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吕布 拿起相机，我的手就不会抖！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但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图  马克·吕布(除署名外)

　　马克·吕布(Marc Riboud)的姓，被译作国人熟知的剽悍武将，但有人说，按照法语发音应该翻成“里布”。仔细想想，“里布”+“吕布”，恰恰诠释了这位法国摄影大师羞涩却充满自由精神的个性。

　　3月初，87岁的马克携妻同行，现身上海美术馆，脖子上挂着的，依旧是一架M6莱卡。他坚持抓拍、只用现场光，无数次，这个小相机轻柔的快门，助他走进被摄对象的世界，铸就“跨越东西文化的传奇”。

　　“如果我们要抓住某个瞬间，我们说‘拍张照片’，但其实应该说‘照片抓住了我们’，是图像触发了这种诱惑，刺激我们来抓住这一瞬间，这很有趣。”

　　马克将此次摄影回顾展命名为《直觉的瞬息》。亮相的118组照片时间跨度50年，由马克和助手从35万张小样中精心挑选而出。老人微笑道：“我靠这些档案出了很多书，现在靠它们谋生。”

　　“洋眼看中国”的摄影师，马克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著名的一个。这个“拿小相机的小老头”，上世纪50年代至今20多次来访中国，拍下大量经典照片，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他曾出版过《黄山》、《中国印象》、《中国：旅行瞬间》等摄影集，1966年《中国的三面红旗》在纽约获海外新闻俱乐部奖。

　　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元老之一，马克在全球的跑动半径大得惊人。他主要将镜头对准亚洲、非洲和美国，是越南战争爆发后惟一获准入境的西方摄影师，从越南和美国两个方向记录战争的残暴。

　　3月3日傍晚，马克在其下榻酒店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他常强调自己害羞，事实并非如此，回答了一阵提问，他就对记者说，“来，说说你吧？”聊着聊着，转向边上的摄影记者：“现在太多学校，我不知道他们会教些什么，你在学校学到东西了吗？”谈到女人，他脸上光芒四射：“看到美丽的脸孔、一个美女，我们一定要把她拍下来；如果有可能，我们会想拥抱她，这也许不够体面，但为她拍张照片当然可以。”千万别问他，你这么大年纪还拍照吗？他可能立马就怒了——“拿起相机，我的手就不会抖！”

　　大摄影师不谈自己的杰作

　　马克1923年6月生于里昂，是家中第5个孩子。“在家里，我哥哥姐姐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只在一边悄悄听、默默看。或许是这个原因，我的双眼逐渐学会自己找乐子，形成了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

　　五六岁时，小马克午后常独自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一线从窗帘缝隙滤进的阳光。“每次一有人从窗帘后边走过，他们的影子就把那道光扫向同脚步声相反的方向。这太奇怪了！”若干年后，一节光学课让他明白，当初房顶上的人影原来是个倒像，窗帘缝隙充当了镜片，小马克的屋子在那一刻竟成了一个相机暗箱！“直到今天我还觉得，时常用孩子的眼光观看这个世界，发现那些只有孩子才能发现的奇形怪景，对一个人多么重要！”

　　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羞怯、怕见生人。第一次给人照相，正是这种状态。“那年我8岁，一个人在路边骑车，一对摩托男女停下来，招呼我过去给他们照相。他们摆好姿势，亲热地搂着，我都不敢看他们，胡乱按了快门，递上相机，一句话也不说骑上车掉头就跑。当然，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那张‘生平第一照’了。”

　　中学毕业后，几何成绩不错的马克进入一所工科学院，接着找了份玻璃厂绘图室的工作。1952年，趁着一周假期，他跑去为戏剧节拍照，结果再也没回工厂。

　　一年后，他挎着莱卡相机前往巴黎，在那儿遇到卡蒂埃·布列松，学会使用一种传统镜像取景器——特别之处是，透过它看到的图景是颠倒的。

　　带着这个新家伙，马克在相机里塞了卷底片，登上埃菲尔铁塔。“铁塔正在重新刷漆，我赖在盘旋而上的窄小楼梯上，那里有帮握着刷子的油漆工，实际上，他们更像杂技演员。我很害羞，不敢上前同他们说话。正当我试着构图，一个工人突然头朝下出现在我的取景器里。那一刻，这个神通广大的取景器本应帮我判断构图平衡，结果差点让我自己失去了平衡！后来，我把小样给卡帕看，他圈出了一张。”

