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震后生活
3月11日，幼儿园的孩子和大人们聚集在东京涩谷区的一个临时疏散点
3月15日，震中福岛县的一个避难所里，人们在观看首相菅直人对地震情况发表讲话
3月12日，救援人员在日本仙台市搜索失踪者
3月14日，一位母亲试图与她被隔离的女儿说话。她的女儿从福岛核电站附近疏散后因有核辐射迹象而被隔离
蚂蚁和蝴蝶
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日本房东来看过于达，检查了电线。老爷子说日本经常地震，没事的，让于达放心。但他也说这次可能有点厉害，还给他留下一个急救包，里面有止血的药膏、手电筒、口哨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3月13日深夜10点30分，日本东京江东区一所公寓楼中，中国留学生于达在自己不到60平米的房间里，蜷缩在电脑前，“房子还在摇晃，还在摇晃”，他在MSN上和国内朋友对话。10分钟后，手机上又传来“地震警报”，他跳起来，跑到楼下的空地上。MSN上朋友关心的留言，他已顾不上回了。
接手机警报，跑下楼，成了地震后于达和日本邻居们的习惯动作。
于达的房东是一个退休医生。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他来看过于达，检查了电线，“老爷子说日本经常地震，没事的，让我放心。但他也说这次可能有点厉害，还给我留下一个急救包，里面有止血的药膏，手电筒，口哨等等。”
于达看见房东的背包里有两三个这样的急救包，他还给周围的邻居送了。“很客气的送完了，又回来告诉我晚上别关门，注意看电视，然后才慢悠悠地走了。他家离这里也不远，他骑自行车的。”
“回家支援站”
日本这场地震的严重后果，远远超过了这位老医生的预料。而于达能感受的是，3月11日下午的东京陷入的短暂混乱。
大楼猛烈摇晃了几分钟后，物业管理处的广播很快响起，告知发生地震，请楼内人员做好自我保护措施。于达正在睡午觉。他穿着睡衣冲到楼下，都忘了拿手机，“当时没信号，拿了也没有。”他看到一些人到楼下后，感觉没事了，又都回去了，“有的还抱着狗，真令狼狈的我心生敬佩。”
上楼整理房间，听邻居的话，把电视等怕摔的物件放到被子上，此时，NHK已在滚动播放地震和海啸的画面。
于达发现，大楼值班人员一如既往坚守岗位，不时提醒人们注意各种紧急事态。
房东走后，于达“凭着看电影得到的经验”，下楼到便利店采购一些食物和水，“周围两家店，人们排着长队结账。”
一名在日本便利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在网上留言：“我妈问我：‘有无趁地震加价？’没有啊。我在7-11便利店打工，食物饮料免费提供，没有人哄抢。人们拿了免费食物，都会排队到收银台来说一声谢谢。”
于达看到，他家楼下有消防车、救护车鸣笛驶过；一些放学的儿童在老师带领下，穿着有防火功能的衣服匆匆走着。
电视画面上，戴着安全帽的人们在路上，黑压压的人流缓缓移动，不见头尾的巨大队伍，好像是全体国民开始一场悲壮的远征，静默的表情和步履，如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在东京市中心，很多便利店、迷你站、吉野家等仍预留窗口为人们提供水、地图和必要的协助，并对公众开放厕所，一些快捷酒店也打出了“免费住宿”的牌子。这是2009年琦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等9个县市决定成立防灾首都圈时讨论内容的一部分，称为“回家支援站”计划。
于达对门邻居井上就是靠“支援站”回到家的。井上的公司在东京郊区，从当天下午5点到凌晨1点，他经过8个小时的跋涉回到了家。手机不畅，交通中止，和当晚的大多数东京人一样，井上依靠facebook和skype给家人和朋友报了平安。
“一个大学同学就住在我们旁边的楼里，当天他没回来。在办公室睡了。”于达说，东京很多人震后选择在办公室休息，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办公楼的质量没问题，比跑到外面更安全。而且，在日本的公司给每名职员都配备一只救生包，从饼干到清水，从挖土的手套到保暖的雨衣应有尽有，每两年更换一次。救生包就藏在职员桌子下面，房坍塌而人幸存下来，等待救援的时候就用得上它。
避难所里请安静
“我不依赖避难所，也是因为还能相信楼的质量吧。”于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制定法律要求建造房屋时必须计算防震程度，1995年颁布了建筑防震标准——《建筑基准法》。《基准法》规定，高层建筑必须能够抵御里氏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日本普遍采用“地基地震隔绝”技术，在建筑物底部安装橡胶弹性垫或摩擦滑动承重座等装置。此外，为提高传统木结构房屋的抗震能力，日本最普通的民宅也是箱体设计，地震灾害发生时房屋可以整体翻滚而不损毁。
