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花女孩的地狱3096天

　　文/李忆民

　　娜塔莎。坎帕谢(Natasch aKampusche)被一个精神变态性虐待狂非法拘禁的时候，刚10岁。她在一个地窖里待了8年半。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令人震撼的书中，她讲述了长期遭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经历。

　　但是，逃出“监狱”后的生活，并不像关在秘密地牢时所想象的田园诗那般美妙。她被谴责虚构故事，在大街上遭到唾骂。她藏身于维也纳市中心一间小房子里，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她没有朋友，一旦从暗处到明处停留片刻，她就因为在地牢里每日遭暴力虐待的曝光而招致万人瞩目和惊愕、好奇的目光。她还没有想好，死里逃生后的日子怎么过。

　　无以复加的暴虐

　　“说谎的女人”、“弄虚作假者”、“虚构故事的骗子”……她逃出地牢后，经常有人这样责骂她。娜塔莎。坎帕谢准备用白纸黑字写出事实真相，让这些辱骂就此消除。她在284页的书里，没有渲染，没有修饰，而是直白地描述了她在一个叫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的精神变态性虐待狂手里长期所受的磨难。

　　首先讲的是童年。她的母亲不算是慈母；她的父亲酗酒成性，挥金如土，每天晚上和他的狐朋狗友在外鬼混。父母吵架时，就把她关在房间里。父母离婚的时候，她患上了遗尿症，为此，母亲、老师、同学都嘲笑她，母亲还打她耳光。后来，她又得了食欲过剩症，10岁时，身高1.45米，体重竟达45公斤。

　　1998年3月2日，对她来说，是个天翻地覆的日子。在去上学的路上，她哭了，因为没和妈妈说“再见”和她吵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一辆送货的白色小卡车停在了人行道旁，旁边一个人在等待……

　　噩梦开始了。头6个月没见阳光。她被关进一个长2.7米、宽1.8米的狭小的地牢里。往前能走6步，往后能走6步，宽度能走4步。囚禁她的墙壁有50厘米厚，一个狭长的过道被一个保险柜挡着。外面的人根本无法找到她，她也无法从里面逃出来，如同被“活埋”一般。

　　她的劫持者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以一个保护者的身份出现：给她送吃的，为她刷牙，剪指甲，给她穿衣服；另一方面，他以“另类人”的身份出现，这类恶棍们可能来给她拍照和做“某种事”。

　　6个月以后，她第一次获准到房间里洗澡。

　　他一板一眼地说：“我救了你，你非常非常幸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没有过去了，我来塑造你。”在她11岁的时候，他给娜塔莎起了一个新的名字：Bibiana。

　　劫持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偏执。他害怕他的DNA暴露，擦掉手指留下的所有痕迹，尽管戴着塑料帽子，他把掉下来的每根头发都烧掉了；为了不露一丝马脚，他干脆剃了光头。在她12岁第一次来月经时，他不让她坐着，担心血液渗透出来。

　　对他的每一次“善举”，如开灯时的光亮(他走时关灯)，她呼吸的空气(通过连接房顶的一根管子)，她吃的每一口饭……都必须向他表示谢意和感激。

　　他决意要完全控制她。不经过他的允许，在他面前她得低着头，不能挑起眼皮正眼看他，不许开口讲话，身体不许动弹，不许伸胳膊……经常拷打她，尤其是在周末，肯定拷打她一次。他每天给她查体重，每天的食物定量配给，并给她吃超强泻药，让她变得和他一样骨瘦如柴。他还强制她劳动，直到筋疲力尽。首先是让她操持家务，比如做饭，然后帮他干重活：生产铅制品、铺地砖、当电工、糊壁纸、刷油漆……她每天都累得气喘吁吁，浑身绵软——他这么累她，为的是使她无力反抗。

　　重见天日

　　为了维护起码的尊严，她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她15岁了，虽然他打她，但她不向他下跪求饶，也不叫他“师傅”。1 6岁时，她还不足3 8公斤。17岁，他开始准许她出来，但威胁说，不许和任何人说话，否则就打死她。

　　18岁时，沃尔夫冈允许她出去的时候更多了，对她的监督也有一点点放松。但是，他对她的虐待依旧。她遍体鳞伤，伤口没机会治疗。

　　2006年8月23日这一天，她终于有了逃脱的机会。8年半以来，劫匪第一次出现了疏忽。娜塔莎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抓住机会拔腿就跑……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绑匪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在年轻的奥地利姑娘成功逃脱那天，卧轨自杀身亡。他死后，娜塔莎感到很痛苦。她重见天日后，又回到了被禁闭和受虐待的地方。

