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被绑《纽约时报》记者，从左至右分别为：史蒂芬·法莱尔、泰勒·希柯斯、林尼·阿达里奥、安东尼·沙迪德

2011年3月11日，《纽约时报》记者泰勒·希柯斯在利比亚战场采访

　　文_《纽约时报》记者 安东尼·沙迪德、林尼·阿达里奥(女)、史蒂芬·法莱尔、泰勒·希柯斯   编译_张小车

　　我们一行四人，正朝着利比亚东部城市阿季达比亚进发。突然，前方出现军队交火的场景，几乎陷入绝望的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正和卡扎菲的军队殊死搏斗，道路旁停着一辆汽车。

　　“他们已经进城了！他们已经进城了！”司机穆罕默德冲我们大喊。林尼·阿达里奥和史蒂芬·法莱尔担心，政府军已经包围了阿季达比亚，眼前的一切只是个布局，目的是将我们抓捕。

　　在这之前，我们一行人已经见证了两座曾被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占领城市的沦陷，分别是拉斯拉努夫和卜雷加港。每一次，政府军都先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阵轰炸和炮击，然后向城市发动有条不紊的正面进攻。

　　每次城池沦陷时，反对派武装和媒体记者们无不作鸟兽散，惊慌出逃。如果卡扎菲上校的政府军能够攻陷东部城市阿季达比亚，那么他们就已经无限逼近反对派的大本营—班加西，同时也在通往埃及边境的高速公路上钉下了一个钉子—我们几人正是从那里偷渡入境的，并没有正常签证。

　　面对此情此景，没人能够准确预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一样。

　　突如其来的绑架

　　当开车驶离阿季达比亚最后一个交叉路口并开始向班加西进发时，我们注意到了前方不远处的检查站。随着视线的逐渐临近，我们发现那些士兵穿的衣服并不像反对派武装那么随意搭配，而是统一的军队服装；车子是略显发黑的暗绿色，他们甚至在街道上站立的队形都显得训练有素。

　　很幸运，我们通过了他们的第一队列；不过在经过第二队列的时候，便被拦下来。

　　“继续往前开！”泰勒·希柯斯大声朝司机穆罕默德叫嚷：“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此刻，穆罕默德已经没有了主意。霎时，一名士兵猛地拉开了车门，随后向其他的同伙大喊：“是记者！”那些士兵的脸上立刻布满了恐惧，但更多的是愤怒。

　　我们四人无一幸免地被推到车外。不过士兵还没来得及开口讲话，耳边就响起了枪炮声。从声音判断，很可能是反对派武装用步枪或机关枪袭击检查站。密集的子弹在我们身旁呼啸而过，落在干燥的路边，激起阵阵尘土。泰勒·希柯斯挣脱开士兵的看守，开始躲避枪火；倒在沙地上的安东尼·沙迪德也跟着躲了起来。

　　最后，我们躲到了一间小屋后面，但眼前的情形让我们惊呆了：里面有一个农妇和一个孩子，在政府军士兵的枪口下，她们在不停地抽泣，而其中一名士兵在试图安慰。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士兵们马上将枪口对准了我们，并开始拳打脚踢。掏出我们兜里所有的东西之后，士兵们用枪口对着我们，强迫我们跪在地上。

　　泰勒·希柯斯的手被一条围巾绑得死死的。一名士兵脱下林尼·阿达里奥灰色的耐克鞋，并用鞋带把她捆住。“上帝啊，我可不想被强奸。”惊慌之下，林尼·阿达里奥偷偷对史蒂芬·法莱尔说。

　　“你是个翻译！”一名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士兵冲安东尼·沙迪德大喊：“你是个翻译！你是个间谍！”仅仅几秒钟，四周的士兵便围了过来，他们认定我们满口谎言。

　　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几个都经历过类似的场景。林尼·阿达里奥曾于2004年在伊拉克法鲁贾被绑架；2009年，史蒂芬·法莱尔在阿富汗战场也有过同样的遭遇；泰勒·希柯斯遭遇过数不清的危险，从车臣到苏丹，每个地方都有他奋斗过的身影；而安东尼·沙迪德更是在2002年的时候，被一名以色列士兵打伤了后背。不过，即便我们都遇到过数不清的劫难，但此时此刻，我们都觉得末日真的要来临了，我们要想从这些士兵的枪口下逃生，简直难于登天。只有史蒂芬·法莱尔还敢直挺挺地望着看似即将被叩响的扳机，而我们其余几人全都被吓傻了，只能听天由命。

　　“开枪杀死他们！”一名身材高大的士兵用阿拉伯语平静地说道。

　　“不行，不能杀。”旁边的另一名士兵摇了摇头，说：“他们是美国人。”

