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波良纳庄园的托尔斯泰墓地，没有标识和护栏，只有小土路入口的指示牌上写有“静地”（关海彤 摄）

莫斯科寓所里写作《复活》的房间，位于旧楼部分，避开了前面新楼里的热闹和华丽（关海彤 摄）

　　家庭生活的爱情细节

　　波良纳庄园的三栋小楼，个个散发出粉刷一新的味道。不过托尔斯泰出生的房子早已烧毁，只有原址上有一块小石头刻着。他的庄园来自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曾经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侍从武官，担任过驻柏林大使和一省总督，所以托尔斯泰总是被认为是“省长的外孙”。公爵只有独生女玛丽娅，也就是托尔斯泰的母亲，所以，庄园作为陪嫁送到了托尔斯泰父亲手中。父母都在他年幼时去世，托尔斯泰成年后与兄弟姐妹平分财产，因为领地巨大分布各处，托尔斯泰选择了继承家园。他年轻时梦想“做个好老爷”，于是真的和农奴们处得犹如父子般融洽，农活样样精通，也就有了列宾的那幅《托尔斯泰在耕地》。

　　除了在喀山上大学和在高加索打仗，还有一些短暂的旅行，托尔斯泰一生没有离开波良纳。庄园的外部还是彪悍的俄式贵族生活，最多时达到330名年轻的男性农奴，现在只剩下维持庄园农活的一些普通工人，他们大多是附近村庄的农民。“托尔斯泰年轻时好赌博，所以卖掉过一部分。他也过过几年少爷的生活，酒、女人和纸牌。”安德烈每天早上5点上班，就是喂养短腿马Bonni，然后带它去苹果园里给树木上肥料。苹果园之外就是广阔无边的森林，周围有一个超过1000人口的大村庄，在庄园入口就可以看到那些童话般各色屋顶的农民矮房子。过去他们的祖上很多曾经都是托庄的农奴，“十月革命”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可是能在托庄工作却成了莫大的荣耀，他们认真地把屋顶的落叶扫除，把地上的每一点杂木捡干净，国家发给他们工资。“因为俄罗斯的老年人太多了，工资又低，退休后一直工作很多年的老人大有人在，所以托尔斯泰庄园和很多博物馆都是雇用上了年纪的又热爱托尔斯泰的老大娘。不过，附近村子也没有什么年轻人了，俄罗斯的农产品价格很高，可是农民却不爱种地，觉得辛苦，都往城里工作去了。”

　　屋子里的陈设精致但朴素，很多器物已经罩上了玻璃罩，不过却没有常见的古董艺术品。画作是托家自己的亲人，大女儿达吉亚娜擅长刺绣，竟能把来者在一黑桌布上用粉笔随手签的名字全部绣上去，色彩和笔触与粉笔几乎一样。家里大多是实用又富有生活情趣的小玩意儿。从文具里的无数不知用途的小针小笔，到称量标本的小天平，还有全套的微缩版手术刀具，众多的手稿，漂亮的黑色蕾丝阳伞，和他早期的皮鞋、帽子、小提琴、长长的佩剑，还有很多照片。托尔斯泰觉得他自己长得并不美，“像个乡下人”，年少时照片较少。不过除了这些精美的东西，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楼下书房，后来也停了他的灵柩。楼上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屋子还在，窗外就是森林。这些著作一写就是七八年，他在桌前的茶桌上随便吃点东西，几乎每天手不释卷。旁边矮小的桌子就是妻子索菲亚的，自从18岁的她嫁给了34岁的伯爵，工作就是每晚誊抄他潦草的手稿。托尔斯泰对索菲亚表白的方式就是自己画出起首字母，而索菲亚就知道了整个句子的意思。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感情稳定之后集中式写作的结果，而索菲亚在至今所有的评论中都是“贤惠、富有才华又真心爱着托尔斯泰”。她16次怀孕，生下13个儿女，虽然其中8个都早夭了。托尔斯泰家的人要不就是未成年或年轻时就离世，要不就是活得很长。这些家族孩子们的照片，连同各式各样儿童玩具，还有圣母像，都是各房间最鲜明的物品。托尔斯泰家还是很有温情氛围的，他的书桌脚边就是孩子们的玩耍地带，小摇马、小冰刀和各种洋娃娃，在足够20多人围坐的长餐桌上，索菲亚的一生尽母亲和女主人的职责，可以看到她自己画的画、刺绣以及为孩子们教授法、俄、英语的简单记录。尤其善于管理托尔斯泰的经济和对外事务，以丰厚的版税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最少也保持二十几位仆人。她对丈夫很多行为、想法和作品都有自己清醒、独特的认识。

