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阴云正在日本列岛上空缓缓地消散开来，首相菅直人正和他的民众一起期待“隧道尽头的亮光”。不过，摆在隧道那头的是更艰巨的灾后重建和信心重构。

　　“日本因大地震处在了复兴与自甘堕落的十字路口！”《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向他的同胞疾呼。这次核危机中突显出来的种种问题，已经令日本社会元气大伤意气消沉，亦或将凝聚成重生的力量？日本究竟将遭遇再一个“衰退的十年”，还是将迎来“二次崛起”？

　　看看危机中的日本各阶层人士的表现，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政治人物的领导能力能否战胜危机是问题所在，各政治人物的才干和个性接受着灾难和民众的考验。

　　天皇：和市民一样努力节电

　　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而电力不足，天皇皇后主动关闭皇宫部分电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对已然有些力不从心的菅直人而言，明仁天皇也许是他稳定民心最可倚赖的精神支柱。

　　3月16日，面对“日本二战后最严重的危机”，明仁天皇即位以来第一次面向全日本发表电视讲话。

　　“受灾的民众们，决不要放弃希望，请好好保重身体，为了以后的日子好好生活。同时，我衷心希望每一位国民，都能不断关心各地受灾的人们，与受灾民众一起关注、守护各受灾地的复兴之路。”画面中，天皇面容慈祥、诚恳地说，“遇难者人数在不断增加，到底会有多少人遇难，现在还不知道，我为此感到十分痛心。”

　　对日本天皇而言，就一次灾难发表讲话，十分罕见。不过，明仁天皇本人对地震的惨烈有着深刻记忆。

　　1995年1月，阪神大地震发生两周后，天皇视察灾区，在其中一个避难所里，他脱下鞋子，光脚与一名灾民坐在一起交谈。这个场景被媒体报道后，旋即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响。当时，天皇嘱咐民众道：“虽然现在很痛苦，但是幸福一定会到来，为了以后的幸福，请不要被地震打败，振作起来。”

　　如今，天皇的讲话再次发挥了感召国民的作用。日本媒体和民众几乎一致表态，要“倍加努力，不让陛下担心”。有学者认为，“讲话于国内年长者的意义更大”。

　　除了公开讲话，天皇也在为救灾尽力所能及之事。

　　由于日本电力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而明显不足，皇宫所在的东京千代田区也开始参加轮流停电。负责皇宫事务的日本宫内厅发表声明表示，“在缺电的时候，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实施停电，天皇皇后愿意和市民一样，努力节电。”

　　在大部分的日本国民看来，给天皇的生活造成不便“是不可原谅的”。为此，天皇委托宫内厅特别强调，皇宫和御园关闭部分电源“系天皇主动提出”。天皇还决定，今年为了不给交通带来影响，他将推迟每年三月去祭拜祖先的惯例。

　　菅直人：“余震”远未过去

　　民主党内阁并未如愿抓住喘息之机，反而被外界指责救灾拖沓、有关核辐射信息不透明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日本首相菅直人可能感到自己很“冤”。

　　最近有接近内阁的消息透露，菅直人的情绪很不稳定，甚至有时会突然痛哭。当地震、强海啸、福岛核电厂事故等突发灾害集中而至时，本就在执政边缘上徘徊的“年轻”民主党内阁终于用行动表明：他们并未如愿抓住喘息之机，反而被外界指责救灾拖沓、有关核辐射信息不透明。

　　重压之下，菅直人首当其冲。在网络日志上，知名专栏作家胜谷诚彦也印证了所谓“首相情绪变得不稳”的传言。就在3月19日，菅直人还与多个前民主党领袖相议是否合组内阁。如今，日本民众认为，这已是菅直人政府无法独力承担日本灾难的征兆。

　　菅直人也许确实很“冤”。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他除了发表自己的讲话，却不曾在记者会和国会答辩等公开场合露面。大多数时候，人们只能看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的身影。于是，后者被誉为“勤奋”的代表，且政府救灾不力与之划清界限，而菅直人一直在官邸加班，直到3月18日晚间才回家睡觉，却不为民众所动。

