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过年时一样”
那些健壮的乌鸦在东京的楼宇间盘旋,它们的叫声显得兴奋而贪婪。
3月12日一早,A-commerce社长秋叶良和乘坐的列车从静冈抵达东京站。他认为自己运气不错,因为出站时很轻松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原本20分钟的车程,也只用了一半时间。
这不是他所熟悉的东京:亮出“空车”的Taxi满街逡巡,往常拥挤不堪的路段居然一路畅通,他感觉“空得像过年时一样”。
在前一天的下午,这个岛国的东北部发生了9级强震。尽管日本人早已习惯大地的震颤,但这次猛烈的摇晃还是让他们感到了一些不同寻常。地震是日本时间下午3点12分发生的,当时秋叶正在静冈的一个会场进行一场商业演讲。
“哦哦,地震了哎。”台下的听众笑着,一边躲到桌子底下。著名的活火山——富士山就在静冈县境内,秋叶心想:这火山300多年喷发一次,上次是1707年,难道是时候到了?
一分钟后,地板还没有停止颤抖,大家的脸色沉重起来,没有人笑了。秋叶的手机上,传来电信运营商发来的短信:日本东北部发生地震。20分钟后,又接到一条:海啸来了。
此时,正在东京芝公园酒店演讲的叶千荣,也收到了短信。叶是东海大学教授,经常在日本各主要电视台,与政府阁僚和各政党领袖进行专访对谈。
25年前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叶千荣,经历了阪神大地震、千叶地震以及无数次小地震。他想不到,自己的演讲将遇到日本史上最大的地震,释放能量相当于12000颗原子弹,是汶川大地震的20多倍。
利用声波比震波快的原理,日本三大移动运营商NTT、KDDI以及软银,都为用户提供了“震灾传言板”免费服务,提前10秒钟,酒店服务员已四处奔走,告知里面所有人赶紧躲到桌子底下,大地震即将来临。
身材高大的叶千荣没能来得及躲到桌子底下,他看着左右摇晃的大楼,心想这次晃动真厉害。
事实上,距离地震震中600多公里远的东京,从收到地震预警信息的那一刻,已自动开启了应对按钮:3月11日下午,日本自卫队就派遣出救援人员和救灾车辆前往震区救援;12日,出动了5万自卫队队员,以及90架飞机和25艘船只;13日,总数24万人的自卫队已出动所有战斗人员。
不论是秋叶还是叶千荣,两个演讲会场上,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打电话,但听到的几乎都是忙音。忐忑了两个半小时后,秋叶收到短信:公司一切平安。“我自己对地震很习惯,日本人从小就接受地震的防护训练。我担心的是公司里的中国员工。”秋叶说。事后,公司里的两位上海姑娘告诉他,当时确实被“吓哭了”。
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如此淡定。地震发生后,秋叶跑到楼下,看到一个欧巴桑(老妇人)面如土色,抱住怀里的狗儿瑟瑟发抖。那只丢魂落魄的大狗竟也像人一样,两只前爪紧紧搭在妇人肩头。
淡定的惊慌
过了两个多小时,叶千荣从酒店走出来。此时的东京街头已拥入了几百万人,穿着大衣、戴着口罩,有的头上还有公司发的头盔,但却没有人走到车道上,公路上停满了汽车,交通完全瘫痪了,却没有一辆车鸣放喇叭。叶千荣觉得,这就像一支参加葬礼的队伍,就像《圣经·出埃及记》里描述的,忧虑、焦急却有序。
等到演讲下午五点钟结束后,秋叶赶到静冈车站,那里围了很多人,新干线和JR都停了,没人出得去。他在第二天中午,才坐上开往东京的新干线。
这座干净得如同电玩场景的城市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落寞。在六本木——以西方人聚集和夜生活闻名的街区,饭馆生意寡淡,往日的喧哗如魔术般突然消失;超市的柜台大片的空位,食物、水和电池被抢购殆尽。
秋叶的办公室是栋新楼,除了开门时有点嘎吱声外,没发现别的损坏。倒是生意上的损失不小。很多客户在东北地区,青森县有个已经谈妥的项目,因为地震被迫取消了。秋叶预估基本损失在2000万日元左右。
这是一家为日本企业提供对话贸易方案的公司,同时教授商务汉语。山本(化名)是日本某著名商社财务总监,震后他仍坚持来这里上课。他说这是他1948年出生以来遇到的最大地震。
与大多数东京市民一样,山本去超市买了12大瓶的水、两袋大米、干电池和收音机,然后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满油。这些更多层面上,是为即将到来的东京区域性停电作准备。
地震过后,因为公共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很多东京公司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哪怕是10点上班4点下班,我们还是视作正常上班,工资不会受影响。”山本说。
东京人仍不紧不慢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健身者未因核辐射的威胁停止出行,他们跟往常一样绕着皇宫一圈圈跑步。东京的大街小巷甚至很难发现警察踪影。街上行人的表情里看不出任何异常。一位外国人说,日本人在太平社会生活得太久,都已经呆得“木掉”了。
倒是外国人情绪紧张得多。地震后的第二天,A-commerce所在大楼里的外国住户都已经撤出日本,飞往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
A-commerce中文教师周冰清,每日在网上跟上海家里人说,“放心,没事”。但一有风吹草动,国内的朋友便把消息发到MSN上,然后问:你还不回来?
