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东政治运动另一面

　　文/田文林

　　当前，中东地区陷入政局动荡，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垮台，使第三世界政治转型问题，尤其是所谓民主化问题，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行西方国家所期望的“民主化”的风险和代价，远大于其可能带来的好处。

　　这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同时面临这些难题。一般来说，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相连，因而推崇西方式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进入政治角力高风险期。换句话说，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后面。

　　翻开世界历史，当年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时，不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了现代化，美国黑人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投票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总之西方式民主化之前已经过相当长的历史积淀。

　　从现实来看，那些急于向所谓民主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因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经济结构单一、民生问题严重等，多数情况非但未能扩大政治参与，反而使国家陷入政治衰朽状态。

　　在这方面，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在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下，伊拉克“民主改造”成了政治悲剧。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建立的所谓议会制民主，表面使伊各派利益似乎均得到照顾，但却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行政效能。现行政体使其政府陷入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的孱弱状态。而当下的利比亚，看似旨在谋求某种政治改进的反政府抗议，最终演变成一场内战，使这个昔日非洲强势国家陷入战火，面临西方军事干涉危险。

　　如果说不民主类似于肌体病灶，那么国家盛衰就相当于人的生死。若能除去身体病灶固然好，但前提是不能把命搭进去。这种改进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民主化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以导致国家内乱和衰落为代价，这样的民主化就要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