　　他曾早就打算去灾区视察。但灾后救援进展缓慢，日本大小媒体对他口诛笔伐，让他“不要添乱”。3月18日，他在地震发生后一周向国民发表了讲话，呼吁国民共渡难关。在谈到福岛核电站问题时，他用了“还处在刀口上”一词来形容。从菅直人个人政治命运的角度，这个词同样反映出他当下和现在的心态。

　　对日本民众而言，菅直人应对灾情的缓慢和某种程度的“不作为”，是他们感到不悦的原因之一。最为明显的事例是，直到福岛第一核电站连续出现机组冷却功能失效后，菅直人才任命东京某大学著名专家担任核问题顾问。

　　而面对不参加国会答辩的质疑，他也只是通过枝野幸男2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很忙，虽然公开露面有时候更能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大部分时候，不一定非要出现。

　　即便福岛核泄漏问题不拖后腿，救灾善后事宜也足以考验菅直人政府。《日经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正计划为推进地震救援追加财政预算。由于数额巨大，本财年预算肯定再次被搁置，在野党会在预算问题上继续刁难执政党民主党。表面上看，尽管在野的自民党领袖谷垣祯一已拒绝合组政府的要求，但地震可能增加多党合作的机会，事实上，另一波“政治地震”蓄谋已久，在野党不会轻易放过菅直人，关于地震前被捅出的政治献金丑闻和核泄漏监管缺失的问题迟早会被深度调查。

　　枝野幸男：“快点睡！别倒下”

　　从意气风发到面容憔悴，枝野表现出的勤奋成为获得好感的来源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没有哪位官员比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更让日本民众心疼。

　　他是现今日本电视出镜率最高的人。每天，他从早到晚在首相官邸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向公众报告地震信息，有时一小时内数次露面。“他近乎等于信息。”日本人说。

　　按照流程，枝野幸男总是先报告消息，然后随机应变回答记者提问。而且人们发现，这位官房长官敦实的身材与他敏捷的思维相映成趣，尽管他每天不变地身着水色工装，还有一张看起来毫无表情的面孔。

　　不过也正是这副面孔，成为他获得大多数日本人好感的来源。

　　眼下在日本网络上，很多网民正在为枝野幸男的睡眠问题担忧。“枝野还不睡？快点去睡！不要倒下了……”“枝野105个小时没睡觉了……”网民们担心，如果枝野再这样每天召开多次记者会，对记者有问必答，不知哪天是否真会晕倒在现场。而与枝野的勤奋形成强烈对比，首相菅直人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反而低得多，于是甚至有网民喊话“枝野去睡，菅直人起床！”无疑，被地震推至前台的枝野幸男更比首相获得了民众的信任。

　　生于1964年5月的枝野，是日本史上最年轻的官房长官——这个职位相当于首相的左膀右臂，通常由首相心腹或者“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担任。今年1月菅直人第二次改选内阁后，枝野就任此职。

　　日本国内学者评价说，枝野以前被认为是一个能干但可能不够谨慎的人，但在处理这次危机中，他展示出了踏实、专注的一面。

　　民众最称道他在报告信息时的方式：不单念稿子，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冷静地向民众传递信息。由于律师出身的缘故，枝野幸男很注意遣词造句，在频繁直播的记者见面会上，他小心翼翼地选择恰当的词汇，既要表情达意，又要尽量避免引起民众恐慌。比如，3月21日的记者会面中，说到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冒烟的问题时，枝野如此委婉地阐述：“看各种各样的显示器的数值，没有出现坏的数字。从核反应堆、放射物的观点看，无法说明出现了问题。”当然，也有不少日本民众担心，枝野这种表述过于暧昧，就怕政府刻意隐瞒了重要事实。

　　不论菅直人内阁有多么饱受诟病，但作为灾后代表政府“名片”的身份，从大多数民众的反应来看，枝野已经获得了成功。

　　石原慎太郎：“东京王”的眼泪

　　石原因“天谴”言论引发了广泛民愤，但他随后以眼泪化解了自己的形象危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因为“天谴”言论所引发的广泛民愤，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第一次向民众道歉。

　　在位12年，他曾笑称自己是“东京王”。当然，他身上更被熟悉的标签是“日本头号右翼分子”。他曾经说过无数伤人的话，曾经叫嚣反美、痛批日本国内弊端，引发无数次抗议。但只有这一次，他真正道歉了。

