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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重点在于用新价值观看待人与环境关系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6日18:33  《环球》杂志

  重建新城还是旧城改造?

  与古代的城市相比较,现在的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行政中心、防御的城池,而是有许多现代的功能,包括产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使城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尤其是阶层的变化,有了穷人和富人。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有了私权和土地,而不同于之前土地是属于王公贵族的,这使现代城市的功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综合。现在很多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口急剧膨胀,只能由各种法律法规来规范各种开发行为、协调各方利益,特别是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协调上,这是跟古代城市相比功能上最大的差异。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追求现代化生活的强烈意愿与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凸现和尖锐,能源、资源、环境、交通、人口以及教育、文化、医疗、商业服务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城市的持续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院士在谈到城市时忧心忡忡地说。

  也许正是这种忧心,才有国家准备放弃现有的城市,试图通过填海造田、卫星城等方式来重建一个新的理想之城,比如韩国正在建的新松岛,就是未来城市的一种——数字城市。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教授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日本早在60年代就提出过“海上东京”的设想,在东京湾上用钢铁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

  不过,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比较偏理想的,实体空间不能因为这些幻想就大规模地构建一些城市。”他认为,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城市的变化也越来越快,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的确有国家在技术支持下试图完全影响城市空间,改变人们的出行和工作模式,但“这是有风险的,不务实的”。但他同时也不否认,在未来技术得到新的发展的时候,另造新城不是不可能,因为“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不可能总是进行改造,在有限的空间内功能越来越多,把所有的功能都叠加到一直,生态承载力是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必然有一些新的开发。”

  吕斌强调,在另造新城的技术成熟和成本能够控制之前,还是应该重视对旧城有机的更新和可持续的再生,提高城市的活力。他最鼓励的是紧凑型城市的建设,也就是将城市的服务半径缩小,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就能到达所有的地方,这是一个低碳、生态的发展方向。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城市运行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锐对《环球》杂志记者说,是不是造新城,要根据各个国家各个城市自己的特点来决定。他认为城市有自身的区域特色,不管是改造现有城市,还是另建新城,都要把政府主导、市场双轨以及市民参与管理这几种方式并行起来,这样才能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只有市民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制定好的相关政策。让市民参与、监督城市规划,在欧美很推崇这种模式,而在中国,这一点还没有做到。

  生态城与绿色城之争

  在网站上搜索“生态城”、“绿色城”,中外许多城市的名字都会出现在众多的词条中,它们或者号称已经建成,或者以这两种未来城市形态为导向。面对这种现象,陈锐表示,现在绿色生态城的确是许多城市的建设和改造导向,但这一导向与具体落实的计划实际上是有断层的。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它是在概念下进行了一个小的动作,还是在真正地演绎这一概念。我们发现,许多城市的绿色、生态概念内涵是非常苍白的,没有找准城市自身发展的主线,也没有体现自身发展的特色。以中国的城市为例,说要建设生态城、绿色城,这个帽子一扣下来,就把原来很好的传统丢掉了,做出来的东西感觉不像那么回事。”他说。

  陈锐指出,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以及高层决策者,应该关注在这种生态绿色发展理念下,有什么样的评价准则,有什么样的行动指南,有什么样的舆论导向,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和价值观,只有这些东西明确了,现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很多绿色城和生态城,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真正的各就其位、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你总要有些自选动作和招牌动作,不能所有城市都只有生态和绿色吧。”

  吕斌教授认为,生态城、绿色城是不是严谨意义上的生态、绿色,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用一种重新的价值观来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我们的行为方式转变上努力。绿色城市其实是更广义的绿色,而不仅仅是种很多树,而是我们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居住方式、出行方式都要绿色化,要节能减排、要低碳、要尊重自然,要保护动物的多样性。所有的人都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综合体,而其还有生产功能,还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完全的零排放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提出一个绿色生态的目标,还是很必要的。”

  他认为,虽然未来城市的变数很大,但是目标是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居也不是花高代价的宜居,而是要生态,要返璞归真,要节约节能减排,要与自然协调、人类自身协调,从这一点上讲未来城市是很有魅力的,“城市的形态很重要,根本上讲是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

