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俄国

　　文_顾文豪

　　1945年9月8日，带着冬天的衣服，瑞士小雪茄和帕斯捷尔纳克在牛津的姊妹们托他带去的鞋子，以赛亚·伯林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他一直巴望着回来，可临到启程，却又满怀焦虑——苏联人会把他逮捕并扣留吗？伯林反复做着被捕的噩梦，恍惚中他告诉自己，要是果真这样，那就开枪打死自己。

　　从种族上说，伯林不是地道的俄罗斯人，而是犹太人，在俄国社会这一区别意味深长不容小觑；从地域上说，他并未出生在俄国，而出生在边缘城市里加；从时间上说，他11岁即举家迁移至英国并在此度过了他的一生，其间也仅仅回过俄国3次。不过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早在幼年，伯林便在父亲的书房里尽情阅读任何能找到的俄国文学作品，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普希金，在马林斯基剧院聆听夏里亚宾演唱戈杜诺夫的角色，是俄国的文学与艺术让他在精神、气质乃至美学上扎下了古老俄国的根。

　　正因他心心念念那个自幼在心中印记下来的宽广深沉的俄国，也就格外不能容忍今日俄国受到的戕害。

　　伯林警惕苏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与他所秉持的多元论观念相悖相离。作为以一元论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苏联，强调所有的问题都有唯一且正确的答案，而这“正确”并非简单是事物本身的正确，它需要最高统治者给予肯定和认同，只有掌权者拥有对世界进行定义、诠释、更改的最终解释权。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简单的一元论其实是“引发巨大灾难的各种主义的共同理论基础”，就此而言，希特勒和斯大林本无差别。一元观势必导致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的叫嚣。人被缩略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人不再以个体的面目出现，而只是成为一个大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人不属于人自己。

　　那个当年常挂在嘴边的将老师命名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呼，就充分证明了这点。人完全如螺丝钉一般可以被调适、维修、拆卸直至毁弃，这样处理人的故事，我们听得还少吗？而老师的任务即如伯林所言“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严厉降低、压抑、管制并最终消灭诸如好奇心、探索意识、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因为这些都是“有害的”，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那个曾经似乎雄强无比的苏联竟然也会一夜崩塌。伯林在《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一文中不吝表达自己的惊喜之情——那些被暴虐而又残忍的政权禁锢如此之久的人们终于能够摆脱小部分的枷锁。冷静的伯林很审慎地看待这一巨变，虽然他相信历史是进步的，但同时他从不对这种进步单纯抱以热望与掌声。

　　历史不需要单相思。最令他欣慰的是，历经劫难的俄国知识阶层居然幸存下来。在伯林看来，知识阶层不等于知识分子，后者是“那些只对观念感兴趣的人”，而前者则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反对愚昧与专制，追求进步与理智，以此为共同的伟大事业而终生奋斗。政治动荡并未完全将这些人彻底消灭，俄国文化在瓦砾和灰烬中得以劫后重生，他们才是真正的“苏联的心灵”。这也再一次证明独裁者尽管凶狠却不得久长，文化会以其自身的方式曲折而艰难地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