　　3月15日，石原慎太郎正式收回发表的“天谴论”，向灾民表示歉意。此前一天，他曾鼓嚣：要很好地利用海啸清洗私欲，海啸就是对日本的“天谴”。

　　不过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民众是石原坚定的支持者。特别是当菅直人政府被斥为优柔寡断、应对不力时，石原的“意气用事”反而为他加分。

　　再加上，石原对救灾工作的投入积极，这多少减轻了他的“因言获罪”。

　　大地震发生后，石原指令东京都的有关部门积极支援灾区。从3月17日开始，东京都向灾区岩手县和宫城县输送救灾物资。他指示东京都的工作人员要亲自把物资送灾区，以了解灾区所需。他还承诺，灾区学生希望转学到东京的，东京的学校可以接收，共大约可接纳两万名学生。为了容纳更多灾民，东京还专门腾出地方做避难所，并于18日起接收民众向灾区捐赠的生活用品、救灾物资等。

　　进一步令石原改善形象的，是他的眼泪。3月18日，菅直人向石原慎太郎请求派遣东京消防厅的特殊消防队，石原马上应允，派出139名成员组成的紧急消防援助队。这些队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执行向损坏的核电站注水的艰巨任务，被称为“福岛勇士”。三天后，当这些勇士完成任务回到东京、向石原慎太郎汇报时，石原对他们千恩万谢，几度声音哽咽道“你们救国了”。

　　也正是在18日，石原再次发挥了“意气”的一面。他向菅直人抗议，政府内阁高官不应向消防勇士们施加压力，甚至警告“不赶快灌水，要处分”。石原说，消防队的连续放水能力本来是4个小时，因为政府方面一直给予压力，只能连续7小时注水，“人和机器都完全‘坏’了”。面对“东京王”的抱怨，菅直人不得不向他道歉。(特约撰稿 黄文炜 记者 邓亚君 发自东京、北京)

　　灾难突如其来，但生活还要继续。大地震下，普通日本百姓的表现，是日本抗震最真实的写照

　　便利店老板小宫昌司：限购，是唯一办法

　　如今，店门依然开着，却无法像从前那样满足主顾们的需求。小宫内心觉得有些歉疚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地震那天，68岁的小宫昌司正在东京世田谷区的一家7/11便利店内接待客人。突然间，整个店铺剧烈摇摆。小宫一生中碰到的地震不在少数，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作为店长，首先要保证顾客和店员的安危。“大家镇定！都别跑出去。先在店里避难！”小宫镇定地疏导店内顾客。

　　正是下午两点多，店里客人听到喊声，都遵从了小宫的引导，待在店里没出去。很多人要紧握货架，才能立于不倒。

　　过了几分钟，地震停止了。客人们陆续缴款出店。

　　小宫的临危不惧，来源于平时做警察署志愿者和多次参加警方、消防队防灾演习的经验。他每年还邀请警察到店内指导店员进行防灾演习。这些防灾措施，在今年的地震中都派上了用场。

　　每逢震后，物品都要短缺。这在经营了30年便利店的小宫看来，正常不过。但他还是没想到，这次的短缺会来得这么快。震后几个小时，他店内的销售额就和平日一整天齐平了。最抢手的要数卫生纸、干电池、方便面、面包和盒饭。

　　如今，地震已经过去10多天了，面包大概恢复到了正常时的六七成，但饮用水、小蛋糕、方便面、卫生纸、电池等还只达到正常供货量的20%。“完全恢复正常，可能还要几个月。”小宫预计。

　　如今，店门依然开着，却无法像从前那样满足主顾们的需求。小宫内心觉得有些歉疚。

　　限购，是唯一办法。

　　地震次日起，店内实施限购，水一人两瓶，饭团一人5个，日常用品也是一人5份。经过统计，小宫发现震后每位顾客的消费额是震前的一倍。

　　比消费额增长得更快的，是捐款箱里的金额。震后第二天，店内就摆上了捐款箱。“这次捐款速度比以前快、金额比以前多，超出了我的预料。”截至3月21日，小宫的便利店筹集了10万日元的捐款。

　　这让小宫很高兴，但他内心深处的隐忧依旧。震后的核辐射虽说对东京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小宫感到，日本国民对核电的感受变得更加沉重了。

