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右翼分子的三次较量

　　《环球人物》杂志驻日本特约记者  萨苏

　　中国人对日本右翼的了解，多半来自电视或网络。记者曾三次和日本右翼直接对抗，这些经历有利于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个奇特团体。

　　长野“武斗”

　　2008年4月26日，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路经日本长野。我赶到长野车站广场时，只见100多名右翼分子驻扎在一家酒馆前，打算破坏圣火传递。一走近他们，先是闻到冲天酒气，接着听到污言秽语。

　　一名中国小伙子从这群“大杂烩”的旁边经过，十几个右翼分子一声怪叫扑上去，拳打脚踢。我大叫一声“住手！”把笔记本电脑放到右手，左手去抓一个右翼分子。说实话，我有点“有恃无恐”，因为我戴着媒体采访专用袖标，在日本，几乎没人敢袭击记者。然而，就在我抓住那个暴徒时，右侧有人拿着一根旗杆朝我砸来，我下意识地用电脑一挡，只听“啪”的一声，电脑盖被砸裂了。幸好我的电脑很结实，否则这一下砸到我脑袋上，恐怕不止是一个口子了。激怒之下，我甩掉外衣，打算“血战”。日本警察立刻冲过来，把我拖到安全地带。

　　佐世保“智斗”

　　2010年7月，为了对北洋水师在日遗物进行调查，我与几名中国学者来到九州岛的佐世保旧海军墓地。墓地的山坡上，有一批头缠白带的右翼分子，在纪念一名葬在这里的日本海军将官。他们注意到我们这群中国人，呐喊着朝我们冲来。

　　对方有10多个人，又有棍棒，我们只有6人，真打起来恐怕要吃亏。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想到老记者说过，日本人对右翼的印象就是黑社会，所以右翼分子很重视形象，最怕被曝光。我马上举起相机拍照。那群右翼分子一愣，停了下来。

　　看到拍照有效，几名学者也纷纷举起相机。右翼分子没料到有这么多相机，以为来了一大帮媒体记者，掉头跑了。我们这才发现，由于太紧张，没一个相机打开镜头盖，真是“假枪炮吓跑纸老虎”。

　　事后，一位老记者告诉我，日本右翼分为两类，我们在佐世保碰到的是“长期真右翼”，上次在长野遇到的是“临时假右翼”。假右翼比真右翼更崇尚暴力。日本有3000多个右翼组织，一般每个组织只有10人左右。有重大活动时，就得雇佣闲杂人员和黑社会成员。所以，我们在长野遇到的“临时右翼”心狠手辣，暴力性更强。而在佐世保遇到的，是真正持有右翼观点的群体，暴力性不强，才会被我们吓退。

　　靖国神社“嘴斗”

　　2010年9月20日，我和另一名摄影师得到消息，日本右翼要在靖国神社举行集会，反对日本释放撞船事件中的中国渔民。我俩决定“偷袭靖国神社”，用相机捕捉他们反华活动的现场。

　　靖国神社的气氛明显比平时紧张，门外多了很多警察，挨个盘查行人。进门后，游人不多。当年“赫赫威名”的靖国神社，经过几任日本首相的“不参拜”后，如今冷清了许多。突然，我看见一个穿黄色衣服、上了年纪的人正在指挥保安，面孔十分眼熟。我想起来，他是一个右翼组织的高级成员，于是毫不客气对着他拍起来。保安发现了，举起对讲机，准备找援手。而那个右翼分子直接朝我走来，质问我为什么偷拍。

　　我假装生气：“我拍的是大门！你不喜欢？那删啊，我才没兴趣拍你！”说完举起相机“啪啪”一阵狂删。眼看游客围过来，他不想把事闹大，只好说：“我就是问问，就是问问……”便迅速消失了。我心中窃喜：右翼老家伙们虽然难缠，但对现代化的东西一无所知，这种比较好的相机，有反删除功能。一分钟后，我就把照片恢复了。

　　他们为何如此疯狂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出现反华浪潮，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右翼势力沉渣泛起。近日，一位旅日时事观察家指出，“日本政坛、文化及民间这三个层次的右翼势力，正形成共生和呼应关系的趋势”。一系列反华浪潮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美国是一只背后的黑手

　　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作为胜利者的美国，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日本人头上，日本很多方面都在美国的调控之下。一直以来，“没有美国的支持当不了日本首相”这一观点，基本成为日本政治家的普遍共识。2009年至今，日本政坛出现的多次震荡，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去年日本大选，眼看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有可能上台执政，却突然爆出其“政治资金”丑闻。人们普遍认为他是遭到美国的暗算。后来，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成为首相。可是，看他主张“日美对等”和“亚洲外交”，美国很不痛快。结果，鸠山没走多远就被美国拉下台来。同样，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方面，美国也成了日本背后的一只黑手。在中美关系走冷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僵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事实上，钓鱼岛中日撞船事件的走向，一直就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说得确切一点，该事件就是中国在与美日联盟斗法。事件一发生，日本首相、外相就暗示：钓鱼岛属于日本管辖的领土，在《美日安保条约》保护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有美国在后面撑腰。果然，美国帮腔的论调也由低到高开始发挥作用。美国政府舆论一开始就指责中国：冲撞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在中国政府默认下发生的“有组织事件”，“表面上伪装成渔船，实际上是与军方联手行动”。紧接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与日本新任外相前原诚司会面时竟然不顾事实，颠倒是非称钓鱼岛系“日本领土”；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也表示，钓鱼岛撞船事件一旦冲突升级，美国会履行防卫盟国日本的义务……