　　没多久，照片被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凭着这张门票，马克进了玛格南图片社。

　　“1953年加入玛格南时，我就被卡帕深深迷惑，奇怪的是，2到3周后，布列松成为比我亲兄弟更亲的人。布列松90大寿时，一个编辑要我写点东西，电话里问：布列松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大师？我写的文章开头就说：不，布列松想要的，是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朋友！”

　　在玛格南大家庭，马克收获了很多建议：怎样深入阿拉伯人的生活、从以色列到埃及如何换护照、背着铺盖卷穿越印度时怎样预防在尼泊尔公车上遭抢、怎么对印尼人的礼物表示答谢、怎么在雅典找到正宗好饭馆……此外，无数联系方式为他打开各洲各国各城市的大门。

　　“惟有怎么照相，几乎没任何建议。在玛格南最初几年，我几乎从没听人谈起照相。每次从一段长途旅行归来，这些最伟大的摄影师们根本不谈自己的‘杰作’，只对刚刚造访的国家津津乐道。”

　　正如从前加入地下抵抗组织、放弃原先职业一样，马克加入玛格南后，首要想法就是离开巴黎，到东方待上几年。

　　半个世纪的中国情结

　　“Can you speak Chinese？”(您会说中文吗？)      

　　“Mei You，Mei You。”(没有，没有。)

　　不会说中文的马克，看过黄浦江上的昔日风帆、登过8次黄山、对北京全聚德的方位了如指掌。

　　上世纪50年代，马克用了6个月，从巴黎一直开车到加尔各答。待在印度期间，他认识了周总理身边的人，通过这层关系来到中国。“1956年9月，我接到正式通知，允许我1957年1月1日起待在中国。作为一家法国杂志的记者，我在中国工作过4个月。上海某部门安排我拍制陶工人，但我不感兴趣，希望能参观工厂。他们很不理解，为此，我还罢工了两天。”

　　1957年去延安时，马克拍下一张毛泽东睡过的床。普通的物件，经由他特殊的用光和构图，升起一股宗教感，“毛泽东说，蚊帐是他在延安时期拥有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

　　196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拍下北京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的课堂，“毛泽东严禁所有裸体模特，他们被认为是颓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写照，当年只留下这个课堂还有裸体模特。”

　　同年，他还记录了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前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背后是胡志明与毛泽东的海报；上海码头工人正在向右奔跑，方向与招贴画上毛主席领导下向左前进的工农业相反。

　　进入1990年代，马克多次回到中国。1992年，他将镜头对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传画，拍下脚手架上一名工人为画像着色的照片；1994年，他拍下深圳建议人们购买股票的广告，下面是撑伞路过的行人，广告板上的金币则像雨点般落在木质人行道上。

　　中国的“年轻”摄影家们习惯昵称他“老马克”。1990年代，他与肖全、吴家林、杨延康等人成为忘年挚友，其中，来自云南的吴家林更是借由马克的推荐登上国际摄影舞台。马克说，中国摄影师应该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受一些西方蹩脚摄影师的影响，要用镜头把中国传统的美与真实传递给世界。

　　他拍摄了一系列带有浓重当代意味的彩色照片，表达了他对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所抱有的深情。解说词是这样写的：黄山虽叫“黄”山，但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是蓝色的(1985年安徽)。紫禁城的墙上满是传统的中国红，这是喜庆、富足与幸福的象征(2005年北京)。“没见过的上海”系列中，2005年摄下的里弄生活，虚晃的画面和看似不确定的构图，决然打破了他过去的专属风格。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当我到东方时，我发现东方确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思考方式、行为和文化都截然不同。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麦当劳和所有西洋的东西，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在战乱中心按下快门

　　“我的另一个相机在哪里？伊拉克……伊拉克……”

