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以斗士”叙利亚的内患

　　文|覃胜勇  中山大学副教授

　　在阿拉伯国家里，叙利亚的历史、政府、政治态度和宗教构成比较独特。这个“世界小国中的最大国家”，曾长期充当古代世界的心脏，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桥梁。如今，这个2400万人的国家不是特别富裕，但民众热衷政治，其现代化过程一直与军事战争密不可分。埃及与以色列媾和后，阿以和平协议还缺叙利亚，问题是巴勒斯坦难民和重要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都居住在叙利亚，1967年阿以战争中以色列攫取的戈兰高地也还没有归还叙利亚。

　　过去40年来，叙利亚一直由阿萨德家族统治，1971年至2000年由哈菲兹·阿萨德统治，现在则是巴沙尔·阿萨德。叙利亚传统上具有双重稳定性：既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之一，又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拥戴政府。但该国3月中旬以来局势恶化，示威活动从南部的德拉省蔓延至多个地区。4月22日，上百人在至少14个不同城镇丧生；4月25日当坦克驶进首先抗议的南方城市德拉，更多的伤亡数字出现。大多数媒体估算，自一个月前正式开始示威后，已有超过450人死亡。这些示威活动成为自巴沙尔接替他父亲掌权以来规模最大的骚乱。

　　随着动乱持续，巴沙尔·阿萨德的合法性正快速下滑，但若以色列国内反对从戈兰高地撤军以换取和平的人士，为大马士革政权可能的垮台而高兴，则为时尚早。叙利亚眼下的示威，主要是针对政府的贪腐和低效，即便涉及外交政策，也多要求政府对以色列强硬，而非相反。

　　官僚阶层异常腐败

　　叙利亚的官僚阶层异常腐败。2010年，国际透明组织称叙利亚腐败“非常严重”，指数为80(1为最廉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83个受调查的国家中，叙利亚的营商环境位列第143位。传统基金会及《华尔街日报》测评了清廉度、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对公民财产的保护等数据，叙利亚在179个国家中位列第145位，在该地区17个国家中位列第15位。

　　叙利亚工商业主要由3个家族掌控，他们分别是阿萨德、沙利斯和马克拉夫斯，其下还有10个小一点的家族。巴沙尔的表兄弟拉米·马赫洛夫一直以来是叙利亚最大的商人，通过密如蛛网的控股公司掌控了60%的国家经济。阿萨德家族及其他几大家族攫取了石油收益的85%。在叙利亚，任何实质意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贿赂政府官员。一旦某个产业变得有利可图，阿萨德政府要么分享利润，要么不允许经营。由于腐败猖獗，私人投资望而却步。

　　叙利亚的腐败文化，严重阻碍有意义的国内改革。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在1963年3月8日实施紧急状态法，暂停言论自由和集会的基本宪法权利。1973年由阿萨德政权制订的叙利亚宪法第八条规定，所有的政府职位都必须由复兴党党员担任。2000年6月10日哈菲兹去世时，叙利亚经济负债累累。巴沙尔上任后，由于其西方教育背景(曾赴伦敦攻读医学硕士)，思想较为开放，许多叙利亚人寄希望于他，他也的确曾向腐败宣战。结果，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低层官员的腐败有所收敛，但在高层官员中，腐败没有得到丝毫遏制。比如2001年，拉米·马赫洛夫获得了电信的垄断权，知名商人议员雷德塞夫坚持要调查许可证发放的程序，并发布调查报告披露该项交易涉及的腐败。他的大胆举动导致自己身陷囹圄。

　　统一战线隐现分裂

　　对政治变革的阻力来自叙国内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不想让政治变革削弱自身特权。他们恐吓说，一旦开启政治变革，伊斯兰极端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即使政府有时会屈从于外部压力推出临时安排的政令来扩展某些政治自由(如最近废除紧急状态法)，它也很容易收回这些授权。议会软弱，对政府没有监督权，媒体、反对党和公民社会都不活跃。有眼科医生执业经历的巴沙尔在2001年“大马士革之春”中镇压异见人士，2004年再度镇压叙东北部库尔德人小规模起义，2005年前副总统哈达姆在巴黎建立反对势力后，巴沙尔更加不愿变革。

　　叙利亚国内政治的一潭死水，最初虽能保护精英的既得利益，但随着精英们特权的扩张，自我膨胀进一步挤压了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提供公共服务的空白只能由宗教政党填补。以穆斯林为基础的政党在1990年代建立了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伊战难民潮又使得外国福音教会的传教士，主要是美国人和韩国人，在叙传播福音。长此以往，统治阶层日益失信于民。

