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徐迅雷

　　日本与中国的爱恨情仇，是如何复杂的局面？左中右，历史的现实的，上层的民众的，总是要纠缠在一起，纠结在一块。

　　二战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给粉碎了，但日本右翼的根脉很深，延续至今。人类世界依然需要高度警惕日本右翼之疯狂，尤其是极右翼。

　　1944年6月6日—代号“D日”的诺曼底登陆行动那天，自从被海明威称为“最漫长的一天”之后，通常一说“最漫长的一天”就是指诺曼底登陆日。但在日本，也有“最漫长的一天”，那是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前的24小时。

　　1945年8月6日，美国军机飞临日本上空，在广岛投下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紧接着，苏联红军挺进中国东北……尽管日本帝国的“荣光”已是夕阳残照，但本土作战准备“一亿玉碎”的思想未了，主战派不愿承认日本已经战败的事实。裕仁天皇认识到败局已定，继续战争，唯有灭亡，于8月14日10时50分，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终战”已成“圣断”。可是，陆军省中的一些少壮派军官，不甘由此灭亡，策划了直捣天皇皇宫的“决死兵变”，力图阻止天皇“终战诏书”的发布。

　　在这个事件中，出现了两位官衔不高、破坏力却极大的“很二”的人物：少佐畑中健二、中佐椎崎二郎。两人名字里都有一个“二”字，他们都在陆军省军务课干活。中健二少佐，可谓军国主义思想和极右翼行动的集大成者，他成了密谋叛乱兵变的主子。在日本“将佐尉”这三级官衔中，少佐也只是一个少校而已；但由于军国主义和右翼思想的土壤深厚，他一个少佐竟然也能组织发动起兵变，造就了“日本最漫长的一天”。

　　这个“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后来成了影视和书籍的题材，尽管其影响力远不如诺曼底登陆日。美国人约翰·托兰所著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郭伟强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是普利策得奖著作，其中有专门一章《宫廷叛乱》，来写前因后果。书中附有中健二的照片，文字说明他是“发动暴乱的理想主义化的领导者”。约翰？托兰分析说：在平常，中健二是个文静、勤奋好学和稳健的人，“但他对国体的毫不动摇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的不愿妥协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威信”。

　　说起来可笑，8月14日那个酷热的下午，中健二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奔跑，鼓动这，发动那，希望更多的军人军队参与兵变叛乱的。他跑到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中将的私人办公室，结果田中将军愤怒地令他滚蛋。一个下午疯狂奔波下来，中健二竟然没有什么收获，但同样也没有什么人出面制止他的疯狂行为。

　　晚上十一点半，在宫内省，裕仁天皇开始录制向国民发布的投降讲话—《致忠良臣民书》，这要在次日—即8月15日中午12时通过日本放送协会向全国播出。中健二那时当然已极其猴急，他带了几个同好的起事者，奔到近卫师团长森纠中将那里，力劝森纠“起义”。他很明白，抓住近卫师团，最能够达到叛乱的目的，因为近卫师团就是御林军，负责保护皇宫安全的。没想到森纠中将根本不干，中健二恼羞成怒，掏出手枪一枪毙了森纠。他们立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命令，盖上森纠中将的印章。这个命令，一是指示部队占领皇宫，当然名义是“保护”天皇和国体；二是下令派一个中队占领日本放送协会大楼，控制广播。

　　进入皇宫的部队，通宵寻找天皇“终战诏书”的录音唱片。如果找到了，就可以阻止“玉音放送”—这还真有点“打蛇打在七寸上”的味道。在叛乱者看来，政变是合理的，占领皇宫也是必要的，他们认为，正是天皇身边的顾问们把天皇引入了迷途。没想到，这皇宫实在是太大了，内部结构也太复杂了，要找一张藏好的薄薄的录音盘，比大海捞针还难。这些平常并没有机会进入皇宫内廷的大兵，没头苍蝇般发疯地折腾到天亮，也没找着。“中健二成功地孤立了天皇，却无法找到天皇的讲话录音。”最主要的事儿干不成，那么，这个政变也就基本没戏了。一旦被假命令蒙蔽的近卫师团士兵们知道真相，一旦外部的军队知道他们是这样“保护”皇宫，中健二们哪里还有小命？果真，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在凌晨率领部队开进皇宫，很快就平息了叛乱。

　　因为在皇宫找不到录音盘，火急火燎的中健二想到的是直接赶赴日本放送协会，在那里直接阻止天皇录音的放送，所以他在叛乱被平息前一刻就赶了过去。凌晨5点到7点，他在播音间用手枪顶着播音员馆野守男的脑袋，纠缠着他，要他打开机器让自己发表广播讲话。馆野守男倒是很镇静，巧妙地与中健二周旋，他说战时广播是军管的，没有军管区的批准，无法插播，连电都没有。一番忽悠，中健二只能发傻发晕。随后他接到东部军管区打来的电话，接着是垂头丧气地放下电话，悻悻地走了—此刻他已很清楚：一切都玩完了。

