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禁令下的纵乐
酒：禁令下的纵乐
本刊记者│刘永峰
第18号宪法修正案的美好愿望是，“酒将在美国大地上完全消失”，使人们树立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早先期待的文明社会不见踪影，相反却是，走私活动中黑帮势力应运而生，各类犯罪层出不穷。禁酒令成为一次文明社会的荒诞演出。
1920年1月15日那天，在美国随处可见这样的情景：熙攘的道路上，运酒的车辆络绎不绝，人们匆匆赶路，忙着将自己钟情的威士忌、白兰地或是葡萄酒，一桶桶地运回家里收藏。而到了晚上，街道上再无一人，人们都已齐聚在好友的家里，或是某处公共的场合，纷纷以最后一次合法的畅饮，以告别这杯中之物。一位参议员在晚宴上举起酒杯，不无调侃地说：“今天晚上，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
因为，从第二天凌晨零时起，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就要正式生效了。该宪法修正案在1917年12月18日由美国国会通过，并提交各州批准。它规定：“自本条批准一年以后，凡在合众国及其管辖土地境内，酒类饮料的制造、售卖或转运，均应禁止。其输出或输入于合众国及其管辖的领地，亦应禁止。”
1919年1月15日，当第36个州批准这项修正案时，禁酒开始倒计时。随后众议员安德鲁·沃尔斯特德和惠勒根据宪法第18号修正案起草了一份强制性法律草案，其中包括各州禁酒法案中最具强制性的内容，经参众两院通过后于1919年10月28日正式颁布实施，即著名的《沃尔斯特德法》。1920年1月16日，宪法第18号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国进入了全国禁酒的时代。
19世纪初，禁酒运动在美国发展起来。清教徒在这场运动中就肩负起了领导和推进的作用，美国的传统精神又一次振奋起来，并从禁酒逐渐发展出社会改良运动的意味，试图一劳永逸地把罪恶在美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
■ 酒精：堕落之源
其实，在美国禁酒的声音由来已久。自17世纪初期，当大批饱受迫害的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从欧洲来到这块洁净大陆的时候，一种宗教的戒律也被带到这块蛮荒的土地。他们力主敬畏上帝，提倡节俭，赞赏勤奋开拓的进取精神，奉行清苦、简单、实在的生活准则。在清教徒看来，追求感官的享受，无节制的纵乐都是堕落的根源，因而，这块大陆的新居民们对于酒精一直怀着深深的警惕。
到了19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大批农村人口和外来移民拥入城市。像任何地区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一样，城市盲目无序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城市职能的崩溃，贫民窟大肆涌现，犯罪和贫困在都市中四处蔓延等等。城市病态膨胀同时，酒精成为失意、沉沦、无助的人们排遣城市压力的最佳选择。资料显示，1792年，美国烈酒的消费量为每人2.5加仑，到1810年已达到每人4.5加仑。城市酒馆的数量以可观的速度增长着，1818年，纽约市有营业执照的低级酒吧共有1900家，没有执照的少说也达600家。
“这些酒馆，曾是工人消遣闲暇时光的有益场所，但城市的混乱使这里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成为酗酒、聚众斗殴，甚至成为地下妓院，并进行政治阴谋活动的场所。”(徐杰《禁酒和现代美国文明的兴起》)在费城，五岁的小孩拿着几分钱到街角的杂货铺就可以买到酒喝。在乡村，农民的酒窖里储存着大量甜酒和威士忌，不但自己喝，来帮忙的雇工也喝。当时几乎每个社交场合都离不开酒，每办一件事情人们都要喝得醉醺醺的。酗酒现象的增加，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丑恶现象的出现，比如家庭矛盾、暴力、贫穷、犯罪等等。
早在殖民地时期，酗酒的危害就常被人提起，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酗酒问题给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美国人，尤其基督教的教士们开始大力主张禁酒，并建立起许多禁酒组织，19世纪初，禁酒运动在美国发展起来。清教徒在这场运动中就肩负起了领导和推进的作用，美国的传统精神又一次振奋起来，并从禁酒逐渐发展出社会改良运动的意味，试图一劳永逸地把罪恶在美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1826年，美国禁酒协会在波士顿成立，这是首个全国性禁酒组织。1833年，全国出现6000多个禁酒民间团体。1846年，缅因州率先通过一项全州性的禁酒法。随后，有13个州通过了类似法律。1895年，一些牧师和商人联合创立了反酒馆同盟，影响遍及全国，成为禁酒运动的核心力量，禁酒运动得到更多人支持。一战后，禁酒终于掀起高潮，并直接导致了宪法18号修正案的诞生。
