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自由市场开到了革命广场

　　放松对小企业的控制，裁减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允许私营企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不少观察家认为，高度忠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古巴将有变革大动作

　　文|《小康》记者 张旭

　　2010年8月13日是古巴资深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84岁生日。自2006年7月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后，卡斯特罗已近4年不曾公开露面，而是将权力转交给“年轻人”——76岁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然而自今年7月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却连续多次公开露面。

　　“卡斯特罗现身，意味着什么？”一时间成了无数人揣度的话题。有人认为，他是想阻止弟弟对美国开放；有人觉得，他想昭示自己仍能左右政局；还有人评价，他是想提振古巴共产党人士气……

　　众多猜测中，还夹杂着一种说法，按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这个双手颤抖、说话结结巴巴的老人已不再是2006年7月将权力移交给弟弟的那个坚强的战士。尽管他又一次穿上他的橄榄绿军服，但那个曾经在电视节目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让荧屏前的人们绷紧神经的人，那个执掌着生杀大权、制定法律而不需考虑任何人意见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卡斯特罗时代已然结束，古巴，势必要开始改革。

　　但显然，在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看来，近日由其主导出台的种种“发展私营经济”的举措，更应称为“更新”、“改进”，而非“改革”——2010年8月1日，劳尔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未来五年内，古巴国营单位将裁减100万冗余劳动力；为帮助这些人再就业，古巴政府准备发放更多的私营执照，并制定更加灵活的雇佣政策。

　　自1968年3月，被古巴人称为“总司令”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起名为“革命攻势”的国有化运动以来，私营企业在古巴几乎禁绝。虽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为使古巴度过难关，“总司令”曾在坚固的计划经济框架内做过些微改革，但显然，当年“总司令”以及古巴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反感，远比那些改革措施出名得多。

　　因而，如今当劳尔提出“发展私营经济”举措后，不少观察家认为，这个高度忠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必将有变革大动作。

　　经济低迷挑战优越性

　　其实，改变早在几年前，就已悄然发生。

　　“自由市场已经开到了革命广场，小商贩们都在此摆摊。”当2007年再度游历哈瓦那时，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曾担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徐贻聪颇感不可思议，“老卡的办公室就在广场旁边。”

　　革命广场上的小贩们是否拥有私营执照，3年前的徐贻聪没去求证。路透社(Reuters)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底，在总人口约1100万的古巴仅有14万8千人是合法的私营经济从业者，这使得广场小贩的经营活动多少有些可疑。不过无需求证的是，近些年古巴政府确是给予私营经济越来越多宽容，尽管这种宽容被迫的成分居多。

　　被迫，是因为近些年来古巴经济屡受重创。

　　古巴于1961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次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全面封锁。艰难境遇中，古巴硬是把一些制度化的优越性保持了近半个世纪。

　　比如全民医疗保障。“古巴人看病不用花钱，住院吃饭不用花钱，就连病人家属吃饭也不用花钱”，徐贻聪说。

　　再比如全民免费教育。古巴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大学生还能按月领取工资。“古巴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非常发达”，中国驻古巴前大使陈久长说，“发达到擦皮鞋的人也可能是大学毕业生。”

　　在古巴，人们的基本生活物资，诸如大米、面包、食糖、肥皂、卫生纸之类均由政府定量供给。古巴人每月需约20比索就可以把自己那份生活物资全部买下，与目前古巴人均430比索(约合18美元)的月工资相比，这个数字显然不算多。此外，古巴的机关、企业里还有为职工提供免费午餐的公共食堂，大约300万人曾长期从中受益。

　　支撑这一切“优越制度”的，是1990年代以前古巴根据“计划”正常发展的国民经济；而自从“计划”被苏东剧变打乱之后，古巴的经济、民生便遭遇了“如革命刚成功时那般巨大的挑战”。

　　1990年代初，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古巴的粮食、石油、工业原料等援助相继停止，古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蔗糖、镍等也于同时失去了最重要的市场。从1991年到1994年，古巴陷入物资全面匮乏的“特殊困难时期”。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陈久长清楚地记得，“我们使馆请客需要牛肉，最终是去墨西哥买回来。后来江泽民主席访问古巴时，知道古巴物资供应紧张，还专门给使馆带去好多大米、面粉。直到90年代中后期，哈瓦那的商场里还经常是空荡荡的。”