　　中健二并没有回到陆军省，他同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同伴—另外一个“二”—椎崎二郎中佐一起，作徒劳无益的最后的努力—散发传单，号召国民起来“阻止投降”。中午十一时二十分，在天皇“终战诏书”播送前40分钟，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中健二用曾经射杀森纠中将的那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开了一枪。椎崎二郎则是先在自己腹部戳了一刀，然后才开枪自尽。“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就此宣告结束。

　　中健二们的疯狂是结束了，他们的身躯也下了黄泉，但根植在思想深处的某种“基因”般的东西，却远未结束。战后，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在一个细节中意味深长地结束：在战后几个月，有个满脸皱纹的老樵夫，在麦克阿瑟的新总部第一大厦前停下来。他背上背着一大捆柴火。他先朝麦克阿瑟的军旗深深一鞠躬，转过身来又朝广场另一边的皇宫也深深一鞠躬……约翰·托兰说：“他毫无保留地承认今天‘将军’的暂时权力，同时也尊敬大街另一侧的永恒的存在。”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如今，65年过去了。因为二战后美国有意无意遗留了一个钓鱼岛问题，从而使这个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距离中国只有咫尺之遥的小岛，被日本实际所控制，以至于今天闹出了一个本不该有“钓鱼岛主权之争”问题。2010年9月7日，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国船长被扣17天后，在中国政府一次次强烈的抗议下，才得以返国。随之两国关系跌入冰点。10月15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在记者会上强调，“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东海不存在领土问题……我们一毫米都不会退让。”他声称中日首脑无须急于会面。他还评论说，中方为应对“撞船事件”采取的措施是“歇斯底里”的；10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此说：“作为一国的外长，发表这样的言论令我们深感震惊。”1962年出生在日本京都的前原诚司，就任日本外相不久，他已然成了日本“新鹰派”的领军人物；在他身上，“脱亚入欧”的遗传因子和“抗亚入美”的情感冲动并行存在；而中国人可能不太知道的是，前原诚司能讲得一口不错的中文，研读过许多日本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

　　10月8日，中国驻日大使馆收到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拿子弹来恐吓，其意味不言自明。10月16日至17日周六周日，日本右翼分子连续两天举行反华游行示威，滋扰中国驻日大使馆。10月16日下午，名为“加油！日本”的右翼组织，在东京六本木附近的青山公园集会。凤凰卫视报道说，右翼团体分7个团队共1800人，从青山公园出发，向中国大使馆方向行进，到达使馆附近的三河台公园集结。他们原定是“包围中国大使馆”，但在日本警方的严密关注下，抗议人群只能5人一组，每组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停留1分钟左右—“包围”变成了“眺望”。17日下午，又有一批右翼分子进行反华示威，先在东京秋叶原公园集合，然后在附近主要街道游行，并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外，游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示威者手持日本国旗，举起标语和横幅，并一度与警察发生推撞。

　　日本的“帝国”确实是衰亡了，但日本右翼并未消亡。在日本政治势力中，日本右翼乃是鹰派，即日本保守政党中的强硬派；在民间，右翼则是由许多人参与的各种组织。有关资料表明，截至2000年，日本右翼团体总数约为900个，总人数约10万人，接近二战前右翼势力发展的顶峰时期。当然，日本右翼内部也派系复杂，立场不同、主张不一，活动内容、策略方针等等，也因不同团体而有不同。最需要警惕的是政治思想上的极右翼势力，他们鼓吹“皇国史观”、“种族优秀论”，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巴望恢复历史上专制暴虐、侵略邻国的时代，主张通过侵略、征服来确立日本的国际地位；他们反对现行和平宪法，要求修改《自卫队法》，大力发展其军事力量，以军事大国的实力参与国际事务……他们成了挑起种种事端的肇事者。

　　而日本防卫省，一直是把中日地图侧倒过来放的，这样一溜日本岛就横在中国的上方，好像一串铁链封锁住中国的出路。因为有美国“共同防御”的庇护，他们确实有恃无恐。而一个国家能否被锁住，当然要看他自己，要看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包括智慧力，也包括向国际社会借力—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将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上诉到国际法庭，理直，气壮，法硬，证据更硬，让国际法庭来仲裁—和平时期，和平解决。包括国际法专家、著名华人学者、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在内的许多人士，都建议以此来一次性地彻底解决问题。

　　在和平时期，对任何国家任何极端狭隘民族主义都要高度警惕。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同样是日本极右翼思想的重要因子。古希腊哲人修斯底里斯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和平是战争中永远继续的休战。”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战争的研究》一书中说：“战争不是起源于单单一种原因。和平乃是许多力量之间的平衡。”而在二战尚未结束之时因脑溢血逝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前就消灭法西斯说过这样铿锵有力的话：“任何国家都不能姑息纳粹，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把老虎驯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行为。”“如果允许世界上任何地方保存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邪恶残余，我们就不能声称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日本极右翼的疯狂，不正是一种邪恶残余吗？人类世界啊，你们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