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果  在加拿大做公共知识人

　　他是加拿大主流电视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多家中文媒体专栏作家、华界意见领袖，在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几十万华人社区中，你可以不知道总理，但一定要知道丁果

　　本刊记者  张欢

　　丁果先生是很有趣的人。

　　在饭局上，友人开玩笑，“丁果啊，你在大陆出本书，名字就叫《从赖昌星到达赖喇嘛》，肯定好卖。”

　　他用略带点上海口音又夹杂着英语单词的普通话接下话题，描述采访达赖的场景。其实他对达赖搞藏独很不满：“他用西方最主流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政治理解，搞得自己很崇高，也容易被西方接受。”他去采访赖昌星，是少数不被列入“门客记者”的人。他始终支持将赖遣返中国，但赖昌星依然习惯性地恭维他，因为丁果在加拿大华界有很高影响力，而这正是赖所需要的。

　　他是加拿大主流电视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多家中文媒体专栏作家、华界意见领袖，在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几十万华人社区中，你可以不知道总理，但一定要知道丁果。

　　丁果希望自己做一个公共知识人，对海外华人来说，“多一个商人、教授并不重要，但多一个公共知识人，意义就不同了。”

　　把对民族性的反思引入华界

　　金庸先生去温哥华的《明报》(加西版)视察时，拉住他说：“丁果啊，你给我们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这个名字到底是真名还是笔名呢？”

　　丁果是上海师大历史系77级学生，第一外语是日语。1984年，他拿到联合国的奖学金赴日留学，在东洋文库做研究员——前任是作家张承志。随后他进入立教大学学国际政治，导师是台湾籍的著名学者戴国辉教授(李登辉的顾问，后与李决裂)，专攻台湾和日本政治研究。

　　因受戴国辉影响，他成了第一个在海外研究“2·28事件”的华人学者。

　　中国新闻社的一位高层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研究台湾问题有3种方法：一种是本土研究，一种是欧美角度出发，再一个是日本角度，你3种都占全了。”

　　1990年，因为夫人的关系，丁果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开始了新一段求学之旅。他长期在《明报》(加西版)工作，又研究台湾问题，还是大陆出身，被称作打通两岸三地的评论者。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维真学院时，他又系统地学习了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海外做华文媒体的困难是大陆新闻人无法想象的。

　　温哥华华人移民大体分为3部分：人数最多的是香港移民，其次则是台湾移民和大陆移民。大家的政治立场可谓五花八门。丁果曾带领西人(他的常用语，意指加拿大的白人)去逛唐人街，指着一百多块宗亲会的牌子，向人家解释为什么华人族群会如此不容易凝聚。

　　选议员时，华人选民很难把票投给不同籍贯的华人候选人，而占10%人口的华人族群在政治议题上的声音从来很弱。

　　丁果决定利用媒体发声。

　　温哥华是个安静的城市，动态新闻并不多。他把文化作为突破口——他是第一个采访张纯如的华人记者，到加拿大访问的华人学者他一一访问：李慎之、汤一介、袁伟时……

　　他认为这里适合做深度的文化报道，因为这能赢取持不同立场的华人的最大公约数。他选择了一些小事情作为突破点：温哥华的海滩，各种贝类比比皆是，华人社群捡取贝类不分大小和公母，捡到篮里就是菜；在酒店大声喧哗；在超市买蔬菜，喜欢剥了又剥……

　　文化冲突往往就体现在细节上，丁果试图把对民族性的反思引入华界，结果遭到强烈的反弹，很多华界代表甚至表示要拒订《明报》。

　　他对上司说，如果香港总部怪罪下来，我辞职。随后他选择接受英文媒体采访。英文媒体发表采访之后，争议才慢慢平息。

　　他对华人族群的特性有过一些有趣的评述：首先，华人总摆脱不了唐人街情结，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能找到唐人街。即便新移民生活在高尚社区，自卑与自大结合的情绪始终没有消除。

　　这种不开放心态就导致华人在北美普遍带有一种地产商的形象——在一个社区，华人不关心环保等公共议题，很少考虑自己的加入会给社区带来多元化的效应，而是拼命考虑房子升值多少，然后卖掉离开，和地产商没有什么区别。

　　华人的不融合姿态很容易带来“大法官心态”：对中国处处不满意，同时抱怨本地政府，认为他们欺负了自己。其实，两头不着落，成了怨妇。

　　相比之下，印度族群尽管经济实力没有华界强大，但他们掌握了西方的游戏规则。同样是在选举中，他们占据了很大先机，为本民族的利益争取了资源。

　　意见领袖的身份使得丁果在华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并不想投身公职选举。他习惯媒体的自由生活，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培育华人投身公共事务的热情。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考察北美时，感慨华人总是一盘散沙。同样的感慨丁果也有，温哥华的华人黑帮都只是把手伸向自己的同胞。

　　海外华人没有“孙中山”

　　留日多年的丁果很担心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会和日本越来越相近，用他的话说，就是四肢发达，但没有脸。四肢发达让人心生畏惧，没有脸也让人因摸不清状况而恐慌。

　　有段时间有消息说中国政府要斥资几百亿打造对外宣传的形象工程(两会时被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否认)。对此，丁果的判断是：做比不做好，但很难有效果。

　　他的解释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别，西方民众天生对政府具有不信任感，比如在美国，发生了如此多的校园枪击案，但禁枪令始终无法通过，就是因为宪法通过配枪保护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由此，西方媒体对政府的态度也多半是质疑，这样的新闻民众才会相信。受制于体制，中国的外宣更多是以政府姿态出现的，直接导致西方民众不相信相关新闻。

　　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是一位华人女性，但在丁果看来她已经和华界没什么联系，只不过“face是黄色的”，“中国政府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海外华人精英身上，事实上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些精英传递的信息往往是不准确的。”

　　他喜欢开一个玩笑：“我们就是把红地毯铺到美国去，天天好酒好肉地招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编辑、记者，人家也不会说你什么好话，因为人家的媒体根本上是被受众影响的。老百姓一看你是政府背景，就不相信你的新闻。”

　　怎么办？

　　他的办法是把外宣处理得更有技巧：“中国要打造形象工程是不是要把眼光放在普通人民的身上？因为政府有足够渠道了解中国，普通人民身边是没有顾问的，他们只有靠自己掌握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工程应该民间化，应该相信海外华人。实事求是地说，长期以来有一种不信任感，但是在西藏“3·14”和CNN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海外华人群体的力量，所以很多工程要大家配合把中国好的文化传递出去。”

　　“现在海外华人已经没有‘孙中山’了，没有人要搞革命推翻政府了。中国政府应该有信心了，因为30年改革开放国力强盛，再加上两岸关系良性发展，一些人士在海外已经没影响力了。”

　　他有过很多赚钱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可能是骨子里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色。他推崇自杀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认为她的一本英文作品远胜过无数国内学者的日本研究。

　　他不愿意从政，也不愿意言商，倒是对自己意见领袖的角色相当满意——也许，毕竟是书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