　　后来，绑匪的母亲把儿子的房子、车子赠予了她，作为儿子对姑娘施虐的补偿，她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坦率地说，这是很微薄的补偿金。”

　　要是换了其他人，肯定会拆除这座建筑物，起码会把房子卖掉。“有人会说，那儿刚刚住着一个罪犯，警察到处贴着胶条，有人在院子里挖了坑，我的一些东西被扔出来，到处一片狼藉……好像死了人，笼罩在死亡的晦气气氛里。然后，他们把地窖拍了照，发表在媒体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强暴。你怎么还保留这样的房子？但不管怎么说，这幢房子是我的……”

　　记者问她：“您再去住这幢房子，不感到恐怖吗？”她答道：“那儿曾经是我住过的房子——我毕竟在那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她承认，当她想起那个人的时候，仍感到五味杂陈：“他盗走了我美丽的童年，他想独霸我，他想让我和他成为一模一样的人。”迟疑了一下，接着讲她和他之间关系的发展：“我失去了一个人，他迫切需要接近我……他死了，我很痛苦，尽管大家可能不理解。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负罪感，他是因为我而死的。当然，我不后悔——话虽这么说，如果我不逃掉，他也不会死，您明白吗？”

　　被虐待对象和其虐待狂构成的这种难以解释的关系，专家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娜塔莎不相信别人能理解她，也不喜欢别人给她的这种感受冠以一个名字。“人们不想弄明白我的感受，而把我看作一个病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有‘善’和‘恶’，他就是‘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人’。而我仍然认为，没有生就的‘恶人’。”总之，她认为，她占了上风：“他没能把我摧毁，他失败了。最终，他精神错乱自尽了，而我得到了自由。”

　　但是，施虐者的幽灵仍在折磨着她，她能真正获得自由吗？“不能，我们之间毕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如何融入社会

　　年轻美丽的娜塔莎直到现在还没有工作，其实她很喜欢在办公室工作。但是，她“不想听别人吆喝”。她意识到，离奇的经历妨碍着自己建立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

　　“你考虑过将来结婚吗？考虑过将来做母亲吗？”听了这个问题，她眨了眨眼睛，有点惊慌失措：“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孩子，如果真有了孩子，但愿我能够给予他们爱，给予他们跨越生活坎坷的勇气和力量。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这种能力？首先得认清我自己。”

　　重获自由四年后，娜塔莎还无缘找到“靠得住的朋友”。她说：“我害怕那些对我特别亲近的人。这很可笑，被监禁的时候，非常渴望与人接触……甚至和他接触。今天，我觉得所有人都想把我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间。这使我感到恐惧。”

　　娜塔莎有一种离群索居之感，她很难与他人建立起友谊，即使是完全了解和理解她过去的人。“我举个常见的例子。我跟几个人在一起聊天，有人说：‘我14岁那年，非常棒！’我呢，也不示弱，更夸张点：‘我14岁的时候，也不比别人差呀，过得更棒！’这时候，大家都看着我，好像我在大放厥词。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你是很棒，你生活在地窖里！’”

　　在娜塔莎获得自由之后，外面纷纷谣传：她的父母经常出入沃尔夫冈去的酒吧，很有可能是他们安排好的绑架。娜塔莎义愤填膺地辟谣。若果真如此，她就再也无法修复正常的家庭关系。她的父母接受记者有偿采访，而他们透露出去的事情，常常会伤害她。他父亲向媒体透露，2008年父亲节时，她拒绝父亲去见她。从那以后，已经两年了，她再也没去见父亲。

　　她和母亲的关系却没那么差：“我母亲有个孩子，8年后，她找到了这个孩子，但不认识这个人了。”

　　“每一个痛苦的回忆，都像是给我注射使我致命的毒针。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应该正确面对过去，但需用我的方式，按我的节奏！”妙龄女孩虽然遭遇了这一切——身体的残酷折磨和精神的巨大创伤，但她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她现在已经有了小小的幸福：她养了一些仙人掌，还把它们搬到她蹲过的“监狱”里去养护。“它们不需要许多水，它们有针刺可以自卫。它们喜光，但也能抗寒，它们顺从地接受你的惠顾，但也能独立生存。待到鲜花烂漫时，那将是何等的绚烂多彩！”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11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