　　然而，托尔斯泰随着年岁渐长声誉日隆，又喜欢发一些对抗教会和政府的言论，渐渐聚集了一些托尔斯泰主义信徒在身边，其中就有索菲亚攻击其“中年秃头肥佬”的切尔特科夫，因为多次以托尔斯泰名义在圣彼得堡从事进步活动而被捕。切尔特科夫的照片至今还能看见，独自一大张悬挂在托尔斯泰书桌的正前方，抬眼就能看到。而在照片、画像挂满墙的托家，卢梭、伏尔泰、屠格涅夫等真正彼此影响的文坛巨匠们，也不过是桌上的小小的立像或多人合影。当时切氏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希望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所有版权“捐给人民”，这引起了索菲亚及儿子们的反对。托家的女儿们倒都和切氏意气相投，因此才会不断地打嘴仗。原本，托尔斯泰已经写下了遗嘱，把日记以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妻子，但是他还是在切氏“一天三次”的逼迫和讴歌下，签署了把版权留给人民的遗嘱。但切氏希望改成具体的自己，托最后改成留给了小女儿。托尔斯泰既不愿意背叛妻子，也不愿背叛朋友，于是对很多事情都采取折中处理，结果遭受了更大的双面压力。索菲亚把对切尔特科夫的怨恨都放进了和托尔斯泰无休止的争吵中，她更觉得托翁的想法无法理解，因此不断追问他是否爱自己。所以最后托尔斯泰出走前留下的信中，开头就是：“不要以为我出走是不爱你，我爱你，且真诚地怜悯你……”

　　莫斯科的7年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托尔斯泰对妻子和家庭的爱。托尔斯泰一直自认为是个“久居城外”的人，他的文章不少都排斥工业文明，很少有城市是他喜欢到可以长住的。喀山是他的浪荡的开始，而圣彼得堡是他年少得志和文学圈、贵族圈打交道的地方，巴黎的虚伪浮华他更是很快就厌倦了。莫斯科当时更像圣彼得堡如今的地位，远离政治核心。靠近当时的市郊林地，现在名为托尔斯泰大街和托尔斯泰故居的地方，当时有一块地被托翁买下作为居所。这个黄绿相间的小房子，就是他写作《复活》之地，他的晚年只有这一部长篇，就在这里完成。故居分为华丽和朴素的完全两重风格，因为过去的老房子基础上加建了很多高大的部分，使这个新楼部分13个房间有11个大壁炉，隐藏在墙壁立柱里，温暖极了。最美丽的接待厅，也是晚年托翁在莫斯科接待朋友的场所，铺陈着多块美丽的土耳其地毯，厚厚的帷帐，拉起帷帐里面还有一个丝绒长沙发，水晶吊灯照耀下更私密的会客室。而外面的接待厅也像咖啡馆，有七八个小圆桌和围绕的皮椅组成，茶器之精美和波良纳不相上下。更加完整的是，这里的环境还是清幽的，窗外望出去是一个三个篮球场大小的后院，美丽的树木金黄色叶子铺满一地，室内鲜花开遍。那些年，托家的孩子们在莫斯科接受了系统的贵族教育，蕾丝的精致衣鞋到现在还是美丽，而这一切索菲亚喜欢的生活，都和托尔斯泰真正的追求越来越远。

　　就在这宽阔敞亮的新居背后，走下一个仅一人宽的楼梯，就是托尔斯泰当年自己的地盘了。他带来他在波良纳庄园的那些农活器具，不过没什么用处，只有两双他自己亲手缝制的皮鞋，除了边缘粗糙，看起来还不错。他照样穿着粗布宽袍，勒着腰带，以68岁高龄开始骑自行车玩，在附近的工人们聚集的一个小公园，骑车而去的头发胡须飘飘的托尔斯泰常和他们聊天。然后再回去写书，《复活》的写作地点是楼背后二层夹层里一个必须低头才能进入的小屋子，极为矮小，如果不细细看，很容易在楼里错过或以为是储藏室。它远离主楼的喧嚣，朴素得和波良纳的书房一样，小桌子、绣花搁脚凳和矮腿圈椅，那个搁置墨水和笔的木架子上写着“第一次下笔你写了什么”。

　　托氏遗泽与俄罗斯文学现实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语言系教授米哈耶尔·克鲁普科夫，是俄罗斯国内研究托尔斯泰排名头几位的学者，俄罗斯中小学教材的文学史，都要由他亲自撰写。“我可以列个名单，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科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这是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家，而20世纪还没有固定谁是经典，我的名单是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普拉多诺夫等。”米哈耶尔说，托尔斯泰死后有一段遭到了专业的批判，因为列宁写了7篇评论说他“是一面旗帜”，二三十年代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界的地位稍有下降。

