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还是非传统的货币政策都是周期性政策，而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的一次结构性大危机

　　文/张茉楠

　　2010年初，世界经济迅速反弹，人们以为金融危机已经远去，然而就在此时，危机以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后遗症”开始逐步显现。以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抵消民间部门的“去杠杆化”，以大规模货币刺激弥补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融资功能的“失血”，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却引发了金融风险的财政化和金融风险的货币化，激发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飙升。其中2010年上半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下半年的“货币混战”，成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两大主导力量。

　　美联储“搭上直升机”向全球撒钱

　　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全球各国的经济复苏步伐分化加剧，发达经济体复苏动力明显减弱，欧洲多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多数发达国家面临财政紧缩或财政重建的过程，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呼之欲出。

　　全球四大央行(美、日、欧、英)延续货币扩张的主基调，各国央行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以美联储为例，危机爆发至10月初，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3131亿美元，两年多时间增长了2.57倍。与美国相似，英国央行资产规模增加了近一倍，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扩张了30%以上。

　　受货币推动，全球市场信心得以迅速恢复，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复又重现。衡量流动性的3个月伦敦银行间市场利率(LIBOR)与3个月美国国债利率差距的TED利差持续走低，6个月和12个月美元LIBOR利率分别为0.45%和0.77%，不及危机前的1/6。

　　发达国家放纵的货币政策，扰动了全球货币和汇率体系，以美国宣布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和日本央行直接干预汇市为标志，下半年全球陷入由各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而引发的动荡之中。

　　发达国家深陷通缩之苦，试图开闸放水，刺激通胀预期，海量的货币涌向世界，新兴经济体沦为资本逐利对象，资产泡沫被迅速吹大，一些不堪资本流入压力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行动，试图筑起高垒，阻止流动性冲击本国经济和本国货币稳定。

　　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和解决就业问题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惜放弃央行的独立性，和未来不可预见的全球性恶性通胀的风险，再次“搭上直升机”向全球撒钱，启动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此举对于刺激国内经济的效果未必见效，但给全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旦面对恶性通胀，美联储可能又要重蹈当年沃尔克的覆辙：收购更多债券的风险高于利益。这种继续处于较高水平的货币融通性提高了未来金融不平衡性的风险，将在长期内导致通胀预期上升，从而令经济产生动摇。目前，QE2非但没有降低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反而触及三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呈加速上行趋势。

　　总体来说，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受政策和利益驱动的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顺周期性和负溢出效应；对发达经济体则主要体现为逆周期作用和正反馈效应。

　　当发达经济体制造出大量流动性时，大量资本流入强劲增长的新兴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而在主要储备货币有自然回流机制的情况下，储备货币回流发达经济体资本市场，结果是新兴市场国家间接支持了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融资，推高了其资产价格，再次造成财富效应。这就形成了政策的主动选择和被动接受的国际格局。

　　发达国家决策者需要反思和警醒

　　回首2010，全球金融局势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动荡？各国的决策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决策者需要认真反思和警醒。

　　事实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摆脱经济低迷，“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的逆势扩张，似乎更符合摆脱危机的需要。然而，无论是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还是非传统的货币政策都是周期性政策，而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的一次结构性大危机。

　　这种结构性危机表现在发达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债务问题和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下储蓄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因此，仅仅通过反周期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非但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效果，反而由于这些不计成本的救市政策给经济带来非常大的负面效应。

　　事实证明，2010年以来反危机政策的后遗症初步显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量化宽松政策及其各国之间的政策冲突而引发的货币战争轮番上演，这恐怕不能归咎于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恢复“过慢”。相反，“失当”的财政与“失控”的货币很可能正在引领全球经济走向更加失衡的边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尤其是储备性货币国，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需要审慎考虑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在满足国家自身利益的同时需要均衡考虑对其他各经济体的影响。□(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