3月15日,东京阴云密布,似乎大雨将至。但下午3点,太阳竟从云缝里露出脸来。东京地区检测到放射性物质辐射量超过正常标准的消息在风中流传。这一天,周冰清的两个朋友告诉她,已经订好了下周的机票,一个去美国,一个去新加波。
这个消息深深地刺激了周冰清,她终于绷不住了,中午时赶回住处,收拾好衣服,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她的朋友们,都在疯狂地上网搜查飞机航班信息。“买得到的都是30万日币的高价票,但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订下来,不管价钱了。”周冰清恨不得马上回到上海的家中。
秋叶托私人关系,为两位上海姑娘订下3月13日的返程机票。因为接下来几天里,东京飞往上海的机票早已售罄。
“看那些画面我们不会哭”
“我们的第一想法是帮助同伴,然后再考虑自己事情。”秋叶说,“船要沉了,船长当然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准备等日本彻底解除了核辐射威胁后,再把员工接回来。
受访的诸位日本人对政府发布的消息基本持相信态度,山本表示,“从未想过要离开东京”,但“如果政府下令疏散,那就听政府的吧”。
核泄漏到底有多严重?供职于川崎汽船公司的勇太表示,“虽然(政府)不是说谎,但肯定说的不是事实的全部。”
3月25日,勇太将远赴中国开始半年的留学生活。这看起来像是逃离了潜在的核辐射威胁,但他却不觉得自己幸运。“如果自己出去,但不能帮助家人和朋友,那你怎么生活下去呢?”
欧洲的年轻人已经走上街头,游行反对核能的滥用。在勇太的身边,还没有对核能持这样极端反对态度的人,虽然日本经历过原子弹的伤害。“像一些经历过二战的长辈,对原子能武器很抵触,但核能用来发电的话,他们不大反对,日本本来就资源稀缺,核电占到日本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灾区于勇太来说,似乎是个遥远的存在,尽管离他们只有200多公里。勇太虽然觉得受灾的人们很可怜,但并没有“太多的悲悯”。
“我们的感情表达方式跟中国人不一样,”勇太说,“即便是日本女人估计也会跟日本男人差不多,看着那些画面不会哭的。超市里就算没东西,大家也不会打架,大和民族还是个比较乖的民族,从古代就习惯了忍耐。”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每个人总是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所以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这造成当社会面临危机,市民的想法不是先顾自己,而是不给社会添乱,在通往灾区道路不畅时,人们也不想妄自行动,增加军队救援负担。
没经过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有点像惊弓之鸟。3月14日中午,中国留学生周彦璐正在公寓打包箱子,突然接到朋友电话,告之福岛核电站第三反应堆外壳已经爆炸了,赶紧跟他逃命去。被吓坏了的周,赶紧丢下大小包裹奔出房屋。
随后,她听到所在筑波大学广播里的封校消息。虽然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有200多公里,但学校在核电站第二次爆炸后,还是立刻决定遣散所有学生。这所大学拥有约1000名中国留学生,大部分人决定从大阪回国。
周彦璐决定到东京去,即使没有地震发生,她也原定于3月底从东京飞回国。地震后,她常守在电脑旁,查看网上的地震消息。
中国网站的反应速度超过了她的想象,有的消息日本还没有公布,中国网站便已率先报道出来,“小道消息”满天飞。3月13日,她们先是从新浪网看到女川核电站辐射强度超过正常400倍,继而看到另一条新闻说放射量正常,晚上时又有中国媒体报道辐射强度高出正常值700倍。
日本媒体的更新没有那么快,日本人最信任的电视台NHK上,主播依旧态度冷静,不疾不徐地播报新闻,在日本新闻网站上也很少看到模糊不清的消息。除了受灾的东北地区,日本其他地区仍然照常运转。
3月13日星期天,叶千荣接到税务师的电话:“纳税手续都准备好了吗?”此时,他才想起还剩最后两天了就得纳税了。他问税务师:“不因为大地震宽限几天吗?”
得到的答案则是:“不会,东京横滨不是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