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勇敢记者，不露真面目

　　装扮成妓院管理员、工厂工人、精神病人等，专为弱势群体说话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胡婷婷

　　2010年11月，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公布了一份“年度最勇敢无畏的思想家”名单，共有19人入围。一时间，他们成了明星，故事和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这其中唯独有一位男子，人们看不到他的全貌，也摸不着他的行踪。照片上的他，眼睛周围都被打上了马赛克，只看出他皮肤黝黑，体格高大。在接受访谈时，他的语调轻到甚至需要屏息倾听，但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作为一名记者，只轻描淡写报道事情的表象，会让我无法入睡。这样，潜在的丑恶就无法引起国家和法律的关注。”——他就是加纳著名的调查记者亚纳斯·阿纳斯。

　　至今，阿纳斯已获得14个国际奖项，加纳新闻协会把他誉为“加纳的良心”。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7月访问加纳时，也在讲话中提到他，称他为“用生命报道真相”的记者。

　　乔装打扮，深入“虎穴”

　　加纳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历史上经过近60年的殖民统治和十几年不断的军事政变，经济和政治基础都比较薄弱。这里存在着较大的“阶层差异”，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贫困户”，他们不仅口袋没钱，而且社会地位很低，没人替他们主持公道。阿纳斯从小的理想就是做一名“铁肩担道义”、专为弱势群体说话的记者。

　　1978年，阿纳斯出生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父亲是一名军官，母亲是“白衣天使”。父母对事业的责任感和忠诚，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小阿纳斯，让他做每一件事都有种执着。阿纳斯喜欢表演，上中学时，他组织了话剧社，和同学一起排演非洲历史故事。指导老师说，阿纳斯是话剧社里最认真的一个。每次排练他都将一整套行头穿上，将剧中人的语气和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小阿纳斯没想到，这种表演训练对他后来做卧底记者竟有那么大的帮助。

　　1998年，阿纳斯从加纳新闻学院毕业，获得新闻学和政治学双学位，随后进入《新十字军先驱报》实习，并由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长着一张娃娃脸，走起路来有点吊儿郎当的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大男孩，并未引起主编的注意。但有一天，阿纳斯突然向主编提交了一篇关于街头小贩和警察之间内幕交易的报道，内容之独家、资料之翔实令主编颇感意外，主编问他是怎么做到的，阿纳斯嘿嘿一笑说：“我打扮成小贩，趁着交通堵塞向摩托车司机卖花生，就跟他们闲聊出了这些。”

　　这段经历让阿纳斯发现，自己喜欢并且适合做一名卧底记者，通过“打入内部”，挖掘到最真实最有价值的新闻。于是，阿纳斯开始了更大的行动：他装扮成妓院的房间管理员，每天拖地、换床单、清理用过的避孕套，最终揪出了一起拐卖儿童卖淫案的主谋；他乔装成饼干工厂的员工，到流水线上“工作”，揭开了该工厂将带蛆的面粉做成曲奇饼干的内幕；他混进护照办理机构，记录了办事人员如何伪造档案和护照，曝光了其内部的贪污腐败……12年来，阿纳斯用过30多顶假发，乔装成数十个身份，进行了几十次卧底采访，并且每次调查报道都“迫使加纳政府严惩被他曝光的违法者”。同事们根据他名字的英文缩写叫他“3A”，并称：上了“3A名单”的人，必然逃不过法律的惩罚。

　　不惧威胁，步步紧逼

　　那些被阿纳斯曝光的人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一次，阿纳斯潜入恐怖组织调查，不幸被狡猾的恐怖分子看穿，“我意识到他们的眼神不对，及时逃了出来。他们追赶我，疯狂地冲我开枪，我拼命奔跑，四处躲藏，最后在一辆摩托车的遮掩下，潜到了旁边的河里，才捡回一条命。”

　　“常常有人在深夜里给我打电话，警告我要是某篇报道见报，明天我就见不到太阳了。”面对威胁，阿纳斯表示“并不害怕”，“危险早已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已经习惯了。我喜欢做新闻记者，努力去对抗非法暴力，也喜欢乔装打扮去演另一个人。如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让我工作起来劲头十足！”

