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弄东京

　　如果说町会是日本人在世俗层面的结合体的话，那么神社就是把他们真正凝聚起来的更深层的纽带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日本

　　图/方迎忠

　　东京地势西高东低，江户川、隅田川等大小河流自北自西流来，侵蚀了这个古名武藏野的台地的东缘，形成一个个舌状的小型台地，俗称“山之手”。这些小型台地后来有了一些还算响亮的名字：品川、池袋、新宿、涩谷、代代木……1885年，日本铁道品川线通车，以此为起点，小型台地被环形铁路依次连接起来，这便有了著名的山手线。

　　搭黄绿色的山手线电车到秋叶原，换乘总武线向东，到浅草桥时已经进入下町，又依次经过两国站和锦系町站，抵达龟户站，再步行十几分钟便到达龟户三丁目。

　　这里的建筑多灰白或淡黄色，几乎没有超过5层的楼房，天空中电线横七竖八，街道狭窄却干净，花花草草从不起眼的角落里冒出来，从铁门的栅栏里伸出来，从楼顶垂落下来，连屋檐下等待回收的啤酒瓶架上也摆满了盆栽植物，有空地处即有树有花，让你不得不慨叹这个民族对美的执着。阳光很足，衣物和被子晾晒在为数众多的临街窗台和露台上，街旁三三两两分布着一些店铺，比如“大井商店”、“梅寿司”，随时有人推门而入，或者推门而出。倒是符合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写的“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因为“街边的楼房具有应付陌生人、确保居民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务”。

　　龟户三丁目町内会会长佐藤和男的名字就刻在自家门上，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住宅，如今这样的房子在龟户还有20%。日本人家的地址以“区-丁目-番-号”标识，“町”相当于中国的街、巷，町内会则是居民自治的基本单位，类似于中国城市的居委会。这一天，由江东区政府与江东区龟户町会联合会合办的夏末大会将要举行，龟户中央公园里已经有人开始顶着烈日布置摊位和舞台了。

　　“我们三丁目町会有900多户，而我还是整个龟户地区町会联合会的会长，”78岁的佐藤先生说，“町内会最大的作用就是连接行政和居民，如果没有町会，行政的意志就到达不了居民。”

　　和几十年前一样，流动留言板仍然是这里的居民获知区内事务的主要途径。除了传达区役所(区政府)的通知，町内会会议、节庆、婚丧嫁娶的消息、各种服务性信息譬如组织郊游、回收废品等，也都由留言板送达。“传阅的顺序是规定好了的，一户看完了盖个章送到下一户，一般一周就能传遍整个社区，要是有紧急通知，3天就可以转完。”

　　日本的町会制度形成于20世纪初，二战期间町会被军部控制，成为战争机器终端的螺丝钉。佐藤先生那时正上初中，“我记得当时送子当兵的气氛很浓，町会组织老幼为年轻人送行，妇女们为他们系上腰带，是整整1000针缝上的，据说子弹打不透……当时町会是强制参加的，因为粮食实行配给制，不加入分不到吃的。”

　　战后，町会制度一度被美军废除，但后来又以自治组织的形式重新兴起，“战时是特殊时期，现在完全不一样啦！”佐藤说，町会现在和政府没有关系，会长两年一改选，町会干部由居民轮流担任，全部是义务劳动。居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入，每户每月的会费是300日元，而租户则是100日元。“我们总是吓唬他们说，你们不加入町会就不能扔垃圾！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过日本人喜欢集体，害怕落单，很多町会组织的活动，你不是会员就不太好意思参与，所以入会率还有90%左右。”

　　佐藤先生给记者一份《平成16年度(2004年)收支决算报告书》，里面详细列出了龟户三丁目町会的各项预算和决算，其中收入部分以会费最多，而支出则有31项之多，包括防灾费、夜警费、敬老费、水道光热费等等。

　　在每个除夕漆黑的夜里，町会干部会五六个人一队，拿着手电筒或提着灯笼巡视街区。每一支队伍都有一个人脖上挂着铃铛，走几步就敲击一下，而巡视干部则用低沉而悠长的声音提醒着街坊：“小心火烛！”对于老居民来说，这种声音已成为新年氛围的重要成分。

　　更为日常的则是防灾，每年八九月间，日本的电视上就开始充斥着各地开展防灾训练的新闻。龟户也不例外，区役所、消防署与町会合作，以漫画的形式对孩子讲授地震、火灾时的应对之策。一个让人感慨的例子是，日本的小学生座椅靠背上都套着个软套，一有地震他们会立即取下软套垫在头上，然后往桌下躲避。

