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波特 “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公案”
本刊记者 刘子超
从小在暴力文化中成长的一位美国人,却在东方的禅中入定,在禅宗中追寻生命的意义
比尔·波特 美国当代汉学家、翻译家。他将大量的中国古代佛教典籍和诗歌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1972年起,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写作介绍中国风土人文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他来到中国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写成《空谷幽兰》一书。2006年,他出版了探寻中国禅宗行迹的著作《禅的行囊》。
只有独处时,我们才与万物同在
11岁,比尔·波特认识了一个叫乔治·威廉姆斯的家伙。他在蒙大拿和怀俄明州因杀人罪名遭到通缉。在比尔看来,乔治·威廉姆斯无所不能。他会在山里打猎,河边飞钓,靴子里永远藏着枪。乔治·威廉姆斯是比尔的禅师,而美国西北的群山是他的禅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宗教经历,但不管怎样,他从此习惯了荒野,习惯了长期独处的生活。这两者令他深深着迷,“只有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说这话时,比尔站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大堂。他穿着虫蛀的毛背心,一双黑色懒汉鞋,很难把他和《空谷幽兰》中的探险家联系到一起。他老了,胡子和头发已经斑白,但按照禅宗的观点,此时的比尔和当初的比尔又有什么不同呢?
父亲
比尔的父亲和他的几个表兄弟曾一起干着抢银行的勾当。他们从阿肯色一路往北抢,没过多久就被警方掌握了动向。在一次抢劫中,那些表兄弟被当场击毙,他父亲则被打断一条腿,送进监狱。
父亲出事后,比尔的奶奶卖掉了家里的农场,把他打点出狱,让他用剩下的钱承包下一家酒店。酒店的生意越做越好,比尔的父亲把全家搬到了加州。他在洛杉矶认识了比尔的母亲。
比尔说,小时候,他觉得父亲的钱多得像是风刮来的。后来,父亲破产了,并在和母亲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中,输掉了所有资产。此后,他靠着两位姑姑救济度日。
佛光山
1964年,比尔参军,在德国服役3年。回到美国不久,他读到了阿兰·瓦茨的《禅之道》。由此,他开始感到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最真实的东西。他在纽约遇到了一个五台山来的中国和尚。他们每天一起打坐。尽管语言不通,但他十分欣赏中国和尚的人生态度。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并学习中文,却不想成为大学教授。“我觉得一切都是幻象,我们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如此。”比尔想做一名佛教的修行者,但因为“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去大陆,台湾便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1972年9月1日,父亲开车送他去洛杉矶伯班克机场。登机前一刻,父亲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塞进比尔的口袋,加上已经有的13块钱,就是比尔去台湾的全部。
他在佛光山呆了一年,“那里很好,就是人太多”。于是他又到了一个没什么人的小庙宇。
一次,方丈拿了一根木棍在地上敲,问他听到了吗?他说听到了。方丈告诉他,这代表要开饭了,如果以后你有问题就来问我。比尔在庙里呆了两年半时间,却没有问过方丈一个问题。
比尔说:“我希望自己来体会茶的滋味。”
“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公案”
比尔在中国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本《空谷幽兰》。
1989年,比尔花了半年时间,先后三次来到终南山、武夷山探寻隐士。他把这段经历结合历史掌故写成了《空谷幽兰》一书。这之后,他认识了在台北电信局工作的妻子,结婚生子。
1993年,他们回美国定居,住在离西雅图两小时路程的一个小镇上。
他的生活按部就班:翻译,写作,带朋友来中国旅游补贴家用。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他希望自己能得到更深的觉悟,因为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公案,只有真实地活着,平凡的生活才能奇妙,而这也正是生活禅的本质。
流浪汉
1972年,去台湾的前一天,比尔到医院和奶奶告别。她那时已经102岁。从医院出来,比尔走进公园,坐在一把长椅上。他不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怎样。他拿出一盘袖珍象棋,想自己和自己杀一盘。这时,一个流浪汉走过来,问他们能不能一起下。
比尔告诉流浪汉,他第二天要去台湾了,没想到流浪汉听完眼圈红了起来。他告诉比尔,二战期间,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击中,坠落在菲律宾的一片丛林里。他被挂在高高的树冠上昏迷过去,等他醒来,发现是一群菲律宾的“猴人”救了他。“猴人”悉心照料他,直到他痊愈,可以和他们一起打猎。
有一天,他听到森林里传来一阵轰鸣声,他的同伴们纷纷上树躲避,只有他知道这是一支美军部队。他回到了组织,被重新收编。可一阵短暂的喜悦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将永远离开丛林,永远无法回来。他想和“猴人”们告别,但已经身不由己。
后来,战争结束了,他回到美国,试着做过几份工作,可逐渐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他放弃工作,开始流浪,在碰到比尔前,他已经流浪了20年。他对比尔说,他将一直这样流浪下去,直到死去。
“当流浪汉没什么不好,至少你不会做了一辈子毫无意义的工作,然后死在一间饼干盒大小的房子里。”
他说,自己当初就不该离开“猴人”。他沉默片刻,然后告诉比尔:“如果你能找到你的‘猴人’,别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每天做着同样的事,这正是禅对我的影响
如今,比尔仍然记得这一幕。他还记得自己第二天一早飞往台北,从此再没见过父亲。有一天,方丈交给他一封信,从邮戳上看,是父亲去世前一天寄出的。父亲在信里问比尔:你是不是该考虑干点有意义的事情了。不久,比尔开始翻译佛经和中国古诗。
他说,30年来,他仍然没有找到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尔每天7点起床,冥想1小时。他不吃早餐,在中国旅行时,会一边走一边买茶。每日翻译到中午,吃饭,然后出门翻过山,去海边转一圈,然后翻山回家,这个过程要45分钟;然后洗澡,午睡。起来之后,喝一杯乌龙,修订上午的翻译;然后去超市,帮助妻子买一些东西,准备晚餐。二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9点钟睡觉。这就是比尔一天的生活。
他没有工作。政府给了最低生活保障:一张信用卡,里面每月会打进300美元。从生活费来说,比尔每年有1万美元的亏空,所以他带团来中国旅行,挣6000美元,然后给大学做几场讲座,正好可以做到持平。
“我每天做着同样的事,很简单,这正是禅对我的影响。禅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仅是冥想,行走坐卧都是禅。”
修禅是拨开云翳,看到月亮
人物周刊:《禅的行囊》是一本游记,写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或者保罗·索鲁的《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
比尔·波特:是的,它们有点类似。但有一点不同是,我的旅行并非为了寻找乐趣,而是为了讲述禅的故事。禅不在心外,而在心里。所以当我讲述禅的故事时,实际上是在讲述自己。
人物周刊:为什么取名叫“禅的行囊”?