　　纪录短片《年度瞬间》片头，2003年伦敦反伊战游行，马克将相机举过头顶，对准汹涌人潮。他的身后，正是其1967年拍摄的反越战名作。

　　“1967年10月，我身在美国华盛顿，发现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人流……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为了越南和平游走街头。成千上万年轻人——不论性别、肤色，从四面八方聚拢，向五角大楼示威……我疯狂地按动快门，傍晚时分胶卷已经用得精光。最后一张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那是一朵柔软的花，被固执地举在一列刺刀面前。”

　　20多年后，马克又见到了照片中的女孩Jan Rose Kasmir，2006年两人通了电话，“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为全世界和平而战。我说，如果做这个工作，就不会失业了。”策展人尚陆补充道：“其实马克自己都忘了，他最后拍了两张。全世界都只发表了一张黑白的，非常有名，美国人当时叫做《Flower Power》(花的力量)。最近他还找出一张彩色的，去年巴黎回顾展时，终于调出来了。”

　　短片中，马克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树下，回忆“9·11”。他痛心地闭起双眼：“周二早上9点多，来了个电话。Lida Asher跟我说‘快开电视！’我找到遥控器后，以为要找个新闻频道，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我看到了直播的第二架飞机。我想，即便那些播音员也怀疑第二架飞机是否也是一次事故？！我能做什么？我问自己。我拿出身边的相机对着屏幕拍摄，接着，我跑到时代广场，那里一切正常，人群、出租车，熙熙攘攘。在最靠近世贸中心的联合广场，警察封锁了街道。我们能够看到浓烟滚滚。联合广场挤满了年轻人，大家都在哭泣。有一个人边兜圈子边叫：‘一无所有……无中生无。’”

　　1955年，巴基斯坦边境，部族武器车间里持枪的小男孩，“等这个小伙子长大后，他会拿起枪作战吗？他参加的又会是哪场战争？”；1960年，加纳北部，一个与现代世界隔绝的村庄里，“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跑来欢迎首位西方人的到来”；1969年，越南河内，信奉天主教的妇女在北越Phat Diem大教堂祷告；1971年，印度加尔各答难民营里的年轻母亲；1979年伊朗德黑兰的蒙面者，“是一位试图躲避旁人注视的高雅妇女”……

　　“新闻摄影师嘴上挂着自己那套行话，讲的也是只有他们业内人士才懂的笑话，我总觉得融不进他们那个小圈子——直到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那次，我一刹那间切身体会到他们那种记录新闻事件的迫切欲望，人们为了占领‘拍摄最佳点’疯狂地你推我搡……卡帕总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可现在呢……我们没法再做旁观者，我们本身就是这剧烈动荡的一部分……身体的直接冲突和让人震动的画面完全驾驭了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和整个人群同呼吸。置身人群，我的情绪不止一次被这样调动起来：尼赫鲁的葬礼、尼泊尔国王的加冕礼、1968年5月的巴黎，还有在德黑兰……”

　　我家有一条美人鱼

　　“这是我女儿，像条美人鱼。”

　　说这话时，马克的脸上漾起奕奕神采。

　　相片里的女孩，趴在水池边，贴着几缕湿发，玲珑可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家庭的生活，幸福又辛苦。

　　1981年10月4日，58岁的马克与现任太太卡特琳娜·谢纳(Catherine Chaine)诞下女儿克莱芒斯。不幸的是，新生命被诊断出先天智障。

　　当年，卡特琳娜35岁，克莱芒斯是她第一个宝宝，医生的诊断仿佛宣判了死刑：“那个萦绕在我们梦想中的小女孩死了，对我而言更糟糕的是，一个我完全不想要的婴儿代替了她的位置，她蜕变成一个令我脑海翻腾的词：‘先天智障’。”

　　起初，卡特琳娜充满怨气，根本不愿面对小克莱芒斯。“然而马克的目光在那儿，满怀着爱与盈盈不落的泪珠”，他以悉心的关爱撑起整个家，“为了和我在一起，马克凌晨3点就从我们在都兰的家园赶来了，第二天他还有拍摄任务。”

