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动荡局势的复杂影响
《瞭望》文章：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开罗记者
李志晖蔺妍冯康
近日，埃及局势持续动荡，代表伊斯兰温和势力的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在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和与新政府对话中的作用及其未来政治地位受到人们普遍关注。
主张“政教合一”影响遍及中东
穆兄会被视为埃及最有影响的宗教组织，也是长期受政府限制的最大反对派组织。
穆兄会创建于1928年3月，总部设在开罗。主张在一个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里，所有的组织，包括政府，都应当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
目前，穆兄会已渗透到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员主要来自下层民众和中产阶级，在全国各地有大批会员和支持者。多年来，穆兄会通过各种方式苦心经营，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并反复强调其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及暴力恐怖组织之间存在区别。
在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穆兄会的理念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各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组织，约旦、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等国也存在与埃及穆兄会理念相同或相似的伊斯兰组织。尽管这些组织与埃及穆兄会并未形成跨国的统一组织，但相互之间长期保持沟通来往。
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长期以来，穆兄会与埃及政府既合作又对抗，但在更多时候扮演反政府角色，对现政权构成挑战。
埃及政府一直对穆兄会采取既安抚又限制的方针：一方面允许它在特定条件下公开活动并参与政治，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又依据《政党组织法》，以穆兄会属于宗教组织为由，拒绝它的建党申请，使之在法律上始终无法获得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包括无权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参与大选等。
穆兄会在埃及一直处于“非法但可容忍”的地位。在汲取被历届政府镇压的经验教训后，穆兄会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放弃暴力，对外称和平演变胜过武装圣战，改用“宣教和训诫”、举办慈善活动等和平手段，试图通过隐性的方式使国家向真正的伊斯兰社会演变。
二是以积极参与议会和社会组织选举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埃及政府允许它以其他政党或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议会选举的情况下，穆兄会几次参选表现不俗，尤其是在2005年人民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推出的独立候选人获得88席，占议会席位总数的1/5，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派。
2010年11月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穆兄会遭遇重创，原有的88个席位全部丧失。穆兄会指责选举存在舞弊，因而抵制了第二轮选举。
未来参政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此次埃及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中，穆兄会作为积极参与者，反复强调其与游行民众特别是青年的诉求是一致的。
日前，穆兄会负责人阿兹与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对话，这是该组织50多年来首次与政府对话。穆兄会发言人穆尔萨说，穆兄会此次参加游行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公平和自由，不会利用此次运动作为追求权力的机会，也不会提出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
2010年，穆兄会与卸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在反政府活动中开始合作，穆兄会一些主要领导人表示完全赞同巴拉迪提出的要求公正和自由的选举、修改宪法、废除紧急状态法等主张，并愿意利用自己的民众基础为巴拉迪宣传政治主张制造声势。
埃及一些专家学者和埃及民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论穆兄会怎样演变，都不会改变其把国家伊斯兰化的终极目标，这在世俗化的埃及社会是不可能被允许的。在未来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民众不会允许穆兄会把宗教带入政治，更不会使其成为执政派别。穆兄会要想参与国家事务，必须摒除其宗教色彩。
但与此同时，埃及目前面临政府腐败、经济落后等问题，改善民众生活水平需要长期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不满情绪一时难以消除，穆兄会的一些理念仍将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它在埃及政局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如何与这样一个试图更多参与政治生活的伊斯兰组织处理好关系，是埃及政府面临的长期课题。□
《瞭望》文章：埃及动荡局势的复杂影响
当今世界除了全球化与多极化两大“驱动力”之外，还有信息化与民主化两大“推手”，须引以为戒
文/陈向阳
埃及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境内的苏伊士运河乃全球“命脉”之一，加之埃及素为阿拉伯世界中的“骨干国家”，地缘战略位置极其关键，其政局演变不仅牵动阿拉伯世界，对“大中东”乃至全球战略形势亦有影响，因而引发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不同寻常的关注。
五大影响
从1月25日始发的埃及乱局，带来的复杂影响大致有五：
其一，可能波及更多的中东阿拉伯国家。
中东阿拉伯国家地缘邻近，国情相似，面临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不尽相同，随着互联网与卫星电视的日益普及，一国社会动荡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埃及一贯扮演“关键角色”，埃及乱局容易产生扩散效应与连锁反应，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变动值得进一步关注。
