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专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

　　突尼斯政局风云突变，前总统本·阿里流亡海外，一个北非小国的动荡局势引起全球关注。突尼斯事件的背后有怎样的根源？突尼斯局势将如何发展？本报为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两名研究员。

　　南都：突尼斯政局为何发生突变？

　　贺文萍：我认为经济危机是一个诱因。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国家都出现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前段时间阿尔及利亚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比突尼斯稍微好一些。突尼斯的失业率非常高，就连大学生也失业找不到工作。

　　突尼斯当局使用暴力执法，失业青年摆个摊也要强行没收，这引起了民众的公愤，这名青年的死是一个导火索。本来结局不会这样，但突尼斯当局的应对存在问题，不仅没能缓解危机，反而激化了矛盾。事情刚开始发生时，官方媒体都不报道，当局捂着不报道，结果盖不住，现在网络、社会媒体这么发达，结果越闹越大，形势失控。后来当局又采取强硬措施，用军警去镇压，死了一些人，抓了一些人。

　　南都：我看了一些报道称突尼斯的经济在非洲算是不错，为什么经济问题成为了政局动荡的诱因？

　　贺文萍：不像某些非洲国家那样，突尼斯并没有油气资源，它的经济比较脆弱。旅游业是突尼斯的主要产业，过去欧洲人去突尼斯旅游，经济危机之后，欧洲游客少了，它反倒是受经济危机打击比较严重的国家。

　　南都：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暴乱和动荡的呢？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亨廷顿的这种观点是否适用于突尼斯事件？

　　贺文萍：这种观点适用于突尼斯，突尼斯事件暴露了该国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本·阿里在台上呆了23年，虽看上去像民主体制，但事实上他长期执政，高度集权。突尼斯的政治发展长期滞后，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自由长期受到限制。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老百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对特权阶层却没有什么影响。再加上腐败问题、经济危机，民众多年的积怨、被掩盖了多年的矛盾最后一发不可收。

　　南都：有人说一名青年的自焚引发一场“天鹅绒革命”，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贺文萍：“天鹅绒革命”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突尼斯的情况不一样。本·阿里流亡海外之前，他与总理有过一次见面，会面的结果是本·阿里出走，以缓和矛盾。首都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人们喊的口号都是让本·阿里下台，是针对总统，而不是针对执政党。这和“天鹅绒革命”不一样，突尼斯政府并非换了另一套班子。

　　南都：此前突尼斯总理曾宣布接替本·阿里管理国家，但据美联社消息，突尼斯宪法法院宣布让众议院议长担任临时总统，直到2个月后举行全国大选。你怎样看突尼斯24小时内权力两度易手？

　　贺文萍：这说明突尼斯政府内部存在权力的博弈，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本·阿里在一天内就作出了这种仓皇离开的决定，而民众在街头的斗争还不足以让总统这么快就出走。

　　南都：接下来突尼斯的政局会如何发展？

　　贺文萍：本·阿里已经出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突尼斯的紧张局势，街头暴力也会缓和下去，因为原来人们的矛头是指向他本人，现在导致矛盾的焦点人物离开了。

　　南都：本·阿里是突尼斯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的第二位总统，其流亡标志是否标志着突尼斯一个时代的结束？

　　贺文萍：应该说是本·阿里时代的结束，而且是以一种戏剧化的、突如其来的方式结束。这的确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就在一两天前，人们关注的焦点还在苏丹，即使突尼斯发生了一些骚乱，但没有人会料到骚乱会蔓延到全国，使政局出现这么大的变数。

　　南都：突尼斯一度被认为是非洲经济恢复得最好、政治最稳定的明星国家，一次达沃斯论坛上列举非洲政局稳定的国家，突尼斯榜上有名。这说明有些看似稳定的国家却暗藏危机？

　　贺文萍：就如同肯尼亚，这个国家过去在非洲一直以稳定、民主著称。2008年肯尼亚发生动荡也让很多观察家大跌眼镜。反而，原来动荡的国家，现在变得平稳了。如苏丹，以前人们总觉得这个国家乱，现在搞大选公投也没有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