　　为了消解妻子的痛苦，马克带着她重回当年去过的吴哥。“马克凭着直觉决定带我同行，尽管当时柬埔寨时局动荡，战争涂炭生灵，还差点升级为种族屠杀。……我们首先动身去了河内，那里的一切都让马克回忆起越战时他做过的报道，范文同和胡志明先后接见过他，以及他在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数次旅行。悲伤依旧挥之不去，好像油画的底色隐隐绰绰始终在那里……但是听他讲故事，仰慕他话里话外流露出的清醒与勇气，还是很幸福的，他无论讲述什么都洋溢着幽默与谦恭的气息……极尽谈古论今之能事，来分散我的心思。”

　　“看到吴哥窟那些庙宇与雕塑虽历经战火，却几乎完好无损，他高兴极了。……为了拍摄双乳浑圆、丽质动人的飞天造像，马克像山羊似的爬上崩塌的土块和庙宇的矮墙，时不时在取景器窗口前眯缝起眼睛。他滑下来的时候，我从半空中一把抓住了他的裤腰。那些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在马克的陪伴下，卡特琳娜对女儿慢慢流露出怜惜之情，学会以爱接受残酷的现实。发现小克莱芒斯喜欢在水里扎猛子，马克甚至为她在花园里挖了一个游泳池。克莱芒斯极佳的水性让她有了一片新天地，也有了更多小伙伴。

　　在马克温情脉脉的家庭胶片里，克莱芒斯的脸蛋清晰细腻，像一尊牙雕的小菩萨，那么健康、饱满、美丽；母女相处的欢悦时光，更是令人动容。

　　克莱芒斯22岁时，卡特琳娜写下《有我，你别怕》一书，如实记录智障女儿别样的成长，以及为人母的心境变化：“你的出生是一道伤，而我们俩终于成功地筑起了一道爱之墙，来抵御最初的惊惧。”书本扉页的题字，平淡而温暖：献给陪伴我度过生命中每一秒的马克。

　　《年度瞬间》中有段迷人的影像：高瘦的马克，裹着红围巾、戴着黄绿条纹的绒线帽，走在自家花园里，冬日暖阳下，喃喃自语道——“我喜欢站在这里，当酸橙树的阴影成直角延伸到这里，这就像身体的动脉和静脉……小孩出生时，我们说他见到光了……如果没有光，就没有植物，没有花，世界不复存在，也不会有摄影；摄影——就是光。”

　　我对拍摄暴力心怀抵触

　　——对话马克·吕布

　　这些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淌着血，发出痛苦的哀嚎，在我眼前遭受折磨慢慢死去。让我举着相机挑选角度给他们拍照，我怎么能做到？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北京烤鸭不比以前好，

　　我们就白革命了

　　人物周刊：这次展览，我们看到一张您拍毛泽东的照片，之前没有发表过，当时怎么拍摄的？

　　马克·吕布：1957年，我应邀在北京饭店参加毛主席宴请波兰总理的国宴，出席的有300名贵宾，我是当时惟一的外国摄影师。来到中国后，我就被告知，千万别拍毛泽东，但那次国宴的最后，两三个中国摄影师和我被告知可以去主桌拍照。毛主席站了起来，走到台前，我凑了上去，镜头盖开着，所以我拍到他好几张照片，感觉真不错。当时，我们被告知只能拍正面，但我拍到了他手放在口袋里的姿势(得意地笑)，你知道，那是领导人的非正式状态。

　　主席演讲完，大家祝酒，我抓拍到了他和波兰总理夫人碰杯的照片：照片上酒杯是完整的，但总理夫人只拍到一只手，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手，还有一个女人的手，但不知道那是谁的，很神秘！等我回到法国，我告诉兄弟让，“你知道吗？上周，我见到了毛泽东，和他吃饭了，还拍了他的照片。”他非常惊讶，“哦，这不是真的！”