然而，禁酒令在美国推行后不久，一些人便已经心怀抱怨。美国的居民中，多为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这块崭新的大陆，或许还没有因酒而上瘾，但这些欧洲人的子孙，在其文化血脉里，有一种基因已经在酒香里沉醉了千年。他们所继承的生活习俗里，对威士忌和葡萄酒等酒类有着根深蒂固的喜好。另外，一些好饮的酒徒，也不忍失去这样一种嗜好。他们并不支持禁酒，想法设法找酒来喝，秘密酒馆取代了合法酒馆，酒的走私活动出现了。
■ 瘾品传播的帮手
走私者是政府禁律的敌人，但却是享乐者的福音。自古以来，他们“随时准备冒任何风险，承担最严重的威胁”，往往以天生的灵感、狡猾奸诈的绝招妙技来摆脱困境，为人们带来怦然心动的殊方异物，梦寐以求的奢侈享受。
提摩西·格林在提到18世纪的欧洲走私犯时，曾这样描写道：“在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人驾驶一叶双桅扁舟，满载着酒、香料和华美的布匹，偷偷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某个松林遮掩的偏僻海湾里，走私犯卸下货物，和金发美女亲昵一番，随即在海关关员从酣梦中醒来之前，匆匆消逝在灰白色的晨曦中。”
正是这群“貌似罗曼蒂克式的英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众人对于奢侈品的嗜好。曾经英国的茶叶走私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18世纪，饮茶在英国迅速风行，成为一种时尚。然而由于超高的关税，茶叶的售价十分昂贵，很长时间内，茶只是富人阶层才能享受到的味道，这使得茶叶走私活动猖獗起来。私货商可以从荷兰或其他国家采购茶叶，躲过海关之后，在国内以低于“合法”市价2先令或3先令的价格出售。另外还有一个门路，是东印度公司按例分配给船长的免费载货空间。船长们照例都尽量找最优质的茶叶带上。船才接近英国海岸，走私客的小船便蜂拥而至。船长将卖茶叶的钱分红给部下，以防走漏消息。而此时拿到货物的走私客已通过秘密的渠道，走上海岸，开始下面层层的买卖。
尽管走私者会时常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却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普通的居民也希望品尝到幽香诱人的茶叶，但却不愿意支付他们认为极为苛刻的税款，因而，数百万英国人默认了，这种非法但却能为他们带来美妙味觉享受的贸易。日记作家伍德福特牧师曾经一本正经地写道：“走私者安德鲁斯今夜约11点钟时带来重6磅的熙春茶。他在客厅窗下吹口哨，吓了我们一跳，当时我们正要就寝。我给他一些日内瓦金酒，付了他每磅不到2先令的价钱。”
18世纪70年代，英国合法茶叶每年的消费量是400万磅到500万磅：而据历史学家估算，英国每年走私茶叶的总量大致相当于、甚至可能超过合法进口茶叶的总量——大约在400万磅到750万磅之间。这样的结果便是，使得茶叶这种东方的消费品迅速普及到英国的各个角落，英国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
1784年，英国大幅降低关税后，茶叶走私的现象才慢慢销声匿迹。但唯利是图的走私者，在满足人们享受的方面，却往往乐此不疲，烟酒走私依然持续活跃着。高价值的干邑白兰地、鼻烟、雪茄等是他们的最爱。挟带方式之一是将雪茄放在桶壁与内层的锡衬里间，因而，巧手的箍桶匠是职业走私者不可或缺的伙伴。(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
17-18世纪，当茶叶、烟草、咖啡、烈酒、鸦片等上瘾致幻品开始全球传播的时候，走私及不道德的贸易活动往往助了一臂之力。在欧洲人早期的殖民掠夺中，就有这样一些很不光彩的事例。烟草和烈酒曾一度是欧洲人对付非洲人的利器。一位葡萄牙总督在写给非洲中西部最大奴隶市场主管的信中说：“如果偏远地区的非洲人喝我们的葡萄酒、烧酒、劣质朗姆酒而醉醺醺，我们也管不了。他们越是有此癖好，就越会带着可以满足他们欲望的东西到奴隶市场上来。……
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设法让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那些我们想利用其弱点的人满意，使他们对我们的烈酒越来越爱喝，越来越渴望。”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英国人将鸦片贩运到中国的沿海，然后卖给前来接货的中国船只，当中国人在走私商带来的兴奋快感里上瘾的时候，国家也深陷于灾难。
在北美大陆，走私者将禁酒的努力轻而易举地瓦解，也是有先例可循的。之前土著的印第安人本是个滴酒未沾的民族，直到白人来到这块大陆，他们带来了朗姆酒和白兰地以跟印第安人做交易。印第安男人染上喝酒的嗜好后，不但毁了健康，甚至卖妻子儿女为奴，严重腐蚀了古朴的社会风俗。
