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天花板下的IMF成果

　　在份额方面，美国不可能放弃否决权，日本几乎无可能作出让步；欧洲也许会再转让出一些

　　文/张岸元

　　未来几周内，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望再度增加。有报道称，中国作为IMF认定的具有全球经济“系统稳定重要性”的五大经济体之一(其余为美国、英国、欧元区、日本)，将成为IMF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945年IMF成立之初，中国一度居于此地位，当时的份额仅次于美英。

　　份额变动的谈判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份额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另外某方份额对称的减少；不存在做大蛋糕，不存在共赢。谈判的难度可想而知，各方在其中的角力也可想而知。中国经济金融全球影响力的迅速扩大、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上佳表现，是份额得以增加的基本背景。不仅如此，如果说，此前承诺向IMF提供500亿美元融资是“硬实力”的话，那么，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建议，尤其是去年3月23日人民银行网站创造性地提出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符合IMF内在要求的观点，则代表中国的“软实力”。如果超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IMF也将有机会承担较多管理责任。中国提出这一设想，表明中国尊重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愿意在现有框架下寻求通过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份额增加之后，中国在IMF地位上升之路隐约可以看到尽头。2009年，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参加IMF会议时曾提出，IMF应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改革总裁遴选制度，增加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比例等。上述建议很难成为现实。在份额方面，美国不可能放弃否决权，日本几乎无可能作出让步；欧洲也许会再转让出一些，但其他新兴国家扩大份额的呼声也很强烈。在实际影响力方面，正如众多国内学者早先指出的那样，拥有份额的增加和话语权的上升，仍然是两回事。

　　在话语权争取和国际治理结构改革设计方面，国家实力是根本，但能否占领理论和道义的高地，也至关重要。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创造议题、“挑起事端”的能力很弱。国内经济学界尚处在消化吸收西方经济理论阶段。虽然金融危机的一再爆发早已证明西方那一套存在根本性缺陷，中国自身的经济金融实践表明，一些被称为中国特色的东西，或多或少具有普世价值，但是，中国经济金融实践理论化的工作几近空白，自身提不出为世人所接受的系统性思想，更遑论指导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实践。在可预见的未来，IMF将一如既往，由美国行使否决权、由欧洲享有主导权。有关国家将不得不在继续谋求体制内调整的同时，寻求体制外突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救助也许是IMF辉煌的顶点，但伴随而来的苛刻救助条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制性改革要求，也使该机构颇受诟病。此后，随着国际金融格局的变迁，以及主权国家外汇储备持有总规模的不断上升，IMF在平衡国际收支、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下降。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无论是危机预警、危机救援，还是事后处理，IMF发挥的作用都微乎其微。

　　眼下短期矛盾的焦点无疑是汇率。IMF对此的观点是中庸且正确的，即汇率问题不是全球失衡的根源，顺差国与逆差国应同时承担再平衡调整的责任。在非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表述是“各打五十大板”。因为中国、日本、德国都是主要贸易顺差国，纵然最大逆差国美国拥有否决权，IMF也不能同时得罪美国之外的各大股东。事实上IMF对于汇率问题几乎不具备任何政策工具。近年来，在汇率政策方面，IMF开展的工作，仅限于对各国汇率制度进行分类，如将汇改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归类为“爬行顶住”等。

　　1977年，IMF的一项关于避免汇率操纵的决议曾指出：基金成员国有义务避免操纵汇率，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如果外汇市场出现较大紊乱，成员国应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此项干预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他成员国利益。不过即便有关国家操纵汇率，该机构也无具体应对措施。IMF无法对各国管理当局干预外汇市场的举措说三道四。包括日本在内，多数经济体都曾经干预外汇市场，不能说某种力度的干预是为了稳定市场，超过某一力度的干预就是操纵汇率。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根本性的威胁来自美元，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美联储或财政部确实没有直接入市干预外汇市场，他们所做的更坏，是从根本上破坏货币供应规则，下决心实施泛滥的货币政策，降低美元实际内在价值，间接压低美元汇率。而这种行为反而不在IMF考察之列。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比较而言，国际经济制度的三大支柱机构中，关贸协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可能发挥的作用最大。该机构很大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的外部市场环境，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的作用。世界银行其次，该机构曾大量对华贷款，为早期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系统向中国推介体制机制改革及项目管理经验。IMF再次，该机构向中国提供的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的贷款总量非常有限，其传播的知识与经验也未必为国内宏观调控当局所接受。今后的情况也许有些变化，但总体而言，中国外部金融环境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将在双边框架下进行。中国良好外部金融环境的塑造，则主要依靠我们自身，从次区域着手，循序渐进。□

　　(作者为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