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超群

　　本·拉登之死标志着阿拉伯世界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开始崩塌，新的价值观和政治思维将展露生机。

　　不少阿拉伯学者认为，“9·11”事件之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停止了思考。在本·拉登“反美圣战”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和美国“反恐怖主义”的民主同化政策的双重压力之下，阿拉伯世界无从抉择。在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圣战”对抗“反恐”的二元对立的氛围之下，支持圣战就意味着支持恐怖主义，支持反恐就意味着背离伊斯兰。

　　二元对立之祸

　　本·拉登的“圣战”宣传，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描绘成“异端”，而西方世界的“反恐”宣传，又刻板地将伊斯兰教描绘成恐怖与暴力的温床。两种思维的对立，两股势力的角力，对“9·11”事件以来的阿拉伯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加剧了阿拉伯世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两极分化，扼杀了多元主义的政治文化，为极权主义的滋长提供了土壤。“9·11”事件之后，阿拉伯各国政府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和本国民众的双重压力。如果他们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他们可能面对美国主导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甚至政权颠覆。如果他们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他们会面对来自民间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的威胁。这些极端组织大多数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没有实质关联，但却受本·拉登“圣战”理念与“圣战”模式的感召，活跃于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了阿拉伯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

　　近十年来，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诸如沙特、埃及、约旦和摩洛哥等，都曾遭受多起恐怖主义袭击。这种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跨国渗透，迫使大部分阿拉伯政府将国家安全作为首要关切，在国内实行铁腕统治，打击恐怖分子，打压政治异见，以期保证政权的稳固。铁腕统治激化了政府与民众间的矛盾，使更多的阿拉伯民众倒向极端伊斯兰主义，造成了恐怖主义与铁腕统治的恶性循环。极权主义的铁腕统治动摇了一些阿拉伯统治当局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了导致去年年末以来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是“9·11”事件以来爆发于阿拉伯世界的三场区域性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推手，威胁了阿拉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给阿拉伯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003年，美英两国以伊拉克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萨达姆政权同“基地”组织的秘密联系为由，将伊拉克划入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绕过联合国，入侵了伊拉克。事实证明，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两个理据都是站不住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至今未被发现，而萨达姆也不太可能同“基地”组织有任何牵连，因为萨达姆的世俗政权正是本·拉登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所反对的对象之一。将萨达姆政权划归恐怖主义阵营，这背后的逻辑是，在阿拉伯世界，一切威胁西方国家安全的势力都是恐怖主义，都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帮凶。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逻辑正是“反恐”与“圣战”二元对立所带来的恶果。伊拉克战争并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却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加的仇视情绪。在战后的伊拉克，针对美英军队的本·拉登式的恐怖袭击层出不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激发了部分伊拉克民众反西方的“圣战”，而非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

　　“反恐”与“圣战”的对立，迅速蔓延至中东地区旧有的巴以争端之间。反恐战争伊始，以色列迅速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在以色列眼中，始于2000年的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以及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在以色列境内实行的自杀性爆炸袭击，是中东地区恐怖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以反恐为借口，获得了美国的默许，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性军事行动。以色列的“反恐”行动，使得阿拉伯世界的反美反以情绪高涨，伊斯兰主义政党和团体的声望日隆。

　　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大选中，哈马斯获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个席位；在2005年黎巴嫩议会大选中，真主党获得了14个席位，他们联合其他少数政党，成功抵制了要求解散真主党武装的决议。

　　哈马斯和真主党之所以能赢得广泛的民意支持，源自他们提出的“抗击以色列解放穆斯林领土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这一理念，这和本·拉登的“将西方异教徒赶出伊斯兰领土”的“圣战”理念是一致的。2006年，当哈马斯和真主党执行这一宗教义务、对以色列施行小规模军事打击之时，以色列发动了两场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先后入侵了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中东在变

　　近两年来， “反恐”与“圣战”这一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正在逐渐消解之中。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开始致力于尽快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多年的反恐战争寻找出路，并重塑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他在2009年访问埃及时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讲道：“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美国和全世界穆斯林之间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基于互利互敬的新的开始。”

　　如今，本·拉登突然死去，美国总统奥巴马又在宣布本·拉登死讯的讲话中强调，美国的反恐战争并不针对伊斯兰世界与伊斯兰信仰，本·拉登并不代表伊斯兰，本·拉登不过是广大伊斯兰信众中鼓吹暴力的异端。于是，旧有的二元对立的两极随着本·拉登的死去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同时坍塌，附于阿拉伯世界政治思维之上的禁锢已被打破。

　　当然，本·拉登之死并不构成阿拉伯思想界重获生机的原因，但在象征意义上，他的死去无疑宣告了以他的“伊斯兰圣战”理念为代表的对抗思维正在消亡。

　　一些阿拉伯学者认为，去年年底以来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政治运动，已经表明阿拉伯世界的春天已经来临，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已经过时；如今，随着本·拉登的死去，一个更为多元的、既不追随本·拉登又不盲从西方价值观的新价值体系即将在阿拉伯世界产生。这，将给未来的阿拉伯政治带来动荡与希望。

　　作者系剑桥大学中东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