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布朗与“彼得定律”

　　蔡子强

　　1969年，Laurence J. Peter博士发表了《彼得定律》(The Peter Principle)一书，主旨是：在一个有一层又一层不同职级和岗位的科层组织里，很多人往往由原本轻松胜任的岗位，晋升到无法胜任的岗位，最终以失败收场。

　　每个岗位都有不同要求，能够胜任一个，不代表能胜任另外一个。如果你在一个岗位做得好，加薪作为奖励不是问题，但“升职”的话，便存在这样一个逻辑上的谬误和盲点。

　　作者在书中搜集了数百个案例来说明有关理论，例如：

　　一个工程维修部的领班，性格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深获赞誉，下属尤为喜爱，上下一心，士气高昂。他因此获得赏识，晋升到监工位置，但因为性格太过和善，根本起不了监督的作用，该硬却硬不起来。称职的领班，最后却变成了失败的监工。

　　一位将军原本忠肝义胆、作风豪迈，作战时身先士卒，麾下将士纷纷视他为偶像，死心塌地追随他南征北讨，打了很多漂亮仗。由于战绩彪炳，最后晋升为国防部领导。当了高官后，再不需要带兵打仗，反而需要花大量时间与政客和官僚周旋，还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豪迈、不拘小节的他无法适应虚伪、迂回的官场那一套，常常与人冲突。他的粗线条作风亦令他在社交圈丢人现眼。结果他处处碰钉子，最后沦落到酗酒、动辄乱发脾气的地步。

　　最近一个可以用来说明“彼得定律”的最佳例子就是领导执政的工党在大选中受挫而被迫下台的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

　　晋升首相之前，布朗担任财长，1997至2007年的10年间，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不但让英国经济欣欣向荣，还进行了不少改革，例如把议息权力移交给英伦银行，让货币政策变得独立自主。

　　2008年10月，当金融海啸让欧美经济危如累卵时，戈登·布朗推出政府注资银行的救市方案，有别于美国小布什政府购买有毒资产的方案，旋即被欧洲国家争相效仿，就连新鲜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克鲁格曼、对冲基金教父级人物索罗斯等，也放下门户之见，褒英贬美。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只得妥协，推出类似方案救市。于是，一夜之间，布朗成了众口称誉、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白武士。他的金融专长，再也没有人怀疑。

　　问题是，拥有丰富的金融知识、理财能力，可以胜任财长一职，却不代表可以做好首相。作为阁揆，需要有另外一套才能以及领袖魅力和风范。

　　偏偏布朗不但欠缺亲和力，而且还脾气躁狂，不容异见，使执政团队士气涣散，更曾被传粗暴对待下属。大选前夕又闹出忘记关掉麦克风导致出言不逊辱骂选民言论曝光。这都显示他情商甚低。

　　另外，当今影像媒体极度发达，政治领袖极为需要面对镜头之魅力和风采。布朗并非雄辩滔滔、能言善辩之辈，电视辩论三战三败，使工党选情雪上加霜。这些都显示他并不是做首相的料子。

　　难怪有评论说：“他把唐宁街10号的大门钥匙拿到手之日，也就是他走政治下坡路的开始。”传说当年布朗因为自觉财长做得出色，便向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弄得灰头土脸的布莱尔逼宫，要求后者让出首相一职。如果传言属实，如今布朗含恨下台，就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一个政党往往需要两类领袖，一类是“魅力型”，另一类则是“组织型”。两者分工，各司其职，互补不足。魅力型的领袖，谈理想，谈愿景，谈理念，谈民主人权，为人风趣幽默，感情丰富，高谈阔论，充满自信；组织型领袖则重视战术，精于计算，擅长操作，算无遗策。后者如果看不到自己与前者的分别，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就妄想取而代之，结果只会自取其辱。

　　我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就是深明此道的一位领袖。权延赤所著《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曾对周恩来的领导风格有很精采的分析，以下容我引述。周恩来曾多番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帅才。他赞赏邓小平的特色是“举重若轻”，而他自己则是“举轻若重”。

　　周恩来往往处理公务至通宵达旦，辛劳过度，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好。他身旁的人忍不住劝他不要管得细，管这管那，有多少精力都不够。但他还是拿起一份又一份的文件，叹气说，“这件不可不管，那件不可不管。”事无巨细，总是放不下。有些连部长、司长、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周都来者不拒，管得仔细认真。

　　有人劝他把一些文件分给邓小平，周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毛泽东却刚好相反。他是那种天生的领袖，虽不如周恩来般细心和凡事亲力亲为，但他懂得用人，这便足够。

　　“大跃进”后全国3年困难时期，他找来了陈云，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到“文革”要进行政治斗争，他又用林彪，说：“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文革”末期，他又敢起用屡被“贬谪”的邓小平，使濒临崩溃的经济起死回生。

　　这就是“帅才”与“将才”之间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