　　龟户町会联合会印制了巨幅的防灾地图，里面标出了邻近街区的避难场所、临时集合场所、消防署、医院、防灾仓库等等，从地图里看，街头灭火器、消防栓和防火水槽分布得密密麻麻，几乎几十米就有一个。一旦江东区出现6级以上的地震，町会干部在确保自身及家人安全的前提下，会立刻行动起来，调集“灾害协力队”，组织居民疏散到邻近的学校和公园——在日本，学校的建筑通常是最结实的，这些地方平时就备有应急的粮食、水和毛毯等物品。

　　整个过程中，区役所通过町会下发的无线防震报警器会发挥重要作用：不但能通知居民躲避地震，而且由于地震往往引起火灾，区役所还能通过掌握风向，告诉居民正确的逃跑方向。

　　离佐藤先生家不远处是有着350年历史的龟户天神社。平日里，这里更像一个清静的公园，穿过高高的“鸟居”，就进入了“天上”，爬上一座红色的拱桥，有乌龟在湖中的岩石上晒太阳，更多的乌龟在争抢游人抛下的面包，龟户本是填海而成，地下水偏咸，乌龟较鱼更能适应。5月时湖周围会开出紫藤花的瀑布，神社也由此入选“新东京百景”。再往前行，便是祭堂。

　　一个完整的参拜程序是这样的：在净身处用木瓢取水洗手，并用手捧水漱一漱口，面朝祭堂，将一枚硬币(5日元或者50日元)投入捐赠用的匣子，深鞠躬两次，击掌两次，再次鞠躬并进行几秒钟的祈祷。如果有殿堂铜锣，祈祷时可以轻轻地敲响，神道教认为，这样可以得到神的注意。龟户天神社里供奉的是平安时期的学者菅原道真——有点像中国的文曲星，因此祭堂边祈愿考上某个学校的木牌特别多

　　如果说町会是日本人在世俗层面的结合体的话，那么神社就是把他们真正凝聚起来的更深层的纽带。“神社是扎根于日本人内心之中的，很多活动都以神社为中心，从九州到北海道，莫不如此。”佐藤先生说，“在美国，通常是先有人聚居，然后才有教堂，而在日本，是先有神社，然后围绕神社形成社区，所以日本人非常讲究‘地缘’，相信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也即‘氏神’。比如每年的11月，日本3岁、5岁、7岁的儿童，要在身着和服的父母陪同下，到本地神社求福，氏神会为他们驱除灾厄。”

　　“靖国神社不一样，”他又补充解释，“它由国家修建，后来又供奉了甲级战犯，对我们来说，它和我们的出生地没有关系，不是‘氏神’。”

　　9月18日，本刊记者第二次拜访龟户地区时，附近一个稍小的神社正在迎来它的节庆。通往神社的道路上挂着一排排红白相间的灯笼，上面写有町会的名字，人们在路旁摆摊，卖着烤鱿鱼、纳豆等，大多数小吃都在100日元以下，“卖得非常便宜，主要由町会出钱补贴，其实就是回馈本地居民。”白岩忠夫说。他是江东区区议会议长，也在帮忙张罗着明天的节庆。

　　与其说是摆摊，不如说在闲聊，买者和卖者平时就是街坊，大家都穿着随便，趁着这个机会三五成群地拉拉家常，顺便计划一下明天怎样庆祝，不时迸发出快活的笑声。这是城市里的“村落”，却和我们头脑里“城中村”的印象相去甚远，相比于新宿、银座的腰板笔直脚步匆匆，这里无疑是松弛与缓慢的。

　　神社的一侧是舞台，第二天会有本地居民的演出，舞台再绕过去有一个小小的靶场，穿得像圣斗士一样的孩子们刚刚散去，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这里练习射箭，正中靶心就意味着他们的目标将要实现。神舆停放在路边临时搭建的木台上，明天，町会组织的志愿者们，要抬着它“哇啸哇啸”地巡游邻里——或者说，“氏神”管辖的范围。

　　从宗教意义上说，神舆巡游是让守护神视察并降福于所在地区，但日本人早就习惯从这样的仪式中各取所需。忙碌的上班族好容易闲下来，带着孩子看看热闹；主妇们参与准备红豆饭的义务劳动，顺便增进邻里感情；扛着神舆的小伙子们，会试图带着它游行到社区的边界，隐隐有和邻近社区叫板的意味；年长的町会干部们，则希望每一回巡游，都能增进人们对社区和传统的认同。白岩议长在这里碰到了另一位老人，他是总武线龟户站附近一个町会的会长。和三丁目相比，龟户站周围更多的是大型住宅公团，“团地”生活容易老死不相往来，老人希望利用合办节庆的机会，把更多的“团地族”与传统仪式衔接起来。