　　那是一顿很不错的晚饭，有好多桌，我都不记得有些什么食物了……

　　人物周刊：北京烤鸭？

　　马克·吕布：对对对！北京烤鸭。有位中国朋友告诉我，毛泽东和周恩来私下说过一件事，如果北京烤鸭不比以前好的话，我们就白革命了。这真是个有趣的说法！

　　人物周刊：说说您拍周恩来的几张照片。

　　马克·吕布：1965年我拍过周总理，但我觉得1971年拍的那张最好，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每次见面，他都记得我，都跟我握手。我们第一次见面，周总理和来宾握手，了解他的人都用左手。我不知道他在长征中受了伤，不能用右手，当时周总理用他受伤的右手和我握了手，第二次我就知道用左手了。那时候，我跟着一名法国记者同去，等到晚上11点钟，周总理把我们留下来，一直谈到早上4点钟，很有意思。我们谈了一些常识，交流了一些对中国的看法、兴趣，以及来中国的意图，还有中国的艺术，比如国画。我给他拍的这些不是新闻照片。

　　人物周刊：1971年那张照片上，周总理好像做了个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是您让他摆的吗？

　　马克·吕布：哦，那不是胜利的手势。当时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问他，在巴黎留学时学到些什么？他伸出两根手指，说，我学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列宁主义。

　　我没认识任何女孩，

　　但我拍了很多照片

　　人物周刊：作为玛格南图片社元老之一，您如何定义玛格南精神和评价它的体制。

　　马克·吕布：玛格南是一个密切合作的组织，这里有50到80个天才，每个成员都有强烈的独立感和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有责任保护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不同，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照片的美感表现出来，而不是将金钱放在首位。

　　人物周刊：玛格南的新闻照片很强调现场，您怎么看待现场？您工作中最危险的拍摄经历是怎样的？

　　马克·吕布：二次大战期间，我参加过法国地下反法西斯游击队，打过德国兵，那当然很危险。作为摄影师，我也经历过一些危险，但我不愿刻意寻找那样的地方，我一些朋友离现场和死亡距离非常近。通常，我经历的危险只有两三天，有好几个月我都躲起来的。

　　孟加拉独立的时候，军人们在运动场举行演说，作为给听众的额外奖赏，演说结束后他们让狂热的人们“欣赏”如何处置战犯。记者和摄影师受邀来见证这可怕的一幕，我看到其中一个人已经投降了，他们还是用刺刀把他戳死。那景象让我反胃，我没有拍照，仓皇逃离现场，跑去找官员求助，要求他救人。这些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淌着血，发出痛苦的哀嚎，在我眼前遭受折磨慢慢死去。让我举着相机挑选角度给他们拍照，我怎么能做到？我对观看和拍摄暴力心怀抵触。

　　我一直说，我不是新闻摄影师，只是摄影家。玛格南里有不同的摄影师，不只是新闻报道，还有时尚摄影，我也拍过时尚。我只记录吸引我眼睛的、美的事物，最主要的还是拍摄时寻找构图，画面构图是布列松给我的最大启示。一张漂亮的照片，几何感很重要。(随手拿起一张照片比划)就像这张照片，有些圆圈，看上去像两个小球在亲吻，气球代表一种轻松和自由，还有这雾，非常美。我没预先想拍这个，这些球在不停地动，我看到它们，然后按下快门，拍了两三张照片。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种视觉的效果我最感兴趣。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遇见布列松是什么情景，请说说你们的交往。

　　马克·吕布：那时，布列松刚出了他第一本书，大家现在常说的《决定性瞬间》。我之前听说过他，所以去见了他。之后两三年，我们成了好朋友，相互合作，有时他7点钟就打电话叫醒我了。50年代，他在莫斯科拍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回来就给我看他拍的照片。他没教我什么，但他让我意识到照片的整个视觉构图非常重要，摄影的语言就像作家写书的语法，用词要准确。我从他那里学会，(边说边演示起来)看一张照片是不是好照片，要把它颠倒来看，这样我们就能马上感觉到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也好，中国12世纪国画的黄金时代也好，构图都是基础。布列松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