　　“我们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如果福岛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爆炸的话，东京自然难以幸免，不光东京，整个日本都将遭受重创。同时，这也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是我目前最放不下的事。”

　　在信息公开上，小宫认为政府做得很不够。

　　“核泄漏后，政府作出了20公里内撤离、30公里在屋内避难的决定。但是美方此前要求美国救援队不能进入核电站50英里、80公里内。这日美之间50公里的差距，我们普通国民应该怎么考虑？对此，日本政府完全没有解释清楚。”

　　对于日本政府的救灾措施感到满意吗？小宫也是毫不犹豫地给出了“NO”的答案。他认为政府在日常就应该对这种非常时期的应对有所准备，但是在这次的应对过程中，几乎没有看到这种沉着有序的应对，和足够的危机感。“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向国内外及时释放准确信息，并借助外国力量。这绝不是日本的耻辱。因为这不仅是日本一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大事。”

　　由于核电站事故，导致东京电力公司被迫制定战后首个停电计划。所幸，小宫辖下的四个店铺，都不在停电计划区域。

　　对于核电建设，小宫是个“消极支持者”。“日本国土狭窄，现在发电30%靠水能、30%靠火力发电，还有30%靠核能。只靠水能、火力无法支持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不得不依靠核能。”

　　地震，让小宫再一次清醒认识到核安全的重要，也让他感到了一种宿命。

　　小宫说，日本本就是多灾之国，而且是地震大国。对于地震来袭，大家都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面对灾难，我们努力预防。地震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天命，别无他法，只有认命。在此基础上，大家努力合作，克服灾难，这已经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默契。”

　　残疾人运动员大井利江：坐在轮椅上继续前行

　　平时多苦，大井几乎不掉眼泪，也不让妻子伤心。但是这次，他好几次不自觉地泪流满面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坐在轮椅上的大井还好吗？

　　大地震发生后，家在岩手县的大井利江是本报记者的牵挂之一。他是一名残疾人运动员。曾经健壮的他，是一名渔夫。一次在一艘渔船上作业，一大快钢筋从船的二层掉落，正砸在了大井的颈部。从此，他肩部以下就失去了知觉，不得不终身坐在轮椅上。但是他硬靠着肩部、颈部和一部分臂力，一点点挥动铁饼，将它抛向高空，掷向远方。一块铁饼中，寄托了他的梦和希望。

　　这次，岩手遭受重灾，灾后一连几天，记者试图拨打他的手机和固定电话，但要么是无法接通，要么是无人接听。

　　地震第11天的清晨，手机中传来一条短信。打开一看，正是大井！“早上好！我和妻子都平安。”记者立刻拨通了大井的电话。电话那头，他向记者讲述了这10多天来的震后体验。

　　11日下午，他正在家中。突然，房子强烈晃动起来，他所坐的轮椅也跟着剧烈摆动，几乎无法“站稳”。一旁的妻子试图扶住他的轮椅，但剧烈的晃动让妻子也跟着左摇右摆。

　　由于住所靠近大海，市内的喇叭马上开始鸣叫，“海啸要来了！大家快避难！”听到警报，妻子想推起丈夫向外跑。但是，地震震坏了家中出口处的无障碍通道，正在焦急时，平时邻里经常来帮助大井的志愿者及时赶到，和妻子一起抬起大井，径直向附近市政府设立的避难所跑去。

　　平时多苦，大井几乎不掉眼泪，也不让妻子伤心。但是这次，看到电视上那么多受灾严重地区的惨状，他好几次不自觉地泪流满面。“还有好多朋友都没有音信。好多朋友……”大井的声音有些低沉。这些天，他把那些朋友的电话拨了个遍，每个都留了言。

　　“我现在的目标？当然是明年的伦敦奥运会。”大井淡淡地说。在2004年雅典残奥会上，他初次征战奥运就勇夺银牌。北京残奥会上，他作为铁饼F53／54级最年长的选手，一举获得铜牌。明年，64岁的他还要继续挑战伦敦奥运。

　　但是，备战残奥会谈何容易？往年的这个时候，大井每天都要去游泳馆进行水下训练，还要和妻子一起去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练习投掷。

