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无政府主义的狂欢

　　10年前，黑客帝国似乎还只是一个遥远的预言，但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却更接近每天的现实，他们在以自由塑造着一个新的赛博秩序，然后改变真实世界，就像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曾经说过的，自由是秩序的母亲而不是秩序的女儿。这场世界范围的互联网游击战还会持续下去，计算机骇客与黑客们、政治异议者、反全球化运动者、生态主义者都在加入这场网络战争，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瘫痪某个国家的互联网或者电网，而是为了信息的自由。

　　撰稿/吴 强

　　从今年5月大批涉及阿富汗战场的文件公布以来，再到11月28日25万份文件逐渐译出，其中大部为美国外交电报。美国政府，这个被称作世界上最透明的政府之一，正因维基解密几乎面临一场外交上的全面灾难，也被当作一次新的“9·11”。

　　而且，效果绝不亚于当年尼克松时代“水门事件”的“维基解密门”，正在成为全球各国政府的梦魇。从外交机密到内部秘密，形形色色的机密或非机密文件犹如一幅巨大的拼图，正在为全球公众一点点展现所谓国家机密、所谓外交行为、所谓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安全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大量琐碎如八卦一般的国家间的阴谋和抱怨，既有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刑，也有他们在阿富汗战场的困境，还有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真实态度，甚至围绕朝鲜半岛的种种有趣情报。不少卷入维密门的国家于是空前团结，抛开民主或威权的分歧，正联手封杀、通缉维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甚至着手对内封锁维密网站……

　　不过，他们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毕竟，绝大多数由维密网站公开的文件，都是通常低级官僚就能接触到的低密级文件，目前为止并无多少真正有爆炸性效应的核心机密，对国际大局或者某个国家的内政并无实质性破坏影响，虽然肯定会有不少低级间谍因此大叹可惜，白白看着一批原本可以卖上价钱的机密就此世人皆知了。而且，对大多数民主国家来说，相关外交文件在过后几年也会自动解密，透明与负责本来就是民主政府的特质，所以卷入此次维基解密门的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府官员都在媒体上表示他们无可担心。

　　更重要的，维基泄密的合作媒体，包括了民主阵营内最有影响的几大传统自由派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法国的世界报、德国明镜周刊，还有西班牙的国家报。这些报章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它们的观点和报道，更因为它们曾经有着为捍卫新闻自由而战的光辉记录，代表着全球公民社会的主流声音。从11月28日起，她们已经率先披露了25万份维密文件的头200份，文件经过编辑，隐去了可能为当事人造成麻烦的姓名等等。这些在许多官僚、媒体、知识分子看来可能不算新鲜的情报或真相，借此机会被再现于公众面前，迅速改变着全球公众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共识，此后他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对待 “国家”也许会是“维密门”最为有趣的结果，恐怕也是深受维密门困扰的政客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难怪被美国政府官员称为对“国家利益的全面伤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胜利属于无政府主义——这个幽灵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社会运动时代的复活。发端于19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曾经在19世纪与马克思主义论战，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与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在1968年的世界革命风潮中再度兴起。虽然始终难以逃脱被冷战、被全球化潮流边缘化的境地，却终于在1990年代以来的赛博空间和全球社运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位置、网络和影响，比如活跃在几乎每一次G8、G20峰会、各种联合国会议外场、身穿黑衫的无政府主义组织ATTAC，正是他们构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行动核心，为世人所知。

　　10年前，黑客帝国似乎还只是一个遥远的预言，但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却更接近每天的现实，他们在以自由塑造着一个新的赛博秩序，然后改变真实世界，就像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曾经说过的，自由是秩序的母亲而不是秩序的女儿。这场世界范围的互联网游击战还会持续下去，计算机骇客与黑客们、政治异议者、反全球化运动者、生态主义者都在加入这场网络战争，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瘫痪某个国家的互联网或者电网，而是为了信息的自由。

　　比如，曾经只是一个单纯主张托宾税的组织阿塔克，在热那亚G8峰会后转型成为一个在全欧洲有10万会员、身着黑色连帽衫、手持莫洛托夫燃烧瓶出现在各次G8、G20峰会外场的无政府主义暴力组织。而热爱互联网分享自由的海盗党们的政治行动更直接、迅速：第一步，2009年瑞典22岁的Amelia Andersdotter成功获得欧洲议会的一个席位，成为欧洲议会最年轻的议员；第二步，维基泄密网站正在团结全球的无政府主义者，挑战所有的信息管制制度和企图压制真相的各国政府。相形之下，几乎同时发生在墨西哥坎昆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因为继续被各国政府所操纵而显得毫无生气，除了重蹈哥本哈根的覆辙，大概很少人真的对它抱以希望，期望它能带来一些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全球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盼望或者在做的，就像维基泄露网站正在集合的无数愿意分享这个世界真相的政府雇员、新闻记者和普通人，然后挑战所有的政府和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间的威权。