所以，近几十年来，日本的建筑指标都非常高，建筑设计师要是擅自降低了抗震水准，还没等建筑物出事，人就已经被关进了监狱里。
于达所住的公寓楼修建于1996年。据说完全按照《基准法》修建，还带有独立供电系统和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3月11日深夜，较强余震袭来后，于达也去过一次避难所，“离我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500米吧。所谓避难所，就是一个中学的小型体育馆。”
平时，东京的大部分学校和运动场馆都被明确作为避难所，地震灾难之时要去避难所暂避已形成惯例。“日本规定所有的公立学校必须高度耐震，所以学校是最好的避难所。”于达说。
他在避难所待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虽然东京不是重灾区，但电台和电视台还是建议人们暂时去“避难所”。那里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分发毯子、热水和饼干。“人们找空闲的地方坐下，或者躺着，没有吵闹，也没人抽烟，接电话、熟人说话也都是很低声的。我听说，有的避难所还发收音机和耳机，以便随时了解震情。”
和重灾区相比，东京避难所流动性很大，余震不大的时候，人们就都回家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摇晃。”NHK对外联络部官员佐藤《中国新闻周刊》说。
3月15日左右，东京很多避难所已经都没有人了。
“几个小时后，人散了，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也没有。”对这样的描述，于达觉得有些夸张，“但日本人确实是很自律的。”地震第一天，来体育馆避难的人很多，入口不大，大家都排着队进入，有秩序，不拥挤，老人和孩子会受到格外照顾。
令于达感叹的是，一位老妇人起初排在他前面，等快进体育馆的时候，似乎觉得危险过去了，她准备回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一边往外走，一边拾脚下的垃圾，好像是在做很平常的事。”
于达领了毛毯后，在体育馆的一个角落坐下。他第一次来避难所，发现工作人员服务都很周到，开关门、倒水甚至帮助铺被子，“他们一开始以为我不会日语，还比划着告诉我如何防震。”
他听到有人小声聊核辐射的话题，有些担心，就想和旁边一位中年日本人搭讪，但总是他问一句，人家简单地应答一句，或者只是点头，最后晃动手机，很礼貌地说他要听地震的最新情况了，请安静。“没有那种大灾面前，同舟共济的感觉，让人觉得很不热情。”
而在佐藤看来，这就是日本人的性格，“自己不确定的事情不会轻易给答案，是日本人回答问题的通用模式。知道什么就会说什么，不夸张，不随便激动，就好像我们的抗震救灾电视报道一样，很及时，没有废话。”
地震发生后，日本所有电视台停止正常节目，统一进行地震滚动报道，减少了市民不必要的等待和混乱。
NHK的主播、记者戴着头盔上阵，即使声音有些颤抖，但总体是镇静的。画面上没有灾民呼天喊地的画面，没有记者虚张声势的嘶哑报道状。媒体关于灾情信息传递、政府政策发布都相当即时，甚至每隔几分钟就提醒观众注意安全。
佐藤说，他的很多朋友通过电视了解到东京没有特别大的火灾或者房屋倒塌事件，觉得很放心，“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和家人通了电话，就在办公室里睡了一夜。”
但于达睡不着，“没人聊天，我也没带电脑，饼干也吃不饱，过夜的话一个毛毯还是很冷的，我就从避难所回家了。”
这回我们互相问候了
12日清晨，强震后的第一个早晨，东京从疲惫苏醒，街头平静有序。
于达公寓楼下的小超市，生活必需品也陆续补上。也有一些咖啡馆、商店，做出停业一天或者提前关门的决定。“由于地震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很抱歉。”店门上的告示说。
他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在上楼的电梯里，碰见井上。“平时我们很少说话，见面就点个头。但这回我们互相问候了，他还提到看到一些中国网友的关心。”
此时，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相关信息占据了所有的电视频道，只要街头有公共屏幕的地方，都在滚动着关于核电站和死亡人数的信息。