　　这样的场景，地震以后，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缺水，游泳馆开放遥遥无期。余震，让靠近海边的运动场成了危险地带。现在，每天能做的，只是在家中进行一些练习。妻子把橡皮筋的一端拴在柱子上，一端挂在大井的拇指上，大井就靠这一拉一拉来寻找投掷那一瞬间扭动的感觉。上午50组，下午50组，从回到家中后，大井就没间断过。

　　“这次地震中，体现最多的就是你帮我、我帮你的互助精神。我争取参加明年伦敦奥运会，继续用我的努力，把梦想和希望带给受灾的同胞，还有那些帮助我们的世界各地的人们。”

　　原子弹受害者高桥昭博：想对他们说对不起

　　地震后，核辐射受害者的遭遇，勾起了他的沉痛回忆。对这次遭受核辐射的人们，他有着一种天然的连带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年79岁的高桥昭博是一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亲历者、受害者。虽然广岛远离这次的地震灾区，几乎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但是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高桥还是格外关注灾区，尤其是核电站事故的进展，和核辐射值的变化。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南8公里处，监测到海水中的放射性碘达到标准值的80.3倍，在以南16公里处则为标准值的16.4倍，已经确认海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电视上正播送着关于核电站的最新消息时，本报记者拨通了高桥的电话。“正因为建了核电站，才有那么多放射性物质泄漏！”高桥的声调提高了，对核辐射，高桥有着一种本能的抗拒。

　　在电话采访中，高桥一提到一个词，就立刻格外敏感，那就是“核辐射”。

　　有日本媒体报道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东京电力员工说，这次公司推迟向机组注入海水，是因为担心长年的投资化为泡影。“东京电力公司的行动就像是在努力捡一个10日元的硬币，却丢了一个100日元的硬币。”一名日本政府官员指责道。但现在看来，决不是只丢了100元硬币那么简单。根据东京电力公司向外界透露的情况显示，11日当天有4人因1号机组爆炸受伤，12日，有1人因辐射超标被送往医院。14日，3号机组发生爆炸，由11人受伤。那些受到了核辐射伤害的人们，今后将面临怎样的人生路？

　　“如此大量的核泄漏，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很可怜……很对不起他们，很对不起……”这次地震核辐射受害者的遭遇，也让高桥想起了不愿回首的被核辐射的往事。他对这次遭受核辐射的人们，有着一种天然的连带感。

　　在高桥的人生中，“核辐射”伴随他走过了太长的路，也无情地折磨了他一辈子。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美军投掷的原子弹爆炸时，他在距离原子弹爆炸中心仅1.4公里的校园。他的头部后面、背部、两手、两脚被烧伤，左耳耳膜被震裂致聋，浑身都是伤疤，至今常有疼痛的感觉。高桥说，当时的情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爆炸中心方圆两公里的房屋几乎全部被毁坏。

　　1978年，当时的广岛市长任命他为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馆长。他也是第一位出任馆长的受害者。

　　目前，这次灾难带来的影响正在外延，一场上上下下的检讨核电运动正在展开。“这次地震，给日本带来的机会大于创伤。什么机会？当然是重新思考核电危险性的机会。日本别再向危险伸手了。”高桥的态度斩钉截铁。(本报记者 郭一娜 吴谷丰 发自北京、东京)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面貌掩盖在厚厚的防辐射口罩下，无法看清。但危险在，他们在。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记录着灾难和灾难下的灵魂。有故事在，他们在。

　　福岛50勇士：他们没有留下姓名

　　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干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冲上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福岛50勇士”的报道，在日本是一则出口转内销的新闻。

　　在日本基本看不到对在核电站内拼死工作的企业职员、东京消防队员及自卫队防核部队的具体人物报道。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义务感、使命感面前，似乎变成了一种正常。有了这种正常才有民众的冷静，也才让政治家有时间去思索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在东京电力公司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内容未向公众全面公布，初期处理出现严重失误后，从12日开始先后发生了机组建筑物被炸飞事件，核电站已经绝对不是东电想的他们能完全控制的地方了。

　　每座核反应堆需要十几人控制，四座出了故障的核电机组至少需要50人。“50勇士”就这样出现了。这些人主要来自东京电力的子公司东电工业、制造核电站的日立制造所和鹿岛建设公司等。