　　佐藤先生在抱怨一件类似的事情，“现在老是强调个人隐私，町会干部好多事情不敢问了，比如吧，我们要搞一个敬老协会，让7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可是人家的年龄就不太好问，于是我们只好猜：那个老太太应该有75岁了吧，那就请她参加……”

　　龟户地区老人生活与整个日本并无大的不同。如果加入了国民年金，退休以后每个月可以领25万日元(约合2万人民币)左右，如果是大公司职员，这个数字可以达到40万日元，加上日本家庭一般存款较多，所以多数老人生活优渥，用佐藤的话说，“在社区活动之外，每天做做操、散散步、遛遛狗，还经常旅游”。有趣的是，在谈到自己买马彩这个爱好时，他颇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不得体……中国的老人比我们要有追求吧？”

　　下午4点，佐藤先生开车带我们去往夏末大会的主会场——龟户中央公园。这是一次联合了龟户22个町会的更盛大的节庆，包括了神舆巡游、防灾体验、模拟贩卖、纳凉大会、花火大会等等，预算超过700万日元，“行政很坏！区役所只肯出一半的钱，剩下一半，除了各町会从会费中拿，还要请企业来赞助。”

　　请来的企业多是某某料理店、某某纪念品商店、某某会计所，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家出2万日元赞助，然后在明黄色的活动手册上登一个豆腐块广告。今年节庆要放烟花，“目标一千发”，可是赞助没拉够，只能放600发，他们也不在意，仍然高高兴兴地写“花火大会赞助感谢”。

　　5点，太阳没那么毒辣了，小摊贩的生意也来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专做节庆生意的露天商，打着大阪、广岛、北海道特色美食的招牌，空气中弥漫着章鱼烧和爆米花的香味，有点中国庙会的感觉。陆续前来的市民不少穿着“浴衣”(一种较轻便的和服)，他们买些小吃，在草地上铺块塑料布，架个小桌板，就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这场景，和数十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场景没有什么两样，也许，日本想象力丰富的“怪谈”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吧。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中央公园的灯笼亮了起来，一群穿着正装、领导模样的人进场，他们在儿童鼓乐队的引导下前进，偶尔举手向草坪上的市民打个招呼。市民们继续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偶尔也给他们鼓鼓掌。领导们绕场一周后，坐到了舞台上，儿童鼓乐队开始一首一首演奏乐曲，听起来全部是似曾相识的日本动画片主题歌，每奏完一曲，台上的领导都要微笑着鼓励一下，看起来有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与民同乐气氛。之后是领导讲话，区长、议长和本地政治新星依次登场，说的无非是要团结起来，让龟户更美好之类的话，也没几个人在认真地听，倒是舞台下方那绿油油的宣传标语更有意思：“防中暑，要喝有盐分的水！”

　　演出在7点准时开始，22个町会的婆婆妈妈们依次登场，都穿着和服，蹬着木屐，跳着节奏缓慢的传统舞蹈。台上跳得起劲，台下的“浴衣”们也不遑多让，披着残留的“夕烧”(夕阳)，踩着音乐的拍子加入了草坪上的集体舞，踩地、抬腿、半转身……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从空中往下看，他会看见一个几百人手挽手围着的巨大圆圈，在慢慢地逆时针转动呢。再过一个多小时，天黑透了，人微醺了，舞跳累了，花火会倏地升上夜空，开出600朵璀璨的花儿来。

　　“以节庆之名”是这一切的契机，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日本人对“即时传统”的偏好，他们擅长借用各种传统符号——它可能是本地神社某个古老的仪式，可能是“下町”家长里短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日本文化中对易逝的美好事物(譬如樱花和花火)的迷恋——来覆盖新的环境，从而创造出人们对一个自治的邻里的认同：这里是江东区，这里是龟户，这里是龟户三丁目。不过也有人类学家视野之外的话题，日本杏林大学副教授刘迪提醒本刊记者，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只看到它的内阁在走马灯似地换，却少有人看到中央政府不稳定之下地方自治体的稳定，“这种稳定的自治能力，是不是日本虽经历20年经济不景气，却仍然没有垮掉的重要原因呢？”

　　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这个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疾速地抛弃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另一方面，日本让我们感觉到，民间社会，是比国家机器更久远和安定的力量。

　　(参考资料：西奥多·C·贝斯特《邻里东京》、张暄《日本社区》、张燕淳《日本四季》、三浦展《下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