　　叙利亚人口约74%属于逊尼派穆斯林，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基督徒各占10%左右。阿萨德政权虽以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该教派没有清真寺)起家，但笼络了大部分其余人口，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逊尼派商人，以及担任高阶职务的伊斯兰德鲁兹教派和基督教人士。然而，随着来自德拉的反叛者增加，这个广泛联盟乃至隐秘的阿拉维教派本身都出现分裂征兆。

　　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1982年镇压哈马市“穆斯林兄弟会”造反，如今埃及势力庞大的穆斯林兄弟会合法化，“穆兄会的巴勒斯坦变种”哈马斯也与巴解主流派别法塔赫握手言和，叙利亚的逊尼派宗教反对力量自然要求他们的权益。即便是库尔德人，现在也开始寻求与抗议者建立联系，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为之僵持了近50年后最终才于4月份获颁的叙利亚国籍。

　　叙利亚需要第三条道路

　　这一轮叙利亚骚乱，对现状不满是其主要诉求，但该国的抗议活动存在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总体上不是有组织的连贯的活动，表现为罢工、游行等抗议形式随意散漫，政治诉求还没有与社会经济要求融合。因此，尽管民众高度不满，但阿萨德政府还能维持政权。即使抗议活动的个别群众有一定的组织性，但没有大的工会组织支持、协调。长期以来，叙利亚严格控制工会组织，独立的工会组织一直没有形成，抗议示威者也缺乏兴趣去组建大的联盟。因此，出现大型的、组织严密的抗议活动，并将社会经济议题与政治诉求合二为一、进而挑战政权的可能性并不大。突尼斯和埃及的剧变并不具有普遍性，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毛里坦尼亚和沙特等国的年轻人自焚的悲剧性事件，都没有引发进一步的雪崩效应。

　　其二，小规模的抗议组织中，工人自发的群体，青年社团和博友，以及伊斯兰运动政党是主体，但三者构成不一、诉求相异。面对面接触的草根动员形式，在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工人群体中非常有效。工人抗议者普遍反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贫穷和高失业率，要求结束官僚腐败。年轻人加入之后，一些有效的组织手段开始被采用，比如手机短信、互联网和博客。不过，扎根于工会与左翼组织的活动分子认为，媒体的应用只能产生短期的联盟；年轻的活动分子则指出，他们的活动方式可有效避免政府和紧急状态法加诸左翼运动和工会的许多法律和程序限制。至于伊斯兰组织，起初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后来才有本国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加入静坐，抗议叙利亚对以色列软弱，然后转向社会经济活动和戒严法。约旦穆兄会的政治分支“伊斯兰行动阵线”则趁机鼓噪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封锁加沙地带。

　　由上可见，尽管叙利亚当前缺少合适的氛围，但仍存在开启新政治对话的机会。叙利亚应当走第三条道路：一个温和的政治力量，对政治变革热心，坚持政治和文化多元化，通过和平方式达到目的。为打破目前的僵局，渐进方式是可取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可以采取约旦的方式——约旦在2005年制定了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蓝图，选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代表来自党派、议会、媒体、社会团体、私营部门和政府。阿萨德政府应将多元化视为力量，而不是弱点，不能再使用冠冕堂皇的托词，驳回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诉求。

　　以色列能期待什么？

　　叙利亚政局不稳，不会令以色列“土地换和平”政策产生变数，但会增加美国向以施压的可能性。美国从来都未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事实上的吞并。如果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决定是现今而不是30年前，是在奥巴马时代而不是里根政府时期做出，以色列将为此冲动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是以色列逼迫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人接受以色列公民身份，非常过分。

　　以色列人认为，哈马斯与真主党仍是以色列的心腹大患，一个偶发事件或挑斗都会令冲突升级。叙利亚的武装力量仍劣于以色列，但该国一直更新导弹、火箭、反坦克和地对空武装系统，尤其专注发展装备反坦克武器的小型步兵单位。在伊朗-叙利亚-真主党战略联盟关系中，叙利亚将黎巴嫩真主党视为其对抗以色列武装的重要力量。这样的现状会促使美国竭力重新改造叙利亚，打破叙利亚与伊朗的联盟，将该国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纳入西方体系。如果阿萨德家族一心忙于保持自己的政权，而不是收回戈兰高地，这些因素也会暂时消沉；如果阿萨德政权被民众力量而不是宫廷政变推翻，“和平换土地”的政治交易将会加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