙住的地方，可是现在冰川在退缩，雪山越来越少。

　　埃得文不敢相信，在那么高海拔的地方，有一天终会看不到雪山。不可预见的是的的喀喀湖，并不是在持续变小，而是根据每年雪山融化程度的不同，有时会突然“水漫金山”，有时干涸近底，连湖边的人吃水也受到影响。两种极端情形的交替发生，让住在湖边的人不得不随时准备搬家。

　　在埃得文看来，反映玻利维亚生态变化的还有土豆，以前有很多品种，现在的品种越来越少，可可豆本是玻利维亚重要的出口产品，现在的产量却在逐年减低，哪还有可出口的，自己用都快不够了。这让埃得文分外遗憾。

　　乌干达的记者阿萨在大会上很安静，不太提问，可是当提及全球气候变化对乌干达的影响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了。饥饿的人们，本来就因缺水，庄稼欠收，现在更要忍受变化无常的大自然的报复。

　　阿萨很愤怒，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工业，却饱受工业化影响的伤害，我们自己的污染是有限的，但却无法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这样的生活，是谁给我们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近年来有一个全球性的“气候见证”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些愿意作为见证人的志愿者，讲述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冲击。

　　奈丽，“气候见证人”介绍上写着：来自肯尼亚的西部，是一位农民。她说每年的六七月份是肯尼亚动物大迁徙的时间，但是去年很多动物在迁徙时死了，因为干旱，没有水喝。

　　奈丽在见证发言中说：现在的肯尼亚，雨季的时间发生了变化，以前全年都是雨季，她还记得家乡在大雨中庆祝圣诞节的喜悦，但是现在圣诞节常常是干燥的。她住的地方本来是高海拔地区，天冷，蚊子不能生存。可是现在，蚊子出现了，疟疾也来了，有人因此丧命，二三十年前，她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达瓦是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他的爸爸年轻时，甚至可以从冰川走过西藏，到达山的那一边，就是西藏著名的绒布冰川。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很多登山的路已经消失了。

　　达瓦让指着一张雪山照片感慨，这是我们的女神，你看这是肩膀，这是两只手臂，好像在抱着我们，这是我们的天堂。可是现在“女神的项链”由于全球升温，已经不见了。

　　印度农民萨哈生活的Mousuni岛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积减少了15%。他也出示了一幅照片，上面标注着他的三个房子，一个在海里，一个在海边，一个在内陆。1970年，第一个房子被淹没了，1992年，第二个房子也被淹没了，现在他住在第三个房子里。

　　在奥地利，自1985年以来，阿尔卑斯冰川缩小了50%，来自那里的一位NGO人士说：山区环境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器官，甚至一块石头也知道气候变化。

　　超出想象的还有，秘鲁的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竟然会下雪，当然不是普通的雪花，而是雪粒。秘鲁记者索里亚娜说：现在的秘鲁，北部气温降低了很多，过去常年是38℃，现在有时只有16℃。

　　在中国的白鳍豚已经宣告灭绝了的今天，我羡慕着哥伦比亚记者安吉拉，他们家乡居然还有着当今世界仅有的四种淡水豚之一的亚马逊豚，当人们在亚马逊河里游泳时，亚马逊豚会跟着人一起游。

　　不过他的担忧正与日俱增，现在安第斯山流出来的水越来越少了，水少了，鱼也少了，亚马逊豚往哪求生？本来哥伦比亚是个四季如春的国家，现在，气温像发了神经，忽冷忽热地抽疯。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身边的灾难，我们记者能做些什么？保加利亚记者亚里那桑德发言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做。这很简单，这也很难。

　　(作者为绿家园环保组织负责人，田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