于是，殖民者当局做出规定，禁止以烈酒与印第安人交易。但法令却无济于事，英国官员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知道，如果不用印第安人酷嗜的烈酒，要想获取皮货或结盟就比较困难。法国人纵然面临教会的压力，也没有终止向印第安人私下贩酒的贸易。这种以烈酒交易的扩张模式在殖民时代确定后，一直持续到19世纪，那时印第安人已丧失了大片祖先的土地，而烈酒却泛滥到整个北美大平原。
印第安社会的禁酒运动以悲剧收场，他们所有的希望都被白人扼杀。到了20世纪初，当整个美国开始禁酒的时候，出来捣乱的换成了巴哈马。
■ 巴哈马：又一次“神佑”
巴哈马位于西印度群岛最北端，是加勒比海中的一群岛屿。1649年，英国占领巴哈马群岛，并于1783年正式确定其为殖民地。20世纪初，“当英国崛起而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时，这块在它得心应手的统治下的帝国的小小片段，正像一个挣扎于泥潭里的人，越来越被人忘掉了。”“当年的拿骚是个穷苦地方，尚未被现代进步潮流所触动；外围小岛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原始的贫困的遗迹”。(迈克尔·克拉顿《巴哈马群岛史》)这个曾因海盗闻名的地方，难得的一次美好时光，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巴哈马的船队，偷越封锁线与南方军队的走私活动，演奏了一段“华丽而短促的繁华插曲”。
仿佛美国人的每次不幸，都会给巴哈马带来好运，“神佑”——这也是拿骚所在岛屿的名字——再度出现了。1920年，美国18号宪法修正案生效，制造、输入或出售酒类的活动都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而从此“酒类走私活动”却成了巴哈马一项获利甚大的行业。
在加勒比海诸岛中，巴哈马离美国本土最近，其西部几个主要岛屿与佛罗里达半岛隔海相望。其距离美国海岸最近的地方不及50英里，是向那些嗜酒各州私运酒类的一个天然基地。美国禁酒后的前两年，巴哈马的出口额还没有明显的增长。到1921年年末，在拿骚，几乎一夜之间涌现出20多个大酒类经营公司，但这仍不能满足需求，巴哈马只好从国外进口烈酒，尤其是苏格兰威士忌，再出口给美国。迈克尔·克拉顿在《巴哈马群岛史》中写道：“快速汽艇也开始从大巴哈马沙洲和比米尼偷偷地驶过墨西哥湾达到佛罗里达海岸，同时有些包租的双桅纵帆式帆船向北驶到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附近海面的 “私酒驳运地 ”，去进行更远和更险的航行。有时甚至利用飞机，从比米尼起飞，在佛罗里达的沼泽地深处僻静的湖水上降落。”
当年，“酒类走私业”的兴盛可以由下面的一些数字体现出来。《巴哈马群岛史》中记载，1922年的酒类再出口价值为1612122镑，较1921年的数字增长了10倍。1923年的总额为1591538镑，从1922年到1932年的十年之间平均数字大大超过50万镑。从巴哈马港口出港的船只数目，从1919年的486艘、载重量81129吨，上升到1922年的1681艘、718110吨。在那一年内，分别有714艘从拿骚，567艘从大巴哈马沙洲，还有306艘从比米尼出港。凡是能用的船舶均投入工作，一艘之前为主教快艇的“和平福音号”，也被酒类走私商所租用。
通常情况下，巴哈马的酒商们只是把酒运到美国领海附近，剩下的工作都是由美国人完成的。在佛罗里达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地区，每个交易的夜晚，有美国人已被事先安排等候在海边。越过漆黑的海面，他们听到贩酒船高速引擎所发出的特殊声音后，通过手电筒的信号告知贩酒船上的人，该海岸是否安全。如果海岸警卫队的缉私艇在附近游弋，他们便迅速转移到其它地点进行交易。当船尾将要靠岸时，岸上这些人便准备好以流水作业的形式将这些酒迅速从船上直接传运到等候多时的货车上，整个过程只需20分钟。
也有不少美籍船只挂着他国国旗，直接到巴哈马取货，运送到美国东部沿海距海岸三海里外的公海上，转船装运给当地的小型船只，他们在公海上形成了一支由数百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贩酒船队。他们通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并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天亮前可在巴哈马和佛罗里达间跑两个来回，一个晚上便可狠狠地赚上一笔。
那时在拿骚，随处可见走私归来，口袋里装着一卷5万元钞票、在外面寻欢作乐的酒商，而他们又像磁石一样吸引来无赖和赌场骗子。海盗时代的许多歹徒的冒险场面，在20世纪20年代，又改换形式再度出现。H·麦克拉克伦·贝尔写道：
“在旧日海盗所修建的街道上，到处涌现出一股由嫌疑分子、酒类走私商、盗匪头子、拐子、骗子等所组成的人群；与此相对照的是，与他们摩肩同行的是一些外出游逛的私办公学的教师和从未怀疑过自己身边过客的女旅行家们。”
