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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果:在加拿大做公共知识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5日12:08  南方人物周刊
丁果:在加拿大做公共知识人
不从政,也不经商,丁果对自己华界意见领袖的角色相当满意(大食)。

  丁果  在加拿大做公共知识人

  他是加拿大主流电视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多家中文媒体专栏作家、华界意见领袖,在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几十万华人社区中,你可以不知道总理,但一定要知道丁果

  本刊记者  张欢

  丁果先生是很有趣的人。

  在饭局上,友人开玩笑,“丁果啊,你在大陆出本书,名字就叫《从赖昌星到达赖喇嘛》,肯定好卖。”

  他用略带点上海口音又夹杂着英语单词的普通话接下话题,描述采访达赖的场景。其实他对达赖搞藏独很不满:“他用西方最主流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政治理解,搞得自己很崇高,也容易被西方接受。”他去采访赖昌星,是少数不被列入“门客记者”的人。他始终支持将赖遣返中国,但赖昌星依然习惯性地恭维他,因为丁果在加拿大华界有很高影响力,而这正是赖所需要的。

  他是加拿大主流电视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多家中文媒体专栏作家、华界意见领袖,在加拿大,尤其是温哥华几十万华人社区中,你可以不知道总理,但一定要知道丁果。

  丁果希望自己做一个公共知识人,对海外华人来说,“多一个商人、教授并不重要,但多一个公共知识人,意义就不同了。”

  把对民族性的反思引入华界

  金庸先生去温哥华的《明报》(加西版)视察时,拉住他说:“丁果啊,你给我们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这个名字到底是真名还是笔名呢?”

  丁果是上海师大历史系77级学生,第一外语是日语。1984年,他拿到联合国的奖学金赴日留学,在东洋文库做研究员——前任是作家张承志。随后他进入立教大学学国际政治,导师是台湾籍的著名学者戴国辉教授(李登辉的顾问,后与李决裂),专攻台湾和日本政治研究。

  因受戴国辉影响,他成了第一个在海外研究“2·28事件”的华人学者。

  中国新闻社的一位高层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研究台湾问题有3种方法:一种是本土研究,一种是欧美角度出发,再一个是日本角度,你3种都占全了。”

  1990年,因为夫人的关系,丁果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开始了新一段求学之旅。他长期在《明报》(加西版)工作,又研究台湾问题,还是大陆出身,被称作打通两岸三地的评论者。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维真学院时,他又系统地学习了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海外做华文媒体的困难是大陆新闻人无法想象的。

  温哥华华人移民大体分为3部分:人数最多的是香港移民,其次则是台湾移民和大陆移民。大家的政治立场可谓五花八门。丁果曾带领西人(他的常用语,意指加拿大的白人)去逛唐人街,指着一百多块宗亲会的牌子,向人家解释为什么华人族群会如此不容易凝聚。

  选议员时,华人选民很难把票投给不同籍贯的华人候选人,而占10%人口的华人族群在政治议题上的声音从来很弱。

  丁果决定利用媒体发声。

  温哥华是个安静的城市,动态新闻并不多。他把文化作为突破口——他是第一个采访张纯如的华人记者,到加拿大访问的华人学者他一一访问:李慎之、汤一介、袁伟时……

  他认为这里适合做深度的文化报道,因为这能赢取持不同立场的华人的最大公约数。他选择了一些小事情作为突破点:温哥华的海滩,各种贝类比比皆是,华人社群捡取贝类不分大小和公母,捡到篮里就是菜;在酒店大声喧哗;在超市买蔬菜,喜欢剥了又剥……

  文化冲突往往就体现在细节上,丁果试图把对民族性的反思引入华界,结果遭到强烈的反弹,很多华界代表甚至表示要拒订《明报》。

  他对上司说,如果香港总部怪罪下来,我辞职。随后他选择接受英文媒体采访。英文媒体发表采访之后,争议才慢慢平息。

  他对华人族群的特性有过一些有趣的评述:首先,华人总摆脱不了唐人街情结,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能找到唐人街。即便新移民生活在高尚社区,自卑与自大结合的情绪始终没有消除。

  这种不开放心态就导致华人在北美普遍带有一种地产商的形象——在一个社区,华人不关心环保等公共议题,很少考虑自己的加入会给社区带来多元化的效应,而是拼命考虑房子升值多少,然后卖掉离开,和地产商没有什么区别。

  华人的不融合姿态很容易带来“大法官心态”:对中国处处不满意,同时抱怨本地政府,认为他们欺负了自己。其实,两头不着落,成了怨妇。

  相比之下,印度族群尽管经济实力没有华界强大,但他们掌握了西方的游戏规则。同样是在选举中,他们占据了很大先机,为本民族的利益争取了资源。

  意见领袖的身份使得丁果在华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并不想投身公职选举。他习惯媒体的自由生活,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培育华人投身公共事务的热情。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考察北美时,感慨华人总是一盘散沙。同样的感慨丁果也有,温哥华的华人黑帮都只是把手伸向自己的同胞。

  海外华人没有“孙中山”

  留日多年的丁果很担心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会和日本越来越相近,用他的话说,就是四肢发达,但没有脸。四肢发达让人心生畏惧,没有脸也让人因摸不清状况而恐慌。

  有段时间有消息说中国政府要斥资几百亿打造对外宣传的形象工程(两会时被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否认)。对此,丁果的判断是:做比不做好,但很难有效果。

  他的解释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别,西方民众天生对政府具有不信任感,比如在美国,发生了如此多的校园枪击案,但禁枪令始终无法通过,就是因为宪法通过配枪保护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由此,西方媒体对政府的态度也多半是质疑,这样的新闻民众才会相信。受制于体制,中国的外宣更多是以政府姿态出现的,直接导致西方民众不相信相关新闻。

  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是一位华人女性,但在丁果看来她已经和华界没什么联系,只不过“face是黄色的”,“中国政府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海外华人精英身上,事实上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些精英传递的信息往往是不准确的。”

  他喜欢开一个玩笑:“我们就是把红地毯铺到美国去,天天好酒好肉地招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编辑、记者,人家也不会说你什么好话,因为人家的媒体根本上是被受众影响的。老百姓一看你是政府背景,就不相信你的新闻。”

  怎么办?

  他的办法是把外宣处理得更有技巧:“中国要打造形象工程是不是要把眼光放在普通人民的身上?因为政府有足够渠道了解中国,普通人民身边是没有顾问的,他们只有靠自己掌握的资讯。”

  “我觉得这个工程应该民间化,应该相信海外华人。实事求是地说,长期以来有一种不信任感,但是在西藏“3·14”和CNN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海外华人群体的力量,所以很多工程要大家配合把中国好的文化传递出去。”

  “现在海外华人已经没有‘孙中山’了,没有人要搞革命推翻政府了。中国政府应该有信心了,因为30年改革开放国力强盛,再加上两岸关系良性发展,一些人士在海外已经没影响力了。”

  他有过很多赚钱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可能是骨子里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色。他推崇自杀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认为她的一本英文作品远胜过无数国内学者的日本研究。

  他不愿意从政,也不愿意言商,倒是对自己意见领袖的角色相当满意——也许,毕竟是书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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