　　事实已很明显，中日关系的背后，美国是只不可忽视的“手”。

　　右倾文人煽风点火

　　日本一批右倾文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一直起着“思想主导”的作用。他们主要在历史观与中国观两个领域煽风点火，误导民众。除了前文提到的樱井良子，还有不少人。

　　如在认识历史，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就是误导民众的代表人物。他曾连续出书，极力鼓吹“南京大屠杀是幻觉”、“满洲事变不是侵略”等错误论调。他的所谓“研究成果”对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起了很大作用，对日本政治家和普通民众造成极大误导。

　　除了“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右倾文人还重点鼓吹“中国威胁论”。首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日本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学者平松茂雄。他在《中国吞并日本》这本书中危言耸听地说，“在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将形成对峙”；“未来，东海将成为中国的‘战略边疆’，以此为据点，中国将把台湾、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认为，“每当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时，近邻各国及民族就能摆脱中国的强大压力，获得一种‘解放’的喘息之机；每当中国统一强大时，近邻各国及民族就会被置于这种强大的影响之下”。他妄称，日本在其中面临“二者必居其一”的困难抉择，或“屈服于中国”，或“显示与美国坚固的同盟关系”，2010年将是日本命运的转折点。平松还在他的书中大谈中国海军的战略发展目标是“越过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菲律宾的第一岛链，进入从千岛群岛到小笠原群岛、硫磺岛、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二岛链，即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平松茂雄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在日本民众和军队中极具煽动性。

　　此外，日本还有一位令人关注的右倾文人，叫古森义久。他号称“著名评论家”，在其《外交崩溃》一书中，多次就日本政府对我国保钓人员登岛事件的处理上大放厥词，说日本政府对中国“卑躬屈膝”，导致日本“外交崩溃”。他还指责曾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提抗议的日本外交官不应面带笑容地和中国驻日大使握手，说“这不像抗议倒像祝贺……”

　　这些日本右倾文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政策以及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都一概不放过地加以抨击和丑化。但不要小瞧这批人的作用，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破坏程度甚至大于右翼组织，也让右派政治家感到“自愧不如”。

　　“鹰派”政治家兴风作浪

　　日本右派政治家虽然煽动能力不如右倾文人，但是，由于他们参与决策和领导，其所起的实际作用是最大的。每当右派政治家在日本政坛占主导地位时，中日关系就进入困难时期。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说要把中国“大卸七块”的梦话，胡说什么“中国应以满洲族、支那族、西藏族、新疆族、印度支那族、蒙古族和台湾族为统治区分成7个国家”，这样“便于管理并能提高效率”。他一系列主张被称为“石原慎太郎主义”，其反华面目在中国广为人知。

　　近些年，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是右派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其实，战后日本的右派政治家理念并不一致。战后初期，前首相岸信介是亲美反共右派政治家代表；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出现，中曾根康弘与其后的小泽一郎又成为代表人物。他们主张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使日本能够成为“正常国家”。这两个人也被称为“民族派”战略家。不过，他们的反华色彩不特别明显，且主张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尤其是小泽，其思想理念以及防卫安保思想都有与时俱进的变化。小泉纯一郎是个“新自由主义派”政治家，安倍晋三则被称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右派政治家”。

　　日本政坛上，“亲美”与“自立”的右派政治家轮番登台表演。当主张民族自立的政治家登台后，尤其是“鸽派”政治家出现后，中日关系就有了改善之机；而当“鹰派”政治家，尤其是“亲美”的右派政治家登台后，中日关系就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时刻。现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虽然属于“鸽派”，却不敢和美国人叫板，结果只能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更关键的问题是他“用人不当”，偏偏用了一个铁杆“亲美派”外长前原诚司，给中日关系带来了灾难。其实，前原诚司还有一个阴谋，他企图制造中日危机，为自己登上首相宝座打基础。另外，菅直人团队的另一员干将，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枝野幸男，也是一个反华“鹰派”分子。他竟满口胡言地说中国是日本的“亚洲恶邻”。被“鹰派”分子搅乱的日本政坛，在掌控和修复中日关系方面，已显出了“力不从心”。

　　右翼组织“看风使舵”

　　除了上述国际因素、政治因素以及舆论引导外，来自社会下层的所谓“民间反应”，也对中日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百年积怨，易长难消。当中日关系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民众之间有点怨气也许不难控制，但是，如遇风吹草动，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相互碰撞的时刻，“民意冲突”就不可避免。

　　二战后，日本的“行动右翼”(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右翼组织)曾有几次反华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亲美反共右翼组织为主；第二次高潮在8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时期；第三次高潮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期间。当然，除此之外，一遇突发事件，“行动右翼”的宣传车都会出来走一圈，以显示其存在价值并乘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右翼组织既无权力亦无雄厚资金基础，但其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能力不可低估。不过，这次右翼分子组织的名为“包围中国大使馆”的行动，其领导者却是极端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及其对“历史问题”耿耿于怀的反华分子。他们虽然不是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但其与“行动右翼”势力汇合则会在日本社会产生更坏的影响。

　　右翼组织毕竟是社会底层组织，它只会“看政治的风，使自己的舵”，要消解中日两国民间的积怨、对立和摩擦，日本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先检点自己的行为，把心态和思路调整到有利于两国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外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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