　　人物周刊：听说您1953年加入玛格南时，最崇拜的其实是卡帕？

　　马克·吕布：我没有崇拜卡帕，而是被他深深迷惑。卡帕对我非常友善、温柔，好像我就是一个小朋友。我不记得有没有给他看过我的照片。人家告诉他，有个年轻的马克·吕布拍得不错。那时我的英文讲得不好，卡帕就跟我说，“你去伦敦，做3件事：多认识英国女孩子，学学英语，也可以拍拍照。”我说，“好好好，卡帕，我去。”6个月后，我回到巴黎，跟他说，“我没认识一个英国女孩，也没学到英文，但我拍了很多照片，这是最重要的。”

　　2000人面前，

　　巩俐跟我吻了很长时间

　　人物周刊：展厅的第一张照片，是您1993年拍的巩俐，请具体说说当时的拍摄。

　　马克·吕布：啊，对！你有没有巩俐的电话？我很想给她打个电话！当时我是在平遥，北方下着大雪，我一直跟着《活着》摄制组。巩俐人很好，非常有趣，尽管她不会说英文，但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以为在中国，女人和男人不会亲吻，但是，那次在舞台上，2000人面前，巩俐跟我吻了很长时间……(害羞地笑笑)我给你这么好的素材，你一定要把巩俐的电话给我啊！我知道，她可能在新加坡或香港，我还有些照片没给她呢。我这里有张照片，她坐在沙发椅上，脚上没穿鞋，腿是半裸露的，(开玩笑道)她不是脱光的，我啥也没做，很可惜，我没看到，你千万别跟她说这些哦……

　　人物周刊：还记得14岁时从父亲那里得到第一部柯达相机的情景吗？

　　马克·吕布：我爸爸给我相机的时候什么都没说。这样也好，我就像发现了一台新机器，摆弄着上面的光圈手柄和快门按钮。我告诉自己，把相机放稳，用这个曝光，我想按多长时间就按多长时间。那时我很幼稚，我以为曝光时间越长，照相效果越好。我把相机放在桌上，正午阳光很强烈，我放了两三分钟曝光，我以为，哇，我一定有张很好的照片。冲洗出来后，一片黑茫茫！第一次冲洗胶卷给了我教训，还好，后来我拍巩俐时没犯这个错误。

　　人物周刊：拍埃菲尔铁塔油漆工那张经典照片，应该算是您的第一笔收入吧？

　　马克·吕布：我不记得了，你知道，钱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爱钱，难道你不爱钱吗？这不是个秘密。但我真的不记得具体报酬了，重要的是，它占据了美国《生活》杂志整版的篇幅，那是我发表的第一张照片。

　　人物周刊：您在中国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广州车厢里的一位女士，为什么选择拍她？

　　马克·吕布：当时我很害羞，我不认识什么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习惯等等，但我很急切地想拍些东西，希望回国时能带去一些有趣的照片，这对我很重要。那位女士坐在从香港前往广州的火车上，样子体面端庄。要知道，拍照时，你必须非常小心，很重要的是，被拍的人没有在看你。我拍照是为了记录快乐，如果被拍的人不快乐，那我可以做的就是改变心境，对人微笑。如果你微笑，对方就会回应你的微笑，这很重要。

　　但有时也会遇到比较难的情况，某些国家的人并不是很友好。我去过一些穆斯林国家，在巴基斯坦，我靠近他们，举起相机，暗示要拍照。一些男人冲过来，打算向我扔石头。我就明白了，你得理解一些地方的现状。

　　人物周刊：您还拍过日本车厢里的睡美人，说说您眼中的东方女性美？

　　马克·吕布：哦……(拖长音，点头)我跟东方女性接触很长时间啦！我正期待又一次相遇呢，估计要再等很长时间。所有的东方女人都不一样，我可以看到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分别，我了解日本女人更多些，比对中国女人多一些。(注：马克·吕布出过一本摄影集《日本女人》，销量很好，已经断货了。)

　　人物周刊：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分别是什么呢？

　　马克·吕布：(调皮地)这是个小秘密。

　　(感谢比极影像策展人尚陆先生、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彭伦先生及上海美术馆在本文采写过程中的大力帮助，感谢Louis Le Guillou先生对部分文字的校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