比尔·波特:Baggage在英文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旅行时所带的东西,一种是指负担。在我看来,禅或任何文化传统,都有很多可以抛弃的负担。基督教认为上帝存在,基督是拯救者,可这些只是这个群体赖以生存的幻象。禅也是如此。把禅作为一种文化,那么你就是在心外求禅。如果想真正懂得禅,就必须超越这些负担,去寻求于你的内心。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段旅程。从出生开始,我们一路跋涉,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逐渐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个旅程中,有些行囊我们可以一念之间放下,有些却背负终身。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幻象而已。
人物周刊:你觉得人们需要放下的是什么?
比尔·波特: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情况都会不同。在社会中,很多人带着面具生活,而当你懂得了禅,你就懂得了心,或许那时你就不再需要面具了。所谓“拨云见月”,修禅就是拨开云翳,让你看到月亮。你之所以可以看见月亮,是因为月亮本来就在你心中,是你自己用云翳蒙蔽了自己。
人物周刊:禅宗说万物都具有佛性,只是被无明蒙蔽。在你看来,禅的本质是什么?
比尔·波特:赵州禅师说,吃茶去。你可以在书里读到茶是什么样子的,但你必须亲口品尝,才能真正知道茶的滋味。
在中国,隐士往往都是社会精英
人物周刊:中国隐士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你的《空谷幽兰》却可能是第一本介绍隐士传统的书。
比尔·波特:中国从来没有一本关于隐士的专著,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不关心自己后院的事,而更关心那些遥远的事物。实际上,《空谷幽兰》这本书是写给美国读者的,但在中国卖得远比在美国好。在美国,隐士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隐士往往都是社会精英。中国的隐士就像研究生,攻读的是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院、道场获得了精神觉醒的学士学位,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去攻读博士。
人物周刊:在寻访隐士的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人是谁?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比尔·波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圆照比丘尼。我见到她时,她已经88岁。我没有遇到过谁像她那样机敏。她出生在吉林省一个中医世家,祖上六世行医。她16岁出家,诚实、简单、直接,是非常好的老师。她死后,她的徒弟把她的身体火化,把她的心供奉在一个佛龛里。至于危险的经历,我觉得应该是遇到中国警察。那时是1989年,他们觉得外国人不应该去山里。
翻译就像跳舞
人物周刊:你的志趣和经历很容易让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属于“垮掉的一代”吗?
比尔·波特:我既没做过嬉皮,也从未垮掉,我从来不是任何人。我喜欢个体,不喜欢群体,不过我不否认我们有某些相似之处。“垮掉派”诗人中,如今还健在的有盖瑞·施奈德。我们已经认识了25年,原来他会请我去给他的学生讲课。实际上盖瑞不喜欢自己被归入“垮掉一代”,人们叫他“垮掉一代”的时候,他会非常生气。杰克·凯鲁亚克很野,盖瑞一点也不野,他非常有条理,有点像日本人。你可以看看他是怎么收拾行李的,不像我们把东西往箱子里塞。盖瑞是伟大的诗人,很好的人,不是垮掉的一代,也从未垮掉。我和盖瑞很像,我们都不属于什么群体。
人物周刊:禅宗对文字有一种不信任感,那你是如何把佛经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
比尔·波特:佛经本身已经是语言,或者说是一个谎言了。佛经是“以手指月”,而我翻译的就是那根手指。
人物周刊:除了佛经、寒山,你还喜欢哪些诗人?
比尔·波特:去年我刚翻译了一本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当你看见一个漂亮女人时,你可能会想上去和她跳舞。这也正是我读到韦应物时的感受——我想上去和他跳舞。韦应物的诗让我想到屈原。我非常热爱中国古诗。我第一个爱上的诗人是陶渊明,第二名是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