　　“特殊困难时期”结束时，古巴的GDP较此前直降35%，古巴经济因此元气大伤。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余年间，古巴经济逐渐好转。然而最近几年，却又再次陷入低迷。

　　“2009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但最终只实现了1.4%”，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镍价下跌了一半。虽然目前糖价看涨，但近几年来古巴蔗糖产量大幅降低，仅能勉强自给。古巴出口商品的外汇收入因此缩水不少。”

　　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的三场飓风，古巴的农作物在这个频灾之年严重减产，大量房屋遭到破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几场飓风使这个岛国至少蒙受了100亿美元的损失。事实上，农业一直就是古巴经济的薄弱环节。自19世纪末美国资本进入古巴之后，甘蔗园就占去了古巴的大片耕地。1972年，古巴加入“经互会”——一个由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组织，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生产分工，甘蔗种植在古巴农业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粮食供应则更加依赖进口和援助。

　　此外，近些年来，古巴农村的劳动力还在不断减少。得益于全民免费教育，很多古巴人都能进入大学，不过在走出大学之后，那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大多会留在城市。因此，古巴农村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且有严重老龄化趋势。

　　在外援断绝和内力不足的双重压力下，食品供应成了古巴政府最大的心病。劳尔·卡斯特罗说过，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将食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说这话的2008年，古巴花了约20亿美元进口食品，以此尽可能地保证配额供应。

　　“古巴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的健康保障和教育，为食品、住房、生活用品和交通消费提供大量补助，并凭这样的政策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评论道，“然而考虑到经济长期不振的事实，古巴政府已经警告国民，那些福利可能难以为继，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大的变革。”

　　“开设外汇商店的那一天，

　　我们心里是多痛苦”

　　不过，意在扭转经济颓势的措施倒是有过。

　　鉴于“特殊困难时期”的严重情况，自1993年8月起，古巴政府陆续推出一些改革举措，例如允许在部分行业内发展私营经济，允许美元流通，开设外汇商店和自由市场等。只是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对自由竞争和贫富差距的高度警惕，那些措施看起来仍被“五花大绑”。

　　“那时候古巴出现了一些个体小饭馆，但是政府对经营活动有很多限制”，陈久长说。“经营者不能雇人，因为雇佣就是剥削，只能找亲戚来帮忙；饭馆最多摆三张桌子，同时最多招待十二个顾客；禁止出售牛肉、海鲜这类紧缺食品；不能跨省经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与法国《外交世界》杂志(Le Monde Diplomatique)前主编伊格纳西奥·拉莫内(Ignacio Ramonet)的谈话中说得更加直白：“在我们开设外汇商店的那一天，我们心里是多痛苦啊。设立那些商店的目的是为了回收一部分人从国外得到的钱⋯⋯以便我们将收益用于满足那些从国外无法获得任何东西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尽管如此，收入差距和由此导致的不满情绪还是出现了。“搞个体行业的人当时每月能挣1000到2000比索，一般人的工资只有300到400比索”，陈久长说，“改革增加了税收，方便了生活，但也引发了抱怨。”

　　“古巴人非常强调平等”，徐贻聪认为，当平等和发展相冲突的时候，古巴人可能更倾向于前者。关于古巴人崇尚的平等价值，有两件事让徐贻聪印象深刻。

　　有一次，武警总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被邀请到古巴。徐贻聪听说后找到了这位副院长。“我以为他是来给哪位政府要员看病，结果他说是为了一个四岁的女孩儿，孩子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还有一次，古巴的一位副省长告诉徐贻聪自己受到了记过处分。徐贻聪问时得知，不久前有个妇女在路上拦住这位副省长的车，希望能顺路搭乘一段，他当时有紧急公务，所以没同意，结果那位妇女便将这位副省长告发。

　　“古巴汽油紧缺，政府规定除外交使节、外国企业和军队的车辆外，所有汽车都要允许路人搭乘，政府高官的专车也不例外。”徐贻聪说，“古巴领导人没有任何特权，和老百姓一样，老百姓没有的，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照样没有。”据他所知，古巴部长级官员的月薪目前也只有大约600比索。