　　俄罗斯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放弃了纪念名人逝世周年的传统。“我记得最后一次盛大的全国纪念是1937年为了普希金，此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对于文化的顶礼膜拜了。当然，那次纪念依然是新政府为了振兴俄罗斯文化而做，同时是‘十月革命’20周年，与其说为了普希金，不如说为了新政府本身。”米哈耶尔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不再处于社会中心地位，很多之前没有发表的作品在国内发表，一下子俄罗斯文学界就有地下文学、侨民文学和官方文学三大潮流，思想混乱，洪水决堤。”

　　“俄罗斯读者也就此改变了阅读的心态，过去是崇拜的，现在却改变了。”米哈耶尔说，作家的言论不再影响政治和社会，苏联时期因为意识形态不愿意研究19世纪经典。托尔斯泰虽然写政论文章，其实并不醉心当时的政局。相对于狭隘的政治和教派，托尔斯泰的思想已经站在了更广的宽度上。“我最近写的文学史里，开头介绍托尔斯泰就说，他是一个有现代性的作家，他在写人，写人的行为，这些都可以参照到现代人身上来，而且他还有道德的永恒追求，这都是现代性应该注意的。还有就是，托尔斯泰永远有一个内心自由的主人公，从农奴制废除到革命时代，他主张一个保持内心自由又有精神探索的人。”

　　米哈耶尔教授自己出版过一本神秘主义的小说。他说：“就是我住的米乌斯卡娅广场，是旧俄时代的贵族区，全国的作家协会、音乐协会等最高文化单位都在那里。苏联时期，斯大林经常去我们楼下看不公开的电影。在苏联，你知道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很多常人思维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用神秘主义来写作。”他想用神秘主义解释“上帝、人、地狱这一个纵轴”。“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为什么他的死亡会变成一场如此经久不衰的话题？我觉得是他的内心出现了危机，他晚年有很多论述世界观、宗教观的书，小说已经无法解答他的疑问。他笃信宗教，又否定东正教的仪式，我印象中，东正教历史上扫地出门的人顶多不过三四个，托尔斯泰被驱逐对他是个严重的事情，他反对教会七大圣事，最后要去妹妹的修道院也是为了讨论精神层面的问题。”米哈耶尔说，“一辈子紧张地创作，那么丰沛、旺盛地活着，到晚年都想对自己做个总结，他看了几乎所有哲学书籍，也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可我觉得这些对于一般读者太高深了。有个俄语词叫‘天才的痛苦’，一个天才不满意自己的人生，这很正常。难道你不认为，一个人满意自己的人生，感到安宁和满足，这是可耻的吗？”

　　现代的俄罗斯人基本都接受了这样“对自己不满”的观点，很少有再谴责妻子和家庭关系的言论。索菲亚和托尔斯泰的结婚日都成了家族庆典。这些年，托尔斯泰家的后裔散落世界各地，因为他的几个儿女前往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地，托尔斯泰的后代目前大约有230人，其中瑞典等欧洲国家最多。他们中的大部分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也有少数人成为欧洲国家王室的成员。这些人从事的职业有银行家、农场主，但没有作家。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是波良纳名义上的园长，事实上却基本停留在欧洲，波良纳的工作人员也很难联系上他。“已经有俩月没有园长的消息了，我们最近八九年来，每年园长回来组织总有一到两次托尔斯泰家族的大聚会，今年来了100多位后裔。”代理园长阿尔贡说。

　　尽管庄园的园长仍由托尔斯泰一位重孙担任，然而他很少到庄园。今年最大的盛事是为了包括巴黎的德米特里·托尔斯泰、里约热内卢的瓦西里·托尔斯泰等人。托门另一系、意大利的阿尔贝蒂尼家族也派来了代表，重外孙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携其孙子托马佐和孙女玛尔塔由罗马赶到。其余托裔来自美、德、瑞典、乌拉圭等国。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在伦敦，他在邮件里回复：“我初以为大聚会难以实现，因为互相保持联络的托翁儿孙皆已亡故，重孙子也死去了好几位，但这130位老少终于在亚斯纳亚·波良纳欢聚一堂，从8月16日到22日的一周时间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做果酱、割草，同朗读，同游戏，同看电影，包括关于托翁生平的纪录片和去年的英语故事片《最后一站》。”这部电影以托翁临终前的日子里两派矛盾为主来演一个矛盾又困惑的老人，却因为导演说“俄罗斯连个让演员能去的厕所都没有”，而选在了德国乡村拍摄。弗拉基米尔依然觉得，这是曾祖父文学热潮复兴的好兆头，他说“希望21世纪是托尔斯泰的世纪”。