　　“我们几乎含着泪水为他们祈祷。”核能安全保安院的大臣官方审议官西山英彦在18日的记者会上说。

　　当本报记者反复向职员留在一线的东电、东电工程公司、日立制作所、东芝等企业询问，公司里谁主动留了下来。但目前尚无一家公司向外界公布人数及名单。“我们的人在一线，在用最大力量阻止核电事故的进一步恶化。”日立负责电力的公关部职员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东芝公司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是只讲了公司在全力处理核电站事故，并没有直接介绍在核电站的勇士。

　　据说他们大多数岁数在50岁以上，有些人再有几个月就会从单位退休了。他们每人的身后，都当然会有一个家庭，有期待着勇士复返的妻子儿女。

　　偶尔有一两位在当地电视上露面的勇士妻子，同样没有说自己的名字，脸上没有半点惶恐，也没有荣誉感，只是淡淡地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干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冲上去。”

　　从有限的图片上，外界看到的是50位从头到脚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队员，他们胸前都带着记录辐射量的小卡，如果辐射量超过80毫希弗，小卡就会鸣叫。

　　按照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规定，核电站作业人员的核辐射值每年不能超过100毫希弗。但是鉴于这次事故的特殊性，将标准提高到了每年250毫希弗。这次核电站3号机组厂房的最高放射线量达到了每小时400毫希弗。这个值是靠敢死队队员身上的检测小牌测出的。一般来说，100毫希弗就能使患癌几率增高，而此时的核电站的测量值已经是危险值的4倍。

　　12日下午，负责执行打开二号机组蒸汽阀门的员工回来后就出现呕吐，马上被送往医院。而他身上的小牌子显示的是100毫希弗以上。

　　据统计，遭受100毫希弗以上核辐射的东电员工已达70名。

　　救灾特种部队：“我去福岛了”

　　近距离在核电站执行任务的还有陆上自卫队中央特种部队(CRF)的160多位队员们。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1日夜，接到“核电站丧失冷却功能”的消息后，陆上自卫队当晚就派出了特种部队上前线。“虽然从来没有进行过向核电站放水的训练，但定会全力以赴。”执行任务前，CRF司令官宫岛俊信如此给自己鼓劲儿。

　　13日，部队接到指示，开始向原子炉喷注海水。但是，14日上午11点多，意想不到的坏消息传来。3号机组因为氢气爆炸，房顶被掀起。“报告！有队员失踪。”特种部队司令部内的空气，顿时凝固。

　　事故现场20米处，正有6位特种部队队员分乘三辆车执行任务。被掀起的屋顶正砸在了3辆车上，6人迅速避难，其中4人不同程度受伤。“如果碎片再往车辆处偏个一米，可就不只是受轻伤了。”一位陆上自卫队干部回忆道。

　　这次事故不久，特种部队又接到了从空中洒水的任务。虽说执行过山林灭火任务，但是这次的高空非同一般，是核辐射密度极高的天空。

　　17日一早，两架CH47型飞机飞上天空，共向原子炉洒水4次，但效果并不明显。当天下午，又转为利用陆地特种消防车洒水，目标为三号机组。

　　队员们身穿的这身特殊防护服，重达15公斤，里面埋了一层3毫米厚的防辐射铅板。17日的作业，距离发电站50米。第二天，为了提高效率，缩短到了10至20米。但是据了解，即便穿上防护服，所能抵挡的辐射极为有限。特种部队的化学防护车内，测量辐射量的仪器仍在工作。

　　紧跟在自卫队之后的是消防队。从18日开始，东京消防厅的消防队员开始进驻核电站现场。

　　“我们是在和看不见的放射线作斗争。”此次日本核电危机中，从一线回来后能直接面对媒体的总队长佐藤康雄说。

　　18日当天，消防队赶到现场时，情况比预想的要糟很多。距离海面取水口350米处，消防车已经不能再开进去，海啸带来的大量漂浮物还在岸边，核辐射本来已经很高，此时需要队员下车清障，然后把取水口直接投到海水中去。

　　3号机组周边的放射线量为60毫西弗，在露天工作的时间过长，随时有可能让队员受到核辐射伤害。但是，20名身穿防护服的急救队员，还是扛上50米长、重100公斤的消防管冲了出去。接了7根后，终于能用海水给炉子冷却了。每人工作15分钟，这是在核辐射较高的情况下，最长的工作时间。东电的工作人员在一旁看着表及辐射计，及时催促到时的队员回到车中。

