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秘密充斥的时代。这是一个泄密泛滥的时代。

　　2010年，一个名为“维基解密”的网站分三次先后公布了9万多份阿富汗战争机密文件、39.2万份伊拉克战争档案和约25万份美国机密外交文件。而且揭秘行动还在继续。很多人对“维基解密”网站负责人朱利安•阿桑奇本人的好奇，已经超过了对这些文件的兴趣。(《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2期)

　　这不难理解：机密文件有70多万份——除了专业情报人员，普通人恐怕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一份份细读，而如此神通广大又胆大包天的揭秘者，世所罕见。

　　为了保证信息的安全，需要把更多信息归为机密；为了处理这更多的机密，需要更多的人手；而更多的人手又导致了泄密的可能性更大。这就是“维基解密”事件所展现出的一个悖论。

　　高科技方便揭秘者

　　在信息的数量猛增和信息传播的手段突飞猛进之后，信息安全成为一大问题。如今，掌握黑客技能或者拥有合法授权的人可以瞬间从电脑数据库或者网络上获得大量情报，就像向“维基解密”提供大量机密文件的23岁美军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宁所做的那样。

　　一名级别如此之低的士兵为何能获取接触这么多机密情报的权限？

　　美国政府发现，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大量情报，但如果这些情报不能在不同部门间充分交流，往往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例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发现，联邦调查局知道“基地”组织支持者扎卡利亚•穆萨维企图学习驾驶商用客机，但却没有将这一情报告知中央情报局。因此，尽管中情局当时得知可能会发生一起与航空有关的阴谋，却无法找到嫌疑人。所以，情报在各部门甚至各盟国之间的交流十分重要。为了方便这种交流，美国创建了内部情报网络，美军中央司令部还一度取消了禁止从内部网络下载资料到移动存储设备的禁令。这就为曼宁的窃密行动提供了极大方便。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大力加强了信息安全工作。与之相应，就产生了更多的“机密”：每年被美国政府归类为机密的文件数量从1996年的10.5万件猛增至2009年的18.3万件。自然而然地，有权接触这些机密的人数也大幅增长。根据美国政府2008年公布的数字，仅从五角大楼获得这一权限的人就有63万之多。

　　政府公信力受考验

　　审理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该案判决书中曾指出：“把一切都列为机密，就等于一切都不是机密。”斯图尔特认为，滥用机密概念会使整个定密体系被愤世嫉俗者或粗心大意者所忽视，同时被那些意图保护自身利益的人所操纵。

　　1995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第12958号总统令，授权包括总统在内的20名官员可以将文件列为绝密等级。这一等级意味着，如果此类文件被泄露，可能将“导致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异常严重的损害”。但这项命令同时还允许这20名官员将绝密文件的定密权授予另外1336人。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根据一份1997年撰写的国会报告，最终有大约200万名政府官员和100万名承包商获得了这样的“衍生”定密权。

　　定密的人多了，处理机密的人肯定也少不了。《华盛顿邮报》2010年初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政府内外共有85.4万人有权接触绝密文件。要保证如此多的人都值得信赖绝非易事。美国政府问责局曾抽样检查了3500份关于决定是否授权五角大楼工作人员接触机密权限的调查报告，结果发现其中87%的报告都没有按照规定提供齐全的证明文件。事实上，自从2005年以来，政府问责局就一直把接触机密权限的授予程序存在漏洞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政府问题之一，但直到如今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定密与接触机密权限的泛滥还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1997年撰写的那份国会报告中说，由于几乎一切信息都被定为机密，所以并非所有机密都能得以保守，而泄密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如果泄露的秘密的确相当重要，泄密者不受惩罚或者受罚过轻会让政府公信力受损；而如果泄露的秘密并不重要，公众则会认为政府原本就没有必要将这类信息列为机密。

　　“当可信赖的内部人士都对政府的定密标准产生怀疑时，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需要保守这些秘密。”美国国家档案馆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负责人威廉•博桑科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赵卓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