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里斯本峰会的三大预示

　　文_于时语

　　11月19~20日北约里斯本峰会上，美欧缩小战略分歧与俄罗斯北约增进合作是两大趋势，而阿富汗可能倒退回1994年塔利班异军突起时的局面，则是其中的催化剂。进一步看，这次峰会上的协作和争吵还预示了北约的新定位、阿富汗战争前途以及俄罗斯的亚洲雄心。

　　北约政治作用或将大于军事作用

　　关于美欧缩小战略分歧，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里斯本峰会出台的北约未来10年“战略新概念”提出：北约对俄罗斯没有威胁，希望与俄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北约成员国应重点防范导弹攻击、网络袭击、恐怖主义等来自境外的威胁。由于前者主要是西欧国家的诉求，而后者原本是美国的诉求，两者结合在“积极参与，现代防御”这一概念中，显现为一种新战略共识的达成。然而，推动这一变化的深层动力并非美欧当局的主观意愿，而是双方都走到了经济-政治-军事危机边缘，因而促成了法国《世界报》所说的“一场权宜峰会”。

　　美国方面，从年初“太平洋总统”奥巴马决定不出席5月在西班牙举行的美国-欧盟峰会，到如今他在北约峰会上高唱美欧关系的“紧要”，反映了半年多来奥巴马内政地位迅速恶化，连带影响到他的国际影响，成为目前内政和外交上的弱势总统。与此同时，美国公私债台高筑、高失业率顽固不下的经济疲态，以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泥沼所导致的开支无底洞，使山姆大叔的世界霸权面临“政治伊斯兰”和亚洲尤其中国经济崛起的双重挑战。

　　欧盟的困境也不遑多让。眼看二战以来主导欧洲半个多世纪的福利社会体制在全球化浪潮中难以为继，欧元区甚至欧洲统一货币本身面临可持续性危机，欧洲的大一统由此陷入倒车局面。北约峰会前夕爆发的爱尔兰债务危机(尽管爱尔兰不是北约正式成员)，是这一局面的最新例证。经济危局之外，欧洲日益感到内部穆斯林人口和外部“政治伊斯兰”的明暗威胁，甚至向来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新近也通过了限制穆斯林衣装的立法。峰会前夕频频传出国际伊斯兰极端组织酝酿发起针对欧洲的恐怖袭击，加深了欧洲朝野的不安全感。

　　所以，里斯本峰会不仅是美欧彼此需要的权宜之聚，更印证了已故学者亨廷顿10多年前的呼吁和预言：西方基督教文明唯有增强自身的团结，才能应付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双重挑战。其他不说，里斯本峰会就导弹防御系统达成的协议，虽然在北约唯一穆斯林国家成员土耳其的坚持下，没有提到潜在防范对象，但法国总统萨科奇事后却点出了伊朗的名字。

　　尽管里斯本峰会只是重申了美欧各自的关注重点，而且成员国就是否应扩大北约在欧洲以外的行动仍存有分歧，但北约作为近代最悠久的军事同盟，对西方世界尤其华盛顿仍是一个“力量倍增器”，具有很大战略价值。鉴于大西洋两岸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西欧新一轮削减国防预算进一步扩宽这种差距)，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和道德权威上。前者见于蒙古国参加阿富汗北约联军而出席里斯本峰会，后者则可以为华盛顿带头或单边的决策在国际政治上提供外交掩护。预计这也是美国今后对北约的基本定位，即政治作用大于军事作用。随着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深化以及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北约十分可能演变为取代或绕过联合国的国际俱乐部，为美国和西方的单边行动提供“合法性”和道德保护伞。

　　“以恐制恐”：阿富汗局势无解

　　然而西方世界的内在分歧，也在这次北约峰会的首要议题——阿富汗战争上充分显露。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日前承认北约当初在阿富汗问题上判断失误，并承诺将于2014年底前向阿富汗方面移交防务，但这些让步未能换取美国以外其他成员国同意向阿富汗增兵1万。

　　这首先是大西洋两岸的价值差异所致。美欧民意固然都厌倦了阿富汗战争，但是双方社会对海外战争的承受能力仍有极大的差别：七成欧洲民众反对用武力来“获取正义”，而同样比例的美国公众赞成。这决定了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将日益由美国单独承担，连加拿大政府都在峰会前夕宣布将于明年从阿富汗撤出所有战斗部队，此后只参与“训练”阿富汗武装。