　　350米的输水管很快就和消防车的取水管接到了一起。每分钟3吨海水经过救火消防车被注入3号机组的储藏大池内。

　　相当于派出所所长的大井川说，在救灾现场，队员们“面对危险，无人说话，只在默默地工作。”大井川本人在离家出发时，也是给妻子简单地打了一个电话：“我去福岛。”并未和家人说是去核电站一线。

　　但其实对于所有要去福岛的军人、警察的家属都知道丈夫去做什么了。19日，执行完任务回到安全地点时，佐藤康雄总队长看了一下手机，里面有妻子的一个短信：“你该去救日本。”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

　　记者西尾邦明：用笔纸一路陪伴灾民

　　灾难面前，记者永远都不能只是旁观者。从感受痛苦，再到跳出痛苦，未尝不是一次艰辛的磨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他，不是灾民，身心却每天都和灾民们在一起。

　　“冻着了吧？吓着了吧……”灾后第3天，《朝日新闻》仙台分社记者西尾邦明在重灾区采访时，正好赶上一位母亲首次重回废墟找寻孩子踪迹。突然，余震来了，广播里告诉大家，3米海啸将至，请大家避难！但是那位母亲就像没听到一样，并没去避难，而是执着地将目光持续抛洒到废墟上的每一寸土地。

　　是走是留？在一旁的西尾选择陪着这位母亲一起留下。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的，是孩子的遗体。妈妈几次抚摸着那具烧焦了的遗体，西尾在旁边默默拭泪。

　　在海啸警报来临的那一刻，他选择了留下，和这位母亲同呼吸，共痛苦。事后想想，幸亏海啸没有来。如果来了，一同感受的将不只是痛苦。

　　今年，是西尾进入《朝日新闻》仙台支局的第二年。这次地震中，仙台遭受重创。“他们失去了亲人。有些人在上一秒还紧握着亲人的手，一松手，下一秒亲人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经历的痛苦太多了。”

　　灾难面前，记者永远都不能只是旁观者。从感受痛苦，再到跳出痛苦，灾难采访，对每个记者来说，都未尝不是一次艰辛的磨砺。

　　在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石卷市，西尾看到，这片他曾经常去的土地，怎么感觉不认识了？曾经的市中心哪儿去了？街角的老奶奶又去了哪儿？

　　石卷市中心都被水灌了，几乎无路可走，也进不去。西尾很想再去市政府内看一看，决定趟出一条路——市内已经浸满海水，路都被冲毁了。和消防队一起，西尾走了一条没有路的路。“当时如果有海啸来的话，我们可能都无路可退了。”事后想来，西尾不禁一阵寒栗。

　　这些危险，西尾当然没有和家人说起过。地震当天，和家人通完话，他就赶赴现场。石卷市的通讯中断，手机没有信号。这让母亲着实担了不少心。一连四天，由于高速公路不通，西尾都是白天采访，晚上借宿在灾区一家发电厂内。里面冷冰冰的，也没有毛毯裹身。夜里根本无法入睡。第五天，高速路通了，他得以每天往返于仙台市和石卷市。走出灾区时，他收到了一则手机留言，“孩子，快让妈听听你的声音！”

　　难怪母亲会担心，作为一名报社记者，西尾一手笔纸，一手相机，单打独斗闯灾区。有时，会和自卫队、当地政府的人一起行动。在这些行动中，西尾着实感到了救灾的不易。震后，指责日本政府应对不利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西尾却有不同想法，“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非常努力了。在现场，我能感到，像自卫队、消防队他们都在努力地参与救援，还有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在灾害中失去了亲人，却积极投身于救援的任务中。但是因为这次受灾面实在太广了，政府的援助之手肯定有伸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初期。”

　　已经在灾区10多天了，西尾不知道这次采访什么时候结束。“太多的悲剧，写也写不尽。那些悲剧如果不进行报道的话……我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其实，四川地震时又何尝不是一样？受害者太多了。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亲人的故事，不写出来不行啊。”西尾说到这，有些哽咽，“这也许成了我一生的一个采访题目。”(特约撰稿 陈言 记者 郭一娜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