这令于达愈加担心，“日本整个国家都是为地震准备的。”他知道，日本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有应对地震灾害的训练，养成习惯，从学校到公司，每个月都有防灾演习，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
“我到日本才两年多，地震教育就也接受了不少。而核却是真正可怕的。日本太依赖核能了，但也是目前地球上真正唯一的核受害国。我不排除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时候立刻回国。”他在MSN上写道。
12日一整天，于达都躲在家里。因为有日本朋友给他发短信，提醒当天会下酸雨最好别出门，如果出门要戴上口罩。傍晚的时候，来自包头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要求借宿一晚，第二天回国。“说实话，我不太情愿。我的房子很小，他也没提前电话，就突然来了⋯⋯我可能也习惯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于达对记者抱怨说。
作好随时“跑路”的准备，国内关于日本地震的网络评论，引起于达和朋友的关注和争论。
于达觉得一旦日本出了事，国内论坛就会格外起劲，甚至自己打嘴仗。而当天的另一个帖子令他感动，“某华人发的：通过摄像头看保育园的情况，老师把孩子们围在中间，不时俯身用身子护住孩子们。6个老师围着我儿子，儿子身上盖着被子，老师手拿被子准备着，一旦地震就扑上去⋯⋯平时18点接儿子，昨天交通瘫痪，我步行18公里到达保育园时，已经是22点。期间老师们就一直这么守护着我儿子。”
曾作驻华记者的佐藤也注意到网络上不同的声音。“我不想说什么，但汶川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第一个赶到中国，这次中国救援队又迅速来到日本，这就很说明问题了。”他对记者说。佐藤也转发过一个微博，“汶川地震时我和日本同学一起上街募捐，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一个老奶奶说的那一句：中国顽张 ！(中国加油！)”
一直抱怨不该来日本的包头朋友却认为于达言谈中太美化日本了。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说，这体现了中日两国民间复杂的感情。“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我注意到，同情生命、拯救生命，还是主流的声音。”
想把面包和水留给对面的井上
于达还是选择回国了。他订到14日下午的机票，单程价格是地震前的一倍多。他觉得有些气恼。当天晚些时候，中国政府提供的首批援助物资抵达东京，并将连夜运送至重灾区宫城县。
临行前，于达对记者说，想把一些面包和瓶装水留给对面的井上，“但我有些不好意思给，因为平时交流太少了。”
这确实是井上需要的。14日是东京地区实施轮流停电计划的首日，由于担心停电引发供水和供气系统中断，不少东京市民开始在家中储备食品和饮用水。一大早，就有不少人到便利店门口排队买蜡烛。
大地震发生后，由于道路损毁导致运输不畅等原因，日本部分超市、便利店出现货物短缺问题。在东京等地，面包、方便面、土豆、洋葱、矿泉水等货物总是来了就被人买光。尽管商店不断扩大进货，而且有的商店为了让更多顾客能买到货物还采取限购措施，但仍无法满足人们的购买需求。不过，共同社报道说，市场上并未出现哄抬物价的现象。
为节约能源，日本糖果生产企业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等大企业都宣布，暂时关闭设在东京涩谷和大阪道顿堀商业区的巨大氖灯广告灯箱。
中国汶川大地震后，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曾写下《蚂蚁和蝴蝶》一诗，以表达哀伤之情。他写道：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优美的语言，也许能耐得住大地震，但此刻，我们还是谨言慎行，将心中沉默的金，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吧。
如今，有中国网友把它贴到日本的新闻网站上，安慰这一衣带水的邻国。
“在家睡醒一觉后，我要到雍和宫去，给日本朋友烧香、祈福。”于达说，他4月7日才会返回东京，到那时，混乱留下的痕迹将逐渐抹去，重建家园的步伐将迈出。★
(感谢孙晓倩女士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