　　谢天谢地，我们并没有被执行枪决。但紧接着，他们便用绳索、织物和电缆把我们捆得死死的。在被扔到一辆丰田卡车上的过程中，林尼·阿达里奥的脸上挨了一拳，史蒂芬·法莱尔和泰勒·希柯斯也被暴打一顿，而安东尼·沙迪德更是头破血流。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面临拳打脚踢的窘境，而且殴打的猛烈程度也是前所未有。但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仁慈与善良，也让他们的关心偶尔展现出来。一名士兵看我们可怜，把泰勒·希柯斯和安东尼·沙迪德带到皮卡上，给了他们一些枣椰子和桔子饮料。林尼·阿达里奥用英语和一名士兵的妻子聊得火热，对方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士兵们很高兴地为她松了绑，并给林尼·阿达里奥和史蒂芬·法莱尔递过去些饮料。

　　在皮卡上，林尼·阿达里奥看见另一辆车上有一条胳膊露了出来，看起来，那是一具尸体。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我们的司机穆罕默德。尽管我们一直祈祷那不是他，但我们确实很久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如果他真的死了，那么我们几人的余生将在遗憾和忏悔中度过。

　　困境下的“人道主义”

　　也许，我们没有机会活过那个夜晚。

　　即便已经夕阳西下，另一场枪战还是在意料之外来临，而且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上一次。我们被困在卡车内，泰勒·希柯斯努力伸长被绑住的双手，艰难地挣扎着试图推开车门，而安东尼·沙迪德则在一旁大喊“救命”。

　　随着战斗的继续，士兵们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正面临与我们相似的死亡威胁。最终，一名士兵允许我们从车里出来，然后给我们提供食物、饮料和香烟。“这是伊斯兰的人道主义，”他对安东尼·沙迪德说：“这是卡扎菲的人道主义，我们给予战俘以人道主义待遇。”

　　几个小时之后，真正的人道主义待遇到来了，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毛毯和床垫，然后把我们安置在车上。反对派武装的炮火断断续续，我们也在车上车下来回躲避。最后，士兵们干脆把我们安置在了一辆皮卡的后面，来躲避炮火的追击。

　　就这样，在炮火中，时间继续着。

　　第二天(周三，3月16日)凌晨两点，我们在睡梦中被吵醒。“叛军正在集结！”一名军官大喊。在我们被利比亚军队绑架的日子里，从来都没有理解他们军队的指令结构，他们的军装好像也没有划分级别，似乎他们在战场上发号施令的标志是：谁咆哮的声音大，就听谁的。现在回想起来，所谓的政府军队和反对派武装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只是一帮携带枪支的男青年而已。他们都有着自己维护的对象，并把对方描述成邪恶的代言人。

　　其实，反对派武装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们为反抗卡扎菲的统治而战斗了42年。而我们周围那些士兵，则认为自己打击的对象是基地组织和其他一些极端的伊斯兰组织，而且他们始终认为，我们这几个美国人根本不明白他们的战斗。

　　这些士兵当中，没有一个是在1969年卡扎菲掌权利比亚之前出生的，他们也无法想象没有卡扎菲的利比亚将是什么样子。

　　混乱中，另外一队士兵接收了我们。相比前面的士兵，他们更为粗野。他们把我们的眼睛蒙起来，绑住四肢，然后开始毒打。之后，我们被扔到一辆装甲车上。此时，他们开始在林尼·阿达里奥身上摸来摸去。她并没有尖叫，只是低声恳求对方不要这样。一名士兵塞住她的嘴，双手在林尼·阿达里奥身上来回摩挲，并厉声警告：“不要说话！”另外一名士兵拿着一把尖刀在史蒂芬·法莱尔的后背上晃来晃去，时不时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似乎抵达了阿季达比亚(Ajdabiya)市郊。一名被士兵们称为“酋长”的人开始向我们问话，并嘲笑泰勒·希柯斯。“你的脑袋很漂亮。”他的话语中混合着英语和阿拉伯语。“我打算把它取下来，然后放在我的头上。我马上就把它砍下来了。”

　　在这之后，我们被放到一辆皮卡之上。在那里，一名士兵又开始嘲笑我们四人之中唯一的女性—林尼·阿达里奥。“你今晚可能会死。可能死，也可能不死。”一边说着，士兵的手一边在林尼·阿达里奥的脸上摸来摸去。

　　从我们被抓捕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提到将会把我们交给一个他们称为“Moatasim博士”的人。据说，他是卡扎菲的其中一个儿子。

　　周三上午8点半，我们被蒙着双眼、捆绑着扔进了一辆皮卡里，然后顺着地中海的海岸线，用了6个小时直奔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战利品。在经过的十几个检查站，我们都能听到民兵们跑向汽车准备殴打我们。“肮脏的狗！”每个检查站的人都这么向我们怒吼。当双手被塑料束手带捆得麻木时，在我们身边的仿佛是无边的黑暗。