  未来城市的最高境界

  陈锐

  全世界不同国家对未来城市有着不同的概念和认知,不过,总结各方的观点,概括起来可以看出未来城市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体现人本发展,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突出属性,人的价值导向和人的需求。这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识,因为城市是人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的一个场所。以人为本,就是希望城市成为人居留的一个乐园,每个人都能找到他的主观幸福感。未来城市的发展,这是一个终极导向。

  很多国家探索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上海世博会上这个城市也有一个案例馆,它在新城区的建设和老城区的复兴方面,都遵循了以人为核心的理念。在老城区,旧工厂改造成了综合体育场馆,新城区则强调了居民社交空间的创造,为每个社区都留出大量公共空间,使居民能够互相交流和广泛接触,这在创建未来城市中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第二个特点是普惠发展。人本体现的是一个导向,普惠体现的则是覆盖面。阶层、偏好、发展背景、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特点等都不同的林林总总的个体,都应该从未来城市中受益。它应该是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不是少数人的阳春白雪、乌托邦或理想国,能够符合未来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价值诉求。

  第三个是绿色发展。未来城市要有健康的理念和健康的模式,是可持续的,而不是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的。现在的一个误区是,光有模式而没有技术。模式成为一种口号,是一张空头支票,其实更需要的是体现绿色的路径,要选择合适的技术和路径来达到绿色的目标。另外,提到绿色,还必须包括消费的角度,要倡导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消费。只有这些倡导开来,绿色才能成为未来城市的选择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

  拿芝加哥举例,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一向是高楼大厦林立,但实际去了以后,你会觉得大自然就在窗外咫尺之间,可以看,也可以触摸。市中心最繁华的密歇根大道绿树成荫,在树木和青草之间有大地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等建筑。现在它正在推行一项“绿色屋顶”的计划,对这样的建筑市政府都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在楼顶种植花草可以在夏季有效降低屋顶温度,另外绿草成茵、绿树婆娑,居民还可以不出楼门在屋顶花园遛狗。

  当然,使城市变得绿色并不是要在每个城市建筑的屋顶上种花种草,城市需要在绿色的前提下实现均衡发展,这是未来城市的第四个特点。未来城市的模式是可以被放大的,经验是可复制的,影响是可以遍及全球的,但它不是一个赝品,不是一个希望的肥皂泡。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都各不同,有的城市是走低碳之路,有的是往田园城市发展,比如欧洲很多小镇都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崇尚自然和谐的发展关系。这些都是可取的,关键是要放在一个区域的背景下,要符合这个区域的特征和现行发展阶段、价值取向和未来的发展角色定位。不要超越阶段,不要超出区域的本体,要均衡发展,否则就是空中楼阁,缺乏现实可行性。

  区域空间的均衡以外,还有结构的均衡,特别是社会空间的均衡。美、中、日等国都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很多学者认为,他们会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力和利益的主体。他们需要比较舒适的生活,比较体面的工作,在物质丰盛之余还能精神愉悦。因此,未来城市就需要达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甚至是政治文明的均衡。未来城市里,每个公民除了实现自己的微观价值,还需要有宏观的体现,那就是他作为社会的一份子、社会的主人公,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必须体现社会中间力量对未来的城市的发展愿景,才能描绘、规划、建设、维护、运行未来的城市的理想状况。

  第五个特点是创新发展。比如在中国不能形成一个让13亿人都满意的城市。不可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趋之若鹜的终极城市。要求同存异,抓住一些关键性的、本源的特征,同时要有所创新。比如昆明可能体现生态园林的发展,重庆可能体现都市田园共同发展,西安则呈现丰富的历史文化,有它自己的未来发展特色。在中国,可以本土化、特色化地进行不同的选择,在国外也是一样,没有一种各国都趋之若鹜,在搞大一统的未来城市。

  最后一个特点是和谐,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念,更是世界的和谐理念,和而不同,而又求同存异。未来的城市应该是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国别、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生活、工作的乐土。未来城市对个人来说不是单一的定格的概念,一个人工作可能在北京、休闲可能在上海、养生可能在三亚。未来城市,符合当地球村成为现实的时候,当科技可以压缩时间和空间的时候,个体都能找到符合他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的乐园,找到人生价值的缩影,这是我们所说的未来城市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城市运行和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实习记者邓云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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