“私酒贩子在一堆空箱子上面玩扑克，用一百元钞票赌输赢；在码头上，用金币作掷钱游戏；但他们乘车去码头搭船航行时还高声齐唱。胆小的人家夜间不敢出门，传教士假借上帝的愤怒来威吓所有的人，曾有人企图在 ‘好人’和贩酒的暴发户中间画一条社会界线以示区别，但是，钱能通神……”
迈克尔·克拉顿说：“拿骚的气氛无疑地是在沸腾着，或者沸腾到了极点，这一点只有老年人才能记得。在某一限度上，整个巴哈马从美国禁酒狂热里捞到了一大笔钱。”又一次，靠着走私，巴哈马迎来了一段丰裕的岁月。“政府的债务偿清了，文官的薪俸提高了。黑人劳工的工资增加到每天六元。新修建了两座饭店，港口加深了，码头也扩充了，水电的供应以及下水道系统都现代化了，汽车开始增多了，因而重建的马路显得拥挤了。如果外围小岛一如既往地还是落后的话，那么拿骚已经开始第一次呈现了现代化城市的面貌。”
■ 禁酒令下的纵乐
资料记载，1922年，从巴哈马走私到美国的酒类总量为134万加仑，而禁酒令前的1917年，这一数字只有
3.8万加仑，是五年前的35倍。在禁酒时代，这些从巴哈马运来的走私酒，弥补了美国人些许的遗憾。
与此同时，私自酿酒的现象也大量出现。只要人们肯花6到7美元，他们就能在街道上的五金商店买到加工蒸馏酒的器皿，使用说明书可以到公共图书馆中找到，很多城市居民通过这种办法学习酿造私酒。而更大胆的人，花500美元就可以建一个大的蒸馏酒加工厂，仅用4天时间他们就可以收回成本，因此这种作坊在城市的贫民社区十分普遍。一些家庭妇女为维持生计或增加收入，悄悄地在自己家里酿酒，秘密接待到访的“客人”。
秘密酒店代替公共酒馆，未被警察取缔的“路边酒家 ”、“浴室酒吧 ”和“鸡尾酒会 ”日益流行，他们庇护着数不胜数的 “贩私酒者 ”甚至 “卖私酒者”。足球赛中屁股后面带上酒瓶子，浴盆中喝酒，一时成为20年代时髦的风尚，连哈定总统也偷偷摸摸在白宫品味违禁之物。禁酒前的美国酒馆是由男人独占的社交场所，而自1919年之后，男女一起在家中和秘密酒馆里饮酒，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徐杰《“禁酒”和现代美国文明的兴起》)。女性以更为独立与开放的姿态，走向社会，也对禁酒令反戈一击。幽默作家唐 ·马奎斯说： “女人们进入新式酒吧不通过女性专用通道，而是径直从前门大摇大摆地进入，直奔吧台，将二郎腿放在铜栏杆上，点这点那，衣袖高卷，搂搂抱抱，将属于那些身体强悍、充满野性的男人们的好酒，顺着她们的细脖，灌到肚子里。”
第18号宪法修正案的美好愿望是，“酒将在美国大地上完全消失”，使人们树立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早先期待的文明社会不见踪影，相反却是走私活动中黑帮势力应运而生，各类犯罪层出不穷。禁酒令成为一次文明社会的荒诞演出。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在美国，支撑起禁酒运动的宗教价值伦理出现了危机。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汽车业迅猛发展带动了钢铁、机械、石油、房地产、交通等产业的繁荣，促使了其他新行业的产生。广告业骤然兴起，广告业培育起新的消费文化。消费、享受生活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崇尚勤俭节约的清教传统被新的消费和娱乐文化冲垮。整个20年代，对奢侈生活的向往和对金钱的追求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理想。
在一个纵乐狂欢的时代，怎么能少了酒呢？
英国海军军医爱德华·基德认为：正是因为有效地预防了坏血病，英国海军才能于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彻底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英国水兵也由此被称作“limeys”，该词派生自酸橙汁“lime”)。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朗姆酒诞生之后。(田嵬整理)
中国人何时与烟草接触，研究普遍认为应该从1600年传教士利玛窦觐见万历帝时献上鼻烟开始。明末科学家、名人方以智于崇祯辛未(1631年)至崇祯癸未( 1643年)，撰写成《物理小识》，其中记载：“淡把姑烟草，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祯时严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叶大于菜，暴干以火酒炒之，曰金丝烟，北人呼为淡把姑或呼担不归。”
这段记录记载了烟草传入中国时的情形。作为一种高级的西洋货，鼻烟开始在北京的贵族间流行。同时，在南方的福建漳州，水手陆续从菲律宾带来烟草，并且在福建开始试验种植。至崇祯皇帝时，北方从日本、朝鲜传入的烟草，开始在明朝各东北驻军以及后金(满清)贵族中流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