　　安德烈是图拉托尔斯泰大学的学生，托尔斯泰在图拉议会担任小官职时曾经提议用3万卢布修建一所给穷人子弟念书的学校。“但一个滚圆的小老头站起来问，‘为什么不把钱花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像上呢？’”安德烈说：“因此每年都有一个全校参加的对托翁作品的文学讨论会，我写的是托翁作品里的死亡意象。”他家就在波良纳旁边的农庄，他说：“我小时上的学就是托尔斯泰小学。”这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希罗普科说：“我们用的教材就是托翁编写的，只不过插上了更漂亮的图画。”我们到这所学校时正值假日，只有两个帮老师做杂事的孩子。1928年创建的托尔斯泰小学，第一任校长是托尔斯泰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她一年后因为革命去了美国，后来就常年居住在日本、美国和欧洲了。小学校园里如果从正面看，建了好几个台基，第一个是卫国战争时为了守护托庄死去的村民的名字，大概有30人。第二个是列宁像，第三个就是小学的正门。以为破败不堪的楼，进去后却极舒适明亮，装饰得很淡雅生动。学校里现在从小学到初中总共150名学生，孩子们从一年级开始学习托尔斯泰著作的片段和名句，托翁的诗歌和名句一开始就深入每个孩子的血液。“只有喜欢的孩子才会来，这里地处偏僻，却是虔诚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继承者！”这里不收取任何费用，费用完全由国家补贴。孩子们学习到5年级，就开始系统学习《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大部头，每年9月9日他们举行盛大的舞会和诗歌朗诵会，然后再去庄园敬献玫瑰。今天是战胜法西斯的周年纪念，于是墙上有不少孩子们的画作，这些画里充满了杀伐之气和恐怖，尤其是一个纯黑色炭笔加勾勒人物的白边，所描绘的景象，正是纳粹占领了小学后抱着弹药箱匆忙往返的情景。学校大厅内托尔斯泰的大雕像，以悲悯的神色看着这些人，底下写着作者的名字，他只有11岁。■　(感谢任光宣、张光政、孔霞蔚三位老师的帮助和贡献)

　　从1812到十月革命

　　托尔斯泰时代的俄罗斯

　　◎舒可文

　　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一年里的写作中，“人生大道”，“论疯狂”，“论社会主义”这些题目几乎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线索。《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又几乎描述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和生活全貌，但他本人却从未真正进入他所描写的任何一种精神世界。如果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最疯狂的探索者，那也可以说他是最冷静的怀疑者。

　　俄罗斯帝国从一确立就开始了向西方求学的过程，每一次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都首先来自沙皇在欧洲争霸的需要，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和启蒙运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然后，它被学习了西方思想的知识阶层继续向前推动。伴随着每一次开明改革，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便从西方寻找到更多的社会变革观念。

　　俄罗斯19世纪的这种躁动似乎很符合“托克维尔定理”：一个专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改革以缓解政治压力，但是托克维尔看到，这种强大压力下的改革又是最危险的政治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托克维尔定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总是发生在社会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这一似乎于理不通的现象。

　　发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变革有着成熟的社会动力，资本主义经济造就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阶层，宗教改革启动的世俗教育得以使一种社会要求达成共识。相比而言，俄罗斯的变革社会动力不足，沙皇政府在改革危害到专制权威时总是出现停滞或后退，知识阶层所推动的社会思潮总是依赖引入的西方观念，不同观念引导着各自所爱的理想，所有这些动力都因为俄罗斯社会特有的一个巨大鸿沟而难以传达到整个社会，结果就如奈仁在评论革命时所发现的，“由于现实并不往理念靠拢，两者之间出现的一条沟，比先前窄是窄了，但却深了许多”。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悲剧性地延续了“让修辞勇敢地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政治修辞传统。

　　托尔斯泰以一种极度的道德热情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痛苦分裂，他比同时代的知识阶层更为煎熬的是，那些被热捧的种种观念和政治设想都在他特殊的追问下，变得荒谬可疑。他就像19世纪俄国思想的照妖镜，一生都在寻找着“人生大道”，而被他所质疑的那个知识阶层在同样的道德热情支配下，变得激进和极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待19世纪终结的时候，最激进的列宁主义成为最有行动能力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