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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权贵世家操纵政治经济 普通民众承受不公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9日08:40  环球时报

  美国人对成功实现“美国梦”的家族曾有很高的评价,但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女儿举行了一场豪华“世纪婚礼”后,不少人对这些权贵世家投去了挑剔的目光。“受刺激”的不止是美国民众,整个英国被2500个家族操纵,日本多位出自政治世家的首相走马灯般执政,法国总统与大企业老板“称兄道弟”,这种种情形在西方世界轮番上演,令西方民众与新权贵世家这两个阶层间的“玻璃天花板”越来越厚。更多的欧美草根民众甚至中产阶级无奈地发现自己和那些几乎在教育、就业、从政等所有领域都沾光的权贵世家子弟早已无法公平竞争,这让他们感到失落,甚至“有些绝望”。

  美17%议员来自“议员世家”

  “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它对美国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的开篇中写了这句话。托克维尔到美国时,美国独立仅60年,还是一个刚摆脱欧洲王公贵族支配,正试图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国家。当美国建国234年之后,“身份平等”的情况正受到两百多年来形成的名门世家的冲击。如果只看姓氏,美国国会也有“世袭”的传统,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等姓氏在过去两百多年里反复出现。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家族成员,目前有17%以上的国会议员来自议员世家。排在前列的是哈里森家族(8名)、弗里林海森家族(6名)和肯尼迪家族(6名)。

  美国畅销书《说说裙带关系的好话》中详细描写了布什和肯尼迪两大家族的一次聚会:2001年11月,美国司法部举行仪式,庆祝该部大楼命名为“罗伯特·F·肯尼迪大楼”。参加庆祝仪式的嘉宾有时任总统小布什、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及肯尼迪家族的众多子女。约翰·F·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他的一位后人在答谢演讲时引述了他的一句原话:“我努力工作,充满雄心,全身心地投入,这时我哥哥当选了总统。”话音刚落,全场哄然大笑。该书作者亚当·贝娄评论道:“这个笑话让他们联想到一项事实,如果没有和约翰·肯尼迪、老布什两位前总统攀上亲戚,他们所有人都不可能待在现在的地方。”如今,老布什总统的长孙普雷斯科特·布什也开始进军政坛。

  在英国政坛,祖孙、夫妻都步入议会的情况同样存在。英国《泰晤士报》直言,很多英国政治家认为,治理英国的应该是精英,而不是民众。因此有人说,英国社会从来就是一个由富人来制定规则,维护富人利益的社会。在克林顿给女儿举行豪华婚礼后,英国广播公司也讽刺说,许多欧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皇室,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克林顿家族扮演了这一角色。

  从上学到从政都能沾光

  英国伦敦67岁的老人沙兰特在议论今年当选的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时说了一句话:“折腾了几年,结果选了两个‘国王’”。43岁的卡梅伦来自保守党世家,其祖父辈靠金融起家后成为上流社会的常客。因此,卡梅伦在大学毕业后就直接经家人介绍进入了保守党中央总部工作。同龄的克莱格则来自白金汉郡的殷富世家,父亲是有名的银行家,与前财政大臣是老朋友。一些英国评论人士认为,比起出身工人家庭、仕途坎坷的前首相布朗,卡梅伦和克莱格如果没有家族势力和关系网的长期帮助,很难如此的“年轻有为”。当上首相后,卡梅伦一直试图扭转人们对其权贵背景的看法。他表示很喜欢反映阶层冲突的歌曲《伊顿来复枪》,这首由上世纪70年代著名现代主义乐队Jam创作的歌曲唱道:“穿着制服,打着领带,除此之外你得到了什么机会?”但Jam乐队主唱保罗·韦勒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却反问,“还有什么他没得到?”最近几年,引起英国民众注意的还有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及其在国会担任议员的亲弟弟乔·约翰逊,哥俩来自一个富裕的保守党世家。细心的英国媒体还打探到,鲍里斯与卡梅伦同为一家美食私人俱乐部会员。

  因为沾了家族的光,在小布什总统当政期间,副总统切尼的女儿伊丽莎白被任命为国务院副助理秘书,国务卿鲍威尔的儿子麦克尔被任命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不仅如此,权贵世家的孩子比普通美国年轻人享有多得多的资源。比如在高等教育机会上,新权贵世家成员往往是美国昂贵的私立大学的校友,每年给学校大量捐款。在录取时,校友的孩子不需要出色的成绩单、不需要申请奖学金或助学贷款,一样能进入常青藤名校。在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就连美国银行也被披露设立了一个秘密部门,专门为议员、州长等权贵家庭提供利率比市场上低得多的房贷。

