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有422个智库机构，数量仅次于美国；大多数印度智库关注的是发展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新德里记者毛晓晓

　　近年来，印度智库发展很快。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印度现有422个智库机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大多数印度智库关注的是发展问题，研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只占智库总量的15%。为深入了解印度智库运行和影响力情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新德里知名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PR)主席普拉塔普·梅塔(PratapBhanuMehta)。

　　不过分依赖政府等资助方

　　梅塔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和社会学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哲学和法制教授。他说，相比较而言，美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更大，智库学者也可到政府中任职，但在印度，很少有学者到政府任职，更多是以参与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向政府建言献策。因此，印度智库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

　　遇及战争和有争议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印度政府会请智库学者牵头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印度学者可以获得政府文件，评估结果分可公布和不可公布两部分。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后，印度政府就请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组成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

　　尽管印度智库量不少，但与美国的智库比起来，印度智库得到的资金支持量要小得多，智库规模相对比较小，影响力也有限。CPR就算是印度比较大一些的智库，有16位常任研究员，30位副研究员，而在美国，这就算规模小的。美国智库有大量的私人慈善捐款，而印度向智库捐赠的人很少，这也是CPR规模难以扩大的原因。

　　梅塔说：“我们的确面临不小的资源挑战。政府资助并不多，而且你的资金来源也要能保证你的独立性。你不想要那些指使你支持某种结论的企业资助，你也不能过分依赖政府，虽然政府没人正式地跟你讲什么不许说，但是他们会控制资助，智库会担心政府对他们的想法如何反应。因此我们也接受政府资助，但不过分依赖。”

　　梅塔表示，美国智库往往与政党联系在一起，更以政党的思想划分，印度也有些智库与相关政党联系，但比起美国来，这种联系要弱得多。“我们政策研究中心是不倾向于任何政党的，非政党化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靠学术自由吸引人才

　　梅塔认为，智库能吸引到人才，有几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学术自由。“对于任何有才能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支持你做得最好的事，所以我们在这家智库经常会同时存在支持和反对的两种声音。”

　　当然，梅塔说，智库也要不屈服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比如，你不能仅仅因为受到公司资助而支持一些结论。我们的很多言论对政府批评很严厉，也会面对政府的很大压力。”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梅塔认为是很多人看重他的同事是谁，是否愿意一起工作。

　　第三个是资金。梅塔说，这并不是个小问题，尤其是在德里。但他强调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学者往往也有很多选择。他们不会有非理性的期望值，CPR能提供的薪酬肯定比不过大企业开出的价码，但也保证学者得到不错的待遇。

　　CPR目前提供的起薪，比德里的大学顶尖水平的教授的收入略高一些，即略超过每个月10万卢比(约合1.5万人民币)，大概在11万到14万卢比之间。梅塔说，作为学者还可能有稿费和项目经费方面的收入，但前提是这必须是公共研究，所有研究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开的，促进公共利益的，不是私人咨询。

　　吸引到人才，如何保证智库高质量的运转？以CPR为例，梅塔说，这家智库是由多人组成的理事会管理，理事会成员包括学者、前政府官员、公司及法律方面人士组成。理事会的任务是保证智库接受的项目符合独立性等标准，确保每个成员的素养和研究质量。

　　印度海归面临体制挑战

　　梅塔提到，印度现在一些出国留学的优秀人才希望回国，因为美国的制度已经很成熟了，不像印度和中国处于变化很快的时期。在美国研究机构工作感受不到成为社会巨大变化的一部分的兴奋。

　　“也许你的意见10次里9次都没被接受，只要有一次被接受了，可能产生的影响规模是很大的。中印两国都有10亿以上人口，想想这是数亿人正在实践的社会试验，你难以预测结果会怎样，你能感到这带给你的兴奋。这已经形成对优秀人才回国的吸引力。”

　　梅塔指出，印度的问题是体制的接受度还不够。虽然学校往往是学者更愿意去的地方，但很少出国回来的人才能进入到学校里，因为学校职位的任免掺杂了更多政治，让他们不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印度海归选择到智库工作的原因。

　　虽然最近印度有大学希望从外国雇用长期教员会带来变化，但梅塔认为这种变化会很慢。就像他最近一篇发表在《印度快报》的个人专栏上的文章指出的，印度尚未自由化的领域就包括教育。当然，他说，已经有不少人短期回来进行合作项目，慢慢地了解印度的环境。

　　梅塔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因为中国有这方面的政策，经常能看到回国人员在学校领导科研小组。当然学校里面的人对外来的人会有排斥，但总的来说中国在解决体制接受度方面似乎比印度要好。

　　智库作用的变化和挑战

　　梅塔认为，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政府需要立即作出的决定上，比如印美核协议谈判问题、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等，如何影响这些政策设计，是智库影响力的直接试金石。

　　而更大层面，则是智库如何慢慢改变政府的意识。梅塔说，这并不直接涉及政策干预，更多地并非指出对错，而是提升政策讨论的质量，比如一些讨论根本的结构需要改变。自然，这是个比较长的过程。

　　梅塔说，印度与美国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就是CPR对政府发挥影响力很好的例子。“我的一些同事是持反对意见的，而这些反对意见迫使政府提出更好的方案，政府并未按照他们说的做，但他们的工作的确使得情况变得更好。”

　　他认为，很难客观衡量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学者的思想要有影响力，需要政府首先要接受这种思想。而且学者很多意见只是起参考作用。

　　梅塔特别指出，自从他任职以来，全球化、互联网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三个因素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对智库和学者的要求：

　　首先，虽然印度智库传统上一直都与国际上有联系，比如参加双边和多边会议以及做访问学者等，但全球化使得智库必须系统地重新加强与国际各方的联系。

　　第二是对学者工作的内容要求更高。15到20年前印度政府希望从学者这里得到的，主要是有一定学术分析的综合材料，但互联网出现后使得这种工作不再有意义，任何政府的秘书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有。“因此智库和学者应该进行更有价值的工作，你要想明白你的附加值在哪里，尤其是学术研究对政策的影响。”

　　第三，智库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通过与政府的人脉关系影响政府政策，与公众沟通，教育和影响公众，也成为智库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