　　从此，我们看到了一条全球民主的另类道路，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吉登斯正在鼓吹的全球政府，而是作为反全球化运动十几年来的最新发展对全球现有秩序的彻底颠覆，近乎世界主义革命前夜的狂欢。其中，不再有深喉，因为每个世界公民都可能分享他们的真相——正如《帝国》作者哈特和奈格里曾经在书中预言的那样。

　　大约在千禧年或者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前后，后冷战的气氛一度达到高潮，一个新帝国的政治景象呼之欲出。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2000年出版的《帝国》(Empire)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被译成多个版本，也包括中文版，在国际学界颇有影响。不过，在当时“新保守主义”话语几乎垄断有关帝国的讨论风气下，这本左派风格的《帝国》在中国学界的反响似乎相当有限，仿佛学界这个大酱缸已经俨厚得很、自信得很，流星坠地也不过瞬间之事。类似命运的还有差不多同时引进的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的《信息年代》三卷本，自由派对之不以为然，而所谓“新左”们则似乎从中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不约而同地闭口不谈。

　　究其原因，大概既有对分析方法和路数的陌生，也有国内左、右两边阵营对其结论的担心。方法上，如此书的合作者——来自北美的比较文学教授哈特，与比他年长的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采取了一种欧美混合的路数，而且是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的新结构主义与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结合，以此逻辑来解释全球化时代“没有政府的统治”。这样一种全球秩序的“帝国”，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帝国形态，因为它“既是网络系统，又具有等级结构”，而且有着“能够导向新秩序的合法动力”，也就是全球民主。

　　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实则无政府主义的帝国图景，近乎一种新世界主义的革命前夜。其中真正的抵抗莫过于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兴起。每个世界公民都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改变这一世界，那就是分享真相，然后挑战所有的政府和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间的威权。这样的战斗让人想起19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曾经代表着世界无政府主义者针对世界霸权秩序的一次反抗高潮。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笔下，全球化的帝国似乎正在重新陷入西班牙内战的泥潭，一次全球无政府主义的大团结正在到来。(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者)

　　阿桑奇事件：现代宪政的尴尬与困境

　　政府的行为并不总是正当与合法的，因此，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公众言论自由与知情权的限制的正当性基础是需要审视的。

　　撰稿/朱 平

　　阿桑奇成为全球聚焦的关键，是其主持的维基解密网站披露了大量美国的国家机密。但事情戏剧性的发展，却因为瑞典以涉嫌强奸罪对阿桑奇发出通缉令，致使其在英国被捕。

　　透过阿桑奇事件众多表象的戏剧性元素看，这一事件折射出现代宪政与法治的尴尬与困境。因为这一事件的本质，是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与政府行为正当性之间的冲突。

　　根据传统宪政与法治理论，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政府有权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的信息进行保密，对违反保密要求的行为以法律的手段进行惩治。这种国家安全优先性，构成了传统宪政理论与实践中对公民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的具有正当性的限制。但是这正当性是隐含着一个前提的，即政府的行为是为了公众利益、政府行为本身是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在过去的宪政实践中，这种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实质性是由行为人即政府来判断的，加上“国家安全”标签，作为政府动用法典惩治泄密行为的法制上的逻辑起点的。

　　但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与人们的宪政理念与道德理想是有很多相悖之处的。比如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战争中的虐囚行为，对平民的滥用武力行为等被揭露出来。这些事件的大量发生，引起人们对政府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新审视。而这种重新审视离不开对政府行为重大信息的知情权。在这种逻辑下，没有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就没有以事关国家安全为由对公民知情权与言论自由限制的正当性。阿桑奇及其维基解密的行为正是切中了这样宪政困境的关键点。

　　但是，毕竟对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对相关国家秘密是否基于保护国家的正当利益的判断，不是阿桑奇及其维基解密网站的自然权利或宪法权利。也就是说，不能由个人来任意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法，并据此决定相关信息是否应保密，不然将导致现代法治基础的崩塌。

　　政府的行为并不总是正当与合法的，因此，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公众言论自由与知情权的限制的正当性基础是需要审视的。另一方面，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与否，以及基于这种正当性的国家保密制度的正当性，是不可以由个人任意判断、解读的。这构成了现代宪政与法治的一个尴尬与困顿。

　　如何构建在宪政框架下合法、有效启动对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正当性审查机制，从而把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保密制度，奠基于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正当性之上，保护公众对政府不当行为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并对政府公权力的运用形成监督与反制，是阿桑奇事件对现代宪政与法治提出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作者为上海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