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谁之过？

　　希腊经济危机应该不会出现欧元崩溃和欧元区解体的严重后果，但这场危机背后的欧洲高福利经济模式的弊端，却应该引起深思

　　特约撰稿  赵灵敏

　　2009年10月初，刚刚上台的希腊帕潘德里欧新政府宣布，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将分别达到GDP的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在11月底迪拜债务危机初现端倪的情况下，希腊的情势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新一轮恐慌。

　　12月8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均将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向下调整了1-2个档次。这意味着希腊再向外国投资者借钱，成本会更高。希腊债务危机就此拉开序幕。

　　和迪拜危机主要是国有企业“迪拜世界”的偿付危机不同，希腊危机是希腊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该国现有2800亿欧元的债务，而其2009年的GDP才2400亿欧元，整个国家处于破产的边缘。

　　和希腊危机一起被频繁提及的，还有华尔街投资银行巨头高盛。上世纪末，希腊正在为加入欧元区而犯愁，因为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指标——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但是当时的希腊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高盛遂出手相救，设计了一套结构复杂的投资工具，帮助希腊掩盖真实赤字状况并得以蒙混过关，从而获得了3亿欧元的佣金；在“阴谋论”者看来，甚至希腊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有背后高盛的翻云覆雨：大肆唱衰希腊，从而在“信用违约互换”等资本市场大捞一笔。

　　然而平心而论，高盛的做法尽管有乘人之危和浑水摸鱼之嫌，但也不过是投资银行的本性使然，就像索罗斯当年制造英镑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无可厚非。希腊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希腊经济发展模式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结果。   

　　希腊经济主要靠旅游业和造船业，周期性强，本就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希腊的失业率常年在10%左右，虽然在欧洲地区并不算最高，但希腊人至今仍享有世界上最慷慨、最昂贵的养老金体系，退休工人享有退休前收入的96%。而且，希腊的老龄化负担约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在希腊，公务员是人人皆知的优差，每年有14个月的薪水。

　　根据希腊政府的计划，希腊将在今年把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8.7%，到2012年把这一比例控制在欧盟规定的3%以内。为此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税收、改革养老体系、公共部门减薪等。比如开征燃油税，将个人所得税最高40%的税率起征点从7.5万欧元下调到6万欧元，在未来一年内停止招聘新公务员，工人退休年龄从58岁延长到63岁，等等。

　　而面对政府不得已的改革之举，希腊民众包括公务员以街头抗议和罢工来应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希腊人在福利制度下养尊处优、不愿改革的心理。

　　在欧元区，还有和希腊一起列入“笨猪五国”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这5个国家的首字母组合是“PIGS”，也就是“猪”)，其公共赤字也都超过了3%。但这些国家债务危机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欧洲央行或成员国出面救助的可能性很大，应该不会出现欧元崩溃和欧元区解体的严重后果。然而这场危机背后的欧洲高福利经济模式的弊端，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

　　战后欧洲出现的高福利经济发展模式，本意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但也导致劳工成本过高，社会进取心和创新受影响。许多欧洲人甚至认为福利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就应该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工作时间更短、退休更早，并且享受着高税收带来的完美的医疗保障。但欧洲人正在老去，能为这种舒适生活支付账单的年轻劳工却越来越少。

　　在金融危机之下，欧洲内部对高福利制度的非议也开始出现了。德国《图片报》近期公布了一张德国失业者和工作者收入对比表，结果显示，不少工作者的收入竟比不上失业者。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日前公开批评德国失业救济政策将大量税收付给失业者，导致“懒惰阶层”滋生。他要求领取失业金的人必须承担工作义务，如在下雪后上街扫雪。但对在高福利体系下养尊处优惯了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一种必须重新适应的新情势。显然，不仅希腊，整个欧元区都要被迫面对痛苦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