　　当未来无法预测的时候，我们总是充满了恐惧，你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傍晚时分，我们被带到苏尔特一间监狱。那些绑匪将我们扔进了监狱的一个地下室，那里只有几张破烂床垫，一个供方便的瓶子，一壶水和一袋椰枣。虔诚的囚徒在地下室的墙上刻满了涂鸦，上面的文字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末在利比亚东部被镇压的一次起义。“真主拯救我们”，其中一行写着这样的文字。

　　有一次，安东尼·沙迪德被抓到外面审讯。“你怎么不申请签证就进入利比亚？”审讯者大声问：“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很可能在这里被悄无声息地杀掉吗？”安东尼·沙迪德点点头。接着，这名男子开始滔滔不绝地谴责和他们作战的反对派武装，称对方为武装犯罪团伙，“他们有什么资格统治利比亚？”

　　友情与兽性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我们遭到了也许是最残暴的殴打。当时，我们站在苏尔特的停机坪上，等待军用飞机把我们送往的黎波里。泰勒·希柯斯的脸上和身上挨了一顿暴打，安东尼·沙迪德则被枪托打破了头。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被蒙住眼睛并用塑料束手带捆绑，而林尼·阿达里奥则再次被他们摸遍全身。

　　坐上飞机后，我们彼此之间开始询问：“大家都还在吗？”当那些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心中洋溢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战友情。只要还在一起，我们就有希望。在历时90分钟的飞行过程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友善的力量。“我很抱歉。”一名机组人员以同情的口吻对我们每个人说。

　　下飞机后，我们被塞进一辆充斥着尿臭的警车。警卫们脱去了我们鞋袜和皮带，其中一人在安东尼·沙迪德耳边大喊：“打倒美国！”接着又到史蒂芬·法莱尔耳边喊着同样的标语。“可我不是美国人，我是爱尔兰人。”史蒂芬·法莱尔解释说。

　　“打倒爱尔兰！”警卫骂道。

　　在一个半小时内，我们在不同的汽车里来回转移，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争吵声。我们预测，在处理我们的问题上，利比亚内政部和其他部门产生了矛盾。这其中的逻辑预示着：战利品要归最有权势的一方。最终，我们被定格在其中一辆汽车上。在上车之前，一名士兵(也许他在争夺我们的过程中失败了)用枪托狠狠打了下泰勒·希柯斯的后脑勺。

　　不到半个小时，我们便被送到了一个军营，交给了利比亚军事情报局。我们倒在地上，有人给我们送来了牛奶和芒果汁。一个带着沙哑声音的家伙用同情的语调对我们说：“你们不会再被捆绑或殴打了，你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从那时起，就真的没人再欺负我们了。

　　我们被送到了一个临时拘留中心，那里看上去就像一个加宽的工作室，屋里放置着两卷德语阿拉伯语字典和5本莎士比亚的剧本。警卫给了我们一些衣服更换。林尼·阿达里奥的衬衫上写着“魔法少女”的字样，还印着两个玩具熊，而她的内衣上则写着：“赶快！”

　　不过，当天深夜，我们又被蒙上双眼。“你们现在受到这个国家的保护了。”一名利比亚外交官告诉我们。在正式向我们所经历的磨难表示道歉后，一名官员代表说：“你们应该理解忠于卡扎菲的民兵和政府军的区别所在。”另一位官员问安东尼·沙迪德有没有见过不带枪的叛军：“那些带着枪支的叛军，就应该被政府以任何方式清除掉”；还有另外一位官员，询问林尼·阿达里奥是不是被强奸了。

　　在那之后的4天，我们几乎无事可做。泰勒·希柯斯读完了《凯撒大帝》，林尼·阿达里奥则开始攻读《奥赛罗》。泰勒·希柯斯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被关得久了，不排除排演戏剧的可能。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开始在脑海中重复先前几天经历的每个细节，试图将记忆碎片拼凑起来，想想我们的司机穆罕默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担心未来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困境。当禁飞区开始设立后，我们听到军营外防空武器发出的阵阵轰鸣声。我们担心，利比亚政府会不会把我们当做人肉盾牌。

　　最后，外交游戏又拖延了我们离开的时间。利比亚外交部官员坚持认为，这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事务，并坚持要一位美国或者英国外交官在战时前往的黎波里进行交接。最后，在3月21日，土耳其大使作为中间人护送我们到了边境。

　　离开的时候，在阳光的照射下，我们看到利比亚政府的宣传广告牌，上面写着：“41年永久的快乐生活。”看着眼前的广告牌，史蒂芬·法莱尔想起了之前一位彬彬有礼说着流利英文的利比亚外交官说过的两句话。当时，我们刚刚在他的办公室坐下，这位外交官便轻轻地念出了叶芝(爱尔兰的文学家和革命家)的诗句—

　　与我战斗之人，我不怨恨。

　　我所保护之人，我不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