　　其次是北约峰会批准阿富汗战略新计划，说到底代表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悖论：在一个毫无现代公民社会传统的穆斯林国家，扶植一个具有道德权威和号召力的亲西方世俗政权，只能是镜花水月。大量事实表明，在缺乏民主根基的伊斯兰国家，奉行“自由经济”的世俗政权必然迅速腐败而丧失民意支持。卡尔扎伊政权，无非是最新的实例。

　　至于北约战略计划中将未来责任和控制权逐步移交给训练好的阿富汗政府部队，更是无奈之下的官样宣传文章。《华盛顿邮报》有过最新报道，借美国教官之口，将“训练有素”的阿富汗军警部队形容为“他妈的废物”。除非引进托洛茨基发明的政委制度，北约要在穆斯林地区“训练”起一支有凝聚力、可以独力与塔利班周旋的本地武装，毋宁是天方夜谭。

　　奥巴马政府目前在阿富汗战场(包括巴基斯坦边区)的主要“平叛(COIN)”战略一言以蔽之，是“以恐制恐”：大规模使用无人驾驶飞行炸弹加特种部队袭击的刺杀手段，在阿巴边境的塔利班高层中制造最大的恐怖，同时辅以金钱“赎买”，以图“招安”敌对武装。这一手段，其实是驻阿美军司令彼得雷乌斯以及今年夏天因为“大不敬”被白宫炒了鱿鱼的麦克里斯特尔几年前在伊拉克的故伎。只不过，伊拉克原是阿拉伯世界最世俗的国家，而据《华盛顿邮报》新近报道，同样的策略在阿富汗造成反美民意不断加深，帮助塔利班招募和获得社会支持，卡尔扎伊总统不得不公开抗议美军策略，再引起彼得雷乌斯以挂冠威胁，迫使卡尔扎伊收回成命。两人在北约峰会前夕的这场尖锐交锋，是阿富汗局势无解的最新例证。

　　俄罗斯正静悄悄地“重返亚洲”

　　鉴于“越南式撤退”在大中东和穆斯林地区的多米诺效应，以及监控和防止拥有唯一“伊斯兰核武”的巴基斯坦从目前的“半失败国家”变成失败国家或者由塔利班式势力全面接管的需要，华盛顿无法避免在北约成员点缀之下长期驻军阿富汗。这一局面为俄罗斯开创了战略机会，在重新染指阿富汗事务(譬如同意北约过境运送军需物资，承诺向阿富汗部队提供21架运输直升机等)之外，也是其与北约“旧欧洲”成员改善政治进而经贸关系的契机。

　　这里面首先有国家利益的变换。例如，旧欧洲早就不再视俄国为军事威胁，反而需要俄国的能源和市场，从而对北约东扩蚕食俄国势力范围缺乏兴趣；奥巴马上台后，通过美俄关系的“重启”换取莫斯科在制裁伊朗上的重要合作，尤其是俄罗斯取消伊朗购置S-300防空导弹系统，令华盛顿和以色列额手相庆。另一方面，俄罗斯从来都是不失时机从事本小利大国际游戏的行家，并且永远是自身利益至上，例如其借口自己投票支持的安理会制裁决议而毁约不向伊朗提供关键的防空系统，为的正是以此为筹码与华盛顿做交易。法国《费加罗报》早就评论过：如果美国或以色列轰炸伊朗核设施，全球唯一的赢家将是(产油大国)俄国。

　　其次，莫斯科再次介入阿富汗，也有继续半个多世纪以来“扶印抑巴”策略的考量。冷战高潮期，美国侦察苏联的U-2间谍飞机从巴基斯坦北部起飞，苏印两国则于1971年联手肢解巴基斯坦；冷战结束前后，中央情报局通过巴基斯坦军方组织阿富汗“圣战者”打击苏联占领军，俄国则与印度联手支持阿富汗“北方联盟”抗衡巴方扶植的塔利班政权。眼下透过俄印联合反恐演习和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配合，莫斯科希望再从“扶印抑巴”中渔利。

　　最后，这次俄总统参加北约峰会受礼遇，北约也答应与俄共建“安全屋顶”，这一外交成果，建基于俄罗斯有意分担北约在阿富汗重担的事实之上。这一战略思维的转变，背后是接受“后苏联”教育的一代正逐步登上俄国政治舞台，从加入东亚峰会、重新介入阿富汗到固守与日本有争议的“北方四岛”，新一代俄国领导人都不再有传统的重欧轻亚包袱。当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从亚洲战场撤退，视日益多极化的亚洲为其战略支柱的俄罗斯将填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