其二，引发中东格局重组。
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几大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与相互关系调整；阿拉伯国家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互动；执政当局与反对派、民间社会之间的博弈等。
其三，久拖不决的“中东和平进程”可能变得更加困难。
中东问题素为国际关系的“老大难”，其核心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埃及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推进者”，随着其政局持续动荡，“中东和平进程”将更加回天乏术。以色列对此看得很清楚，并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以阿关系忧心忡忡。以总统佩雷斯指以色列将永远铭记穆巴拉克在位30年为以埃两国和平相处所作出的贡献，担心穆巴拉克一旦被推翻，埃及最有组织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上台；而他认为该组织是不会带来和平的。
其四，干扰地区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稳定。
苏伊士运河连接全球两大经济区域——欧洲与亚太，也是波斯湾石油通向欧美的“捷径”，埃及政局动荡令人忧虑苏伊士运河能否继续畅通，不仅引发国际能源、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的异常波动，而且也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增添新的不确定性。埃及乱局业已推动油价突破100美元，为2008年10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埃及本身的旅游业与经济增长更是备受冲击。
其五，美国的“大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面临“考验”。
一方面，将直接冲击美国的“大中东战略”。如埃及出现“新面孔”乃至“激进化”、“伊朗化”，美国将丧失一个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届时“听美国话的”国家将越来越少，“不听美国话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将被侵蚀。美国唯恐“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掌权，奥巴马总统称“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反美意识形态，并指其“虽很有组织，却缺乏群众基础。”此外，美国在中东的反恐“大业”面临挑战，埃及乱局及其蔓延使得宗教极端势力趁机滋长，“基地”组织及其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等地蠢蠢欲动、企图浑水摸鱼。
“大中东”目前仍为美国的地缘战略之重，美国在“大中东”的利益依次包括：反恐；维护以色列的安全；遏制伊朗；收拾伊拉克与阿富汗“残局”；推进“民主价值观”。而从美国对埃及事变前后态度的微妙变化也可看出，事实上现实的利害关系要远比“民主”高调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美国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计”面临新变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力争早日摆脱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梦魇”，将主要精力由“反恐”转向“应对崛起大国”，并为此极力推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2010年美国“抓住机遇”、“如火如荼”地东移亚太，2011年美国原准备“再接再厉”地“大干一场”，但现如今埃及骤生变局、“大中东”又出“新乱子”，美国唯恐埃及亲美政权垮台与反美、反以政权上台，阿拉伯国家温和派失势与激进派、强硬派得势，将不得不花更大精力应对中东乱局；美国“东移亚太”恐被打乱“节奏”、难以顺利推进。
两大“推手”
埃及等国的乱局表明，当今世界除了全球化与多极化两大“驱动力”之外，还有信息化与民主化两大“推手”，须引以为戒。
埃及等国乱局确有其政治制度“年久失灵”与僵化停滞的缘故。应看到，“民主化”与大众政治参与也是一股潮流，阿拉伯国家传统的“威权体制”与“强人模式”难以为继，其终身制、家族制、世袭制亦不可持续。发展中国家须立足国情、顺应潮流、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及时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公民权利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否则，“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即便是长期执政的“强人”，也难以“善始善终”，难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律的惩罚。
搞好经济民生与社会公平是关键。中东多个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经济没搞好、经济出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年轻人大量失业等，再加之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既得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垄断社会资源、腐败失控与任人唯亲，以至于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经济与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最终叠加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信息化与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更加敏感复杂。突尼斯“变天”与埃及乱局反映了“脸谱”、“推特”、“微博”与“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威力，其一呼百应、聚集放大、扩散蔓延效应惊人，执政者应将有效监管与妥善疏导相结合，维护自身公信力，掌握政治话语权，争取舆论主动权，尤其应注重对社会与政治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既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更不可麻木不仁。□(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