　　非洲犯罪横行，但在法庭上，受害者常因拿不出证据，打不赢官司，而使罪犯逍遥法外。“我必须千方百计拿到证据！”因此，阿纳斯工作时总是随身携带微型摄像机，“如果我报道一个人是小偷，那我一定要能给出录像，让人们看到小偷作案时穿的什么衣服，怎么下手。我会步步紧逼，直到他被起诉为止。”

　　2009年，他乔装成出租车司机，花了整整7个月时间在阿克拉精神病医院周围晃荡，获取了医院存在贩毒行为的线索。但怎样才能搞清楚他们的贩毒链条，找到毒贩呢？阿纳斯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几天后，房门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精神病人！乱七八糟的头发，邋里邋遢的衣服，口齿不清，步履蹒跚。很快，他被送到了阿克拉精神病医院——连同他上衣纽扣和手表里的4枚微型摄像机。

　　进入精神病医院后的第三天，阿纳斯和一名叫卡特的护理员搭讪，并称自己想要“货”。卡特得意洋洋地说：“跟其他人买‘货’都会被抓，但跟着我，绝对安全。”他不知道，自己和眼前这个“疯子”秘密交易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微型摄像机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为了不让卡特起疑心，阿纳斯甚至决定当着他的面注射毒品。“结果不出一周，我感觉舌头麻木，一连几个小时不能走动，眼前的一切都很恍惚。我觉得自己真的疯了，成了一个精神病人！”阿纳斯知道自己必须找个机会恢复体力，可是中途出去没那么容易，他申请了很多次，都被护理呵斥回病房，最后不得不假称自己的亲人去世，才获准“参加葬礼”。

　　“走出医院，我浑身无力，跌跌撞撞，几次差点撞上墙或车。”阿纳斯找到自己的私人医生，经过3天的治疗“才感觉身上有了些力气”。很多人劝他不要再跟踪了，但他坚持重回“虎穴”。“挖掘真相的念头比遭受毒品折磨的痛苦更强烈。”

　　数月后，一篇题为《在加纳精神病院卧底》的调查报道登上了《新十字军先驱报》的头版。一顿午餐的时间，报纸全部售光。报社的电话被打爆了，国家副总统也打电话给报社主编，盛赞阿纳斯的勇敢。总统助理给阿纳斯寄来表扬信，里面夹着1000赛地(约合4650元人民币)奖金，加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也专门给阿纳斯发来贺信。

　　凭着执着的精神和专业的手法，阿纳斯成了加纳最著名的卧底记者。

　　单打独斗，伸张正义

　　有记者问阿纳斯：“这么危险，你为何不要警方配合？”“就像很多加纳人一样，我不信任警察，求助他们还不如自己单打独斗。”直爽的话语中透出一丝无奈。记者追问：“是什么萌生了你做卧底记者的念头？”阿纳斯不假思索地说：“社会。当正义和法律为野蛮和贿赂让路时，没有人愿意这样生活。”确实，在加纳乃至整个非洲，太多人正在遭受不幸。阿纳斯“惩奸除恶”的做法，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扬。

　　出名后，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很多媒体都请阿纳斯做调查，老百姓也纷纷写信向他求助，有些事已经远远超过了记者的职责，他也因此受到质疑。加纳全国媒体大会常务董事乔治·赛尔蓬说：“我虽然佩服他的勇敢，但他的调查方式并不合适。”加纳名牌报纸《见解》的总编科外西·普拉特也质疑他“报社不是调查局，记者不是侦探，做报道不是纯粹的冒险。平实地记录事实，这才是记者应该做的。”

　　对此，阿纳斯没有正面回应，他只是说：“我从不因为那些争论而减缓自己的脚步。我只按自己想做的那样去做。”事实上，阿纳斯对什么是记者“应该做的”，认识得很清楚。当被问及会不会亲自抓捕凶手、制止恶行时，他回答：“那是警察的事。”还有人问他：“贩毒是坏人，但难道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就没有责任吗？”他淡淡地说：“这事由人民和法院来决定。”

　　为了把记者工作和社会调查分开，阿纳斯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织“虎眼”。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这是他做“卧底记者”得到的最大一笔奖金。望着它，阿纳斯意味深长地说：“这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装饰品。我最有成就感的是，能够用自己有力的臂膀保护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