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IMF改革面临历史性机遇

　　文/吴庆

　　4月11日到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在华盛顿举行。对于定期举办的春季年会，值得期待的事件通常有两项。一是这两家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注定要发布定期报告，其中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最为令人瞩目；二是各国官员在会场内外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以及在会场上围绕某些议题的正式研讨。

　　IMF和世界银行都是“二战”即将结束之前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然而这两家历史同样悠久的机构发挥的作用有明显不同。在欧洲的战后重建过程中，世界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最早的名称是“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在欧洲重建完成之后，世界银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世界银行的业绩相比，IMF似乎乏善可陈。建立IMF的蓝本，原本应该是一家全球性的中央银行。可是“二战”之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者“黄金-美元本位制”)，美元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事实上充当了西方世界的中央银行。IMF的处境尴尬。

　　特别提款权(SDR)的建立提高了IMF的地位。上世纪60年代，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指出：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导致美国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必须为世界提供足够多的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必须长期维持对外贸易赤字；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美元的币值，美国绝不能容忍长期持续的贸易赤字。这两个目标无法同时实现，因此，布雷顿森林体制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不愿意让美元放弃国际货币地位，但是为了应对上述“特里芬难题”，不得不允许其他货币分担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分担的办法就是在IMF的平台上构建一个名为“SDR”的篮子货币，把其他几种货币放入这个篮子，但美元仍然在篮子中占据最大权重。但是，SDR只是各国央行之间使用的一种记账单位，无法用于支付。因此，SDR的出现没有取代美元，也没有让IMF成为国际中央银行。

　　上世纪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美元不再是法定的国际货币，给SDR和IMF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是，当时的IMF还没有准备好去担当国际中央银行的职责，SDR也没有准备好充当国际货币。加之在IMF表决机制中拥有否决权的美国并不愿意看到SDR崛起、美元败落，因此，“协调失败”的情况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出现了。

　　协调失败的结果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世界。一方面，世界各国没有能够制订出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因此没有创造出美元的替代品，只好继续接受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另一方面，美元不再是法定的国际货币，美国不再需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承担货币责任，因而摆脱了“特里芬难题”。简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免除了美国为了世界利益管理美元的责任，却没有动摇美元的地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美国努力履行了国际中央银行的责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是否还主动履行这个责任呢？美国几任财政部长都说同样一句话：“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利益”，这也符合世界利益，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美国和世界可以“双赢”。

　　但问题是美国和世界对美元政策的需求不总是相同。例如，2008年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毫不犹豫地采用了量化宽松(QE)的弱势美元政策。这个选择符合美国利益，却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中国、日本和中东国家的利益。

　　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暴露无遗，也给IMF的改革带来又一次历史性机遇。到目前为止，改革在哪个方向上突破还不一定。首先，在3月31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体系南京研讨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主张改革从SDR起步，用SDR取代美元。其次，也有人主张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改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给美元增加一些约束。

　　在这一次IMF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讨论的方案则是：在G20的平台上，对七个有可能对全球稳定带来系统性风险的经济失衡国家进行评估。用于评估的三大指标包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贸易账户和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此外，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会被“充分考虑”。IMF计划在今年夏天推出“溢出效应报告”，对几个大国的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进行评估。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IMF走向“约束大国”的第一步。

　　无论在IMF的舞台上发生什么，都离不开中国。如果改革SDR的构成，人民币有可能被纳入其中；如果评估经济失衡的风险，中美两国都是关注焦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们普遍猜测：被评估的七个国家很可能是美国、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和印度。总之，中国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但最重要的还是处理好自己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