  最近,法国女首富、欧莱雅集团董事长贝当古夫人的家族财产纠纷把现任劳工部长沃尔特和总统萨科齐都扯了进去。沃尔特被怀疑利用关系和职权让自己的夫人去欧莱雅任职获取高薪,并减免欧莱雅的高额税金。萨科齐则被爆“收受贝当古夫人的政治献金”。主编《资产阶级社会学》一书的学者米歇尔·潘松认为,虽然现在法国社会民主化、连股票市场也出现大众持股人的现象,但权贵阶层却在不断发展,“21世纪初的法国是一个有着深深不平等的社会”,他们世代相传,而财富与权势又不断增长,他们未必都是政界要人本身,但会通过政界人物来代表或实现他们的利益。据最新一期法国《焦点》杂志报道,法国人虽然认为社会贫富分化难以避免,但对政界与财富的结合很反感。《新观察家》杂志曾罗列了围绕在萨科齐身边的大家族和企业集团,他们的生意涉及建筑、电信、媒体、拍卖、奢侈品等。路易威登集团老板做过萨科齐的证婚人、《巴黎竞赛》周刊老板被萨科齐称为“我的兄弟”。

  隔断阶层的“玻璃天花板”越来越厚

  英国国家统计局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英国一半数量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只占所有家庭财富总量的9%,而10%最富有的家庭占了全国私人财富的44%。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族手中,2500个家族则操纵着整个英国。普通百姓对这些权贵家族的看法总是很复杂。凯文·罗宾逊已年过半百,来自工人家庭,凭着自己的才干做到一家公司管理层的职位。但他最近写信向媒体抱怨,自己如此努力,还是没有能力将儿子送进哈罗公学,因为时下隔断英国社会阶层的“玻璃天花板”比他年轻时还要厚。《环球时报》记者不止一次听到伦敦年轻人抱怨,即使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像金融家族的年轻后辈那样做到高层管理。失落情绪也在日本出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一位学者曾撰文批评“政治特权阶层让年轻人感觉森严的社会体制序列和门第是无法挑战的”,从而失去奋斗的动力,“知识无法战胜权力和财富的联合,并最终被驱逐,这让人心寒”。

  法国教师德拉封表示:“每个社会都有有钱人,一些法国大家族的财富是经过好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对此我们就认了,但如果靠我们选票上台、演说时头头是道要为大众服务的政界人士与这些有钱人关系太近,就很难为公众所接受。”因此,当萨科齐当选不久就接受一位老板邀请去马耳他度假后,他的民意支持率开始猛跌。当萨科齐的儿子要去巴黎商业区当管委会主席这样的肥缺时,公众的反对声就更响了。在《费加罗报》的网民留言中,多数人认为这是“儿子在利用老爸的资源”,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一位母亲抱怨说,自己儿子有硕士学位,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凭什么一个不如她儿子的青年靠着父亲就可以有这样好的位子。

  日本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中“子承父业”或“沾亲带故”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东京大学教授岩井智明认为,“来源于政治家族的政客”占了日本议员总数的一半左右。就连以“锐意进取”形象示人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现在也放下“架子”全力帮助次子成为政界“新星”。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已有好几位首相来自“政治世家”。日本《周刊文春》在分析安倍、福田、麻生、鸠山等人首相生涯为何短暂时说,这些“新政治权贵”直接继承了家族太多的政治遗产,“没有受到足够的培养和磨炼,不具备执政能力”。早稻田大学研究生新庄认为,“尽管民意对无名的草根政客还缺乏信任,但在目睹了那些政治世家后人的表现后,民众会感到有些绝望”。

  在谈到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小渊优子26岁就成为议员,34岁进入内阁时,早稻田大学研究生笠原认为,这些政治家族的前辈普遍会在早期给自己的孩子传输一种“权力即财富”的体验和观念。对于日本政治权贵“垄断权力”,日本民众多数表示“不满但却无奈”。这让不少日本民众陷入“政治冷淡”乃至“政治厌恶”。

  民众对于权贵家族也不全是厌恶或不满。比如,对于这些家族的风流韵事似乎更包容。克林顿的绯闻虽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让他受人唾弃或一蹶不振。几年前,记者一位曾在联合国基金会工作的美国朋友跳槽到国会做议员秘书,她非常骄傲地向大家强调,自己的上司会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因为,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虽然每个州都有两名参议员,但是他们的名望、资源和能给下属带来的机会是截然不同的。去年8月,爱德华·肯尼迪逝世,他家乡的《波士顿环球报》称,肯尼迪家族最让人记住的不是他们的显赫身世或“被诅咒”的悲惨命运,而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波士顿当地人说:“美国也不是绝对的平等,你可以姓罗斯福或肯尼迪,享受富家子弟、名门之后的优势,但你若选择从政,就必须是公民权利的捍卫者。”

  东西方都要慎重对待新垄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西方出现的这些权贵世家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精英政治”,精英政治对社会发展有利的一面是,它可以节约人力、物力,但另一方面,精英政治也会导致其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忽略掉弱小群体。

  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认为,“无论多么民主的社会,信息是不平等的”,精英拥有更多的信息,这让他们更有利于进行交易。社会评论家大原明则表示,“如果特殊权力强大到了无法质疑和挑战,并在某种情况下‘绑架’社会意志的话,那么能够平衡这个社会的公正可能就会被驱逐”,从而使这个社会偏向“愚昧的垄断”。他认为,这个问题,无论是欧美民主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需要慎重对待。

  (本报驻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特约记者 纪双城 陆乐 姚蒙 卢昊 本报记者 杜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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