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许钊颖

　　本·拉丹已死，但尘埃远未落定，正如美国军事分析家金米特(Mark Kimmitt)所言，这不是恐怖主义的终结。

　　“本·拉丹留给我们太多关于未来的遐想空间，首先需要追问的是，我们对于美国力量相对衰落的判断是否因此要有所改观。在经济危机和军事泥沼的双重作用下，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论调不绝于耳。而美国在击毙本·拉丹行动中的果断和效率，使得奥巴马在白宫发言中信心满满。”

　　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撰文认为，尽管最近拉丹死于美国特工之手，但这并不表明美国的权力。

　　“对于当前美国霸权衰弱的种种争论，当前很多专家认为其他国家力量的上升，美国在中东革命浪潮中渐失的影响力都指向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但这个术语的概念很模糊。占有力量资源并不一定总是意味着一国能够获得自己乐于见到的结果。”

　　美国反恐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本·拉丹之死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因为本·拉丹之死并不会改变恐怖主义的策略现状，美国政策的运作维度应该大体维持不变。

　　“本·拉丹被击毙的同时，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已经开始对基地组织的主张产生怀疑。基地组织认为暴力是挽回阿拉伯荣耀与尊严的方式，但是，本·拉丹和他的暴力并没有成功地使任何人倒台。”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外交政策主任因迪克(Martin Indyk)认为，其实本·拉丹在阿拉伯世界中已渐失人心。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纳尔逊(Rick Nelson)认为，后本·拉丹时代的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的恐怖主义将不再依赖本·拉丹作为其精神象征。相反，本·拉丹的死不会改变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其战略和战术也不会改变。

　　对美国来说，对基地组织的政策不应改变。当前，应当继续对各个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进行打击，国内也应当继续监控潜在威胁。

　　但另一些人则并不认同这一观点。正如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ss)所指出的，“本·拉丹之死并不意味着威胁的结束”，目前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当前恐怖主义在资金来源、行动计划和执行上有分散化的特征。“实际上，短期之内情况可能还会恶化，因为我们还不确定谁会跳出来表现出他们仍然反对西方。”

　　他认为，击毙本·拉丹的行动在整个反恐行动中只能成为一种“例外”或“偶然”。他表示，巴基斯坦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一个全面的反恐伙伴。政府中一部分由于同情恐怖分子而不愿意与他们为敌，另一部分人的不作为则可以更加简单地归结为能力不足。“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改变”。

　　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弗赖尔(Nathan Freier)看来，暴力的宗教极端分子会继续威胁美国，它的公民、它的利益和主要的外国伙伴。因此，他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防务政策。这将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的调整：

　　首先，鉴于恐怖主义挑战的转移，为了使政府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有更大选择余地，美国需要重视传统的进攻型的军事行动。“无需多言，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和风险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增加了不止一倍”。

　　第二方面，尽管强力的政权更替已经不再成为可选项，但潜在的大规模非常规的战斗仍然存在。因此美国军事力量很有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来应对非常规的、混合的挑战者和敌对网络。这意味着美国地面部队可能需要针对外部威胁展开部署，开展军事行动并驻扎一段时间来确保稳定。行动的区域并不仅限于中东，也不单单针对恐怖威胁。他认为，美国军队应制定一个时间表，重新部署军力。

　　第三方面，鉴于美国在特别行动部队方面的强大力量，美国有能力对威胁采取行动。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在国外执行非法的军事行动。“这些特别行动部队将更多地用于补充美国法律，以及同国外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来遏制以外国为基地的针对美国的犯罪威胁。”

　　美国如何调整大中东政策？

　　奥巴马的白宫发言重申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和平友好态度，以此来打消伊斯兰世界对后本·拉丹时代美国地区调整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纳尔逊认为，从外交战略的层面看，击毙本·拉丹能够缓解宗教极端主义的扩张态势，特别是在恐怖主义组织没有继任者的情况下。但是，本·拉丹之死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伊斯兰世界对美国普遍的敌对情绪。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在微妙的变化期。《纽约时报》社论认为，美巴关系近期处在近几年来的最低点。几周前美国官员曾公开批评巴反恐工作不力，而巴方军事高官提供的行动结果也引起了华盛顿对巴可能为本·拉丹提供某种形式庇护的怀疑。

　　而在击毙本·拉丹的行动中，美巴之间对信息交流的情况也是各执一词。巴方指出美国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单方面的，巴方并未获得任何信息通报。而美国则称向巴方提供了必要的沟通信息。而在获悉本·拉丹被击毙之后，巴军方和情报部门都罕见地保持了沉默。

　　由此看来，美巴关系的走向很可能取决于两国在此次行动中的合作情况。而巴方则可能因为被穆斯林世界误解采取两边讨好的双重角色而身陷两难境地。

　　哈斯称，美国自2001年起每年向巴基斯坦支付超过十亿美元的反恐经费，并提供了大量的人员物资支持。《时代》周刊在拉丹死后更是算了一笔账，称追捕本·拉丹和由此造成的国内潜在经济影响大概在2.8万亿到5万亿美元之间。在美国国内赤字不断上升且两党争执不下的时候，似乎这样的调整更有利于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恢复。

　　哈斯认为，本·拉丹之死有助于改善中东的安全环境。一方面沙特可以松一口气，因为多年来沙特一直被指责其资金支持了基地组织的运作，而沙特对此有心无力。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也得到了缓解，因为其一直以来作为美国反恐前线的盟友而存在，这个重大的胜利无疑可以让双方重拾信心，商谈下一步的合作计划，这个信号本身就足以改善以色列在阿拉伯动荡中四面楚歌的局面。

　　他还认为，在当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中，并没有打出多少本·拉丹和基地组织的旗号。本·拉丹的死，让美国和中东之间的芥蒂减少，有助于缓和中东的紧张气氛。

　　纳尔逊进一步认为，美国应当致力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当前的中东政治局势下。变革应当注重精确、有计算地支持“独裁政权”下的民主运动。这能够使得美国逐步塑造这一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削弱基地组织的号召力。

　　弗赖尔认为，“9·11”事件没能改变世界，改变的只是美国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看待威胁的方式。同样的，世界不会在“后本·拉丹时代”改变。但是，这却是一个契机，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对未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