　　于是至少在古巴政府看来，导致月收入2000比索与300比索之间差距的改革，就成了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到1990年代末期，即古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相关改革陷入停滞。“政府开始增加税收和限制，并且减少发放私营执照，直到私营领域严重瘫痪。”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如此评价。

　　“瘫痪”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追求平等累赘了经济发展却是事实。“古巴有很多工厂‘两头在外’，原料靠进口，产品靠出口。苏东解体之后，‘两头’都没有了，工厂无工可做，但是国家不能让工人失业，还是照样发工资。所以古巴企业人浮于事的情况比较严重。”徐贻聪说。

　　而据徐世澄介绍，近年来由于古巴人口整体呈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古巴发达的教育业也开始出现冗员。不过，作为曾给古巴赢得良好声誉的教育工作者，却始终“浮”在自己的岗位上。

　　理想主义者的务实选择

　　多年来，古巴如同一个笃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改革似乎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手段。

　　2006年7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因病将国家元首职权暂交其弟劳尔·卡斯特罗。次年，劳尔·卡斯特罗号召古巴民众为经济发展献言，收到120多万条建议，改革的呼声一时响彻古巴。

　　劳尔决定顺应民意，启动经济改革。

　　2007年底，认为“大豆和大炮同样重要”的劳尔·卡斯特罗开始将国家的闲置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自农业领域发起了新一轮改革。2008年初，劳尔·卡斯特罗正式就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古巴的改革也随之提速。这一年，古巴政府先是放松了对电脑、手机、DVD机等商品的销售限制；接着又宣布废除平均工资制，允许劳动者最多获得30%的奖励。2009年，在古巴延续多年的免费食堂补贴制度也告终结，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Granma)在继之发表的评论中指出，为了将国家从沉重的经济负担中解救出来，废除配额供给制度已势在必行。

　　不过，关于发展私营经济，古巴政府仍不愿多谈，尽管相关实践已经开始。

　　2010年4月，古巴政府推出一项改革新政，即允许国营理发店职工承包经营店铺，只要承包者每月缴纳税费，且店内的座位不超过三个。承包者得到的好处则是自定价格和工时的权利。关于此事，《格拉玛报》只字未提，而欧美媒体则特别强调这是自1968年以来，古巴向私营小企业的又一次放权。

　　国营部门的裁员计划公布后，欧美媒体认为，有关古巴经济私有化的预期进一步提升，不过古巴政府却强调，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只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根除这样一种观念——古巴是世界上唯一供养不劳动者的国家。

　　徐世澄认为，古巴发展私营经济实为不得已之举。“古巴的农业和建筑业其实很缺劳动力，政府会鼓励更多的人转入这些行业，私营经济领域只是再就业的方向之一。古巴领导人认为市场因素可以利用，但坚决反对搞市场经济，这是古巴改革的底线，当然也与他们的国情有关。”

　　“目前古巴也不具备市场化的客观条件”，徐贻聪说，“古巴商品物资匮乏，就是允许人们都去开店，也不见得有东西可卖。”

　　对于古巴改革的未来，现在尚难预测。然而，不同观念与立场的人们却纷纷发表观点。

　　“最终，自然及人性的脆弱，或许能完成暗杀企图以及半个世纪的封锁所未达成的目标，即终结卡斯特罗时代。”《纽约时报》如是说。

　　“我不认为建筑工人组建一个公司盖房子就会使社会主义崩溃。如果社会主义不改变，不能适应新的形式，那么它将注定失败。记住东欧的经历。”一位写信给《格拉玛报》的古巴公民如是说。

　　“我们将在责任观念的指引下前进，循序渐进，以我们自己决定的速度前进，不冒进也不犹豫，以此避免错误。”劳尔·卡斯特罗，代表古巴政府如是说。

　　“自由市场已经开到了革命广场，小商贩们都在此摆摊。”当2007年再度游历哈瓦那时，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曾担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徐贻聪颇感不可思议，“老卡的办公室就在广场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