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书中运用了一个形象比喻，即把西方的对外战略比做下国际象棋，关注的是资源投入和实力对比；而中国的对外战略则像下围棋，强调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而是慢慢积蓄力量、以势取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左昊畅报道

　　一年半之前，美国企鹅出版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周海伦(Jo Lusby)突然接到纽约同事的一个电话，说公司拿到了亨利·基辛格撰写中的一本回忆中美建交秘辛及他本人对于中美关系论断的新书版权。企鹅公司曾出版过曼德拉、尼赫鲁的传记，对于国际政治人物题材一向有浓厚兴趣。

　　“你有兴趣在中国销售这本书吗？”纽约的同事问。

　　周海伦说，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有兴趣！

　　她之所以如此肯定，首先是基于对中国人的了解---基辛格这个亲手开启了中美外交的人，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和特殊地位，可能是其他所有美国政治人物所不及的。“他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那么多重要部分，与中国领导人有那么多特殊的联系渠道”，那么“他自己亲口讲述的中国”一定会有很多人想看。

　　基辛格的这本书，由企鹅公司在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2011年5月推出，书名简洁利落---《论中国》(On China)。

　　周海伦用了“绝对可读”一词来形容这本书，她自言读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这一本的视角“与众不同”---“它不仅是关于基辛格、尼克松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更以此为切口，把读者带进更大的天地，即从17、18世纪一直到现代的中国的外交史。”

　　周海伦还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透露，这本书的英文版在中国将以“进口图书”的身份上柜。“以前‘进口图书’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在华国际人士和外国游客。但这本书，我们也瞄准了35至40岁、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商业感兴趣、英文流利的中国人。”其中文版也在与中国出版社积极接洽之中。

　　把款待当作战略

　　88岁的基辛格与中国的渊源，可以用这么一串数字来概括：他在40年前掀开冷战的帷幕，与尼克松总统一起重启中美外交，并在此后的40多年中来过中国50多次，与其直接打交道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共有7位之多。

　　因此在《论中国》里，基辛格首先回忆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交往的故事和细节。比如曾就这本书专访过基辛格的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回忆，基辛格对他谈及毛泽东时“深沉地笑出声来”，说年事已高的毛泽东仍不“服软”，宣称“老天不收我”。

　　基辛格还详尽描述了中国人的宴客之道，按沙玛的话说，那种“继承自帝国时代的宴席、敬酒和(礼节)悉心的拿捏，例如外国使节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受到主席接见”。“基辛格认为，如果不能敏锐地注意到他所谓的这种‘把款待当作战略’的传统，中国之门的打开可能就不会发生，世界也会变得与现在截然不同。”

　　但对于40年前的中美建交，基辛格总结说：“出于时势之需，中国和美国找到办法重新走在一起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不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是谁，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两个国家都因为内忧(美国是尼克松时代的反战潮，中国是‘文革’)外患(美国是越南战争，中国则是与苏联的边境冲突)疲惫不堪，都决心抗击苏联，于是很快一拍即合。来自莫斯科的威胁让双方领导人暂时放下了越南和台湾的事，并不再就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恶语相向。”

　　但《论中国》绝不止是一本回忆录和外交秘辛；或者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些往事只是一个引子，基辛格用了书中更大的篇幅讨论了17、18世纪直到现代的中国外交史和文化传统，以此来向美国人解释，中国是与美国怎样不同的一个国家。

　　比如，基辛格在回顾了中国从闭关锁国再到打开大门的历史后，告诉美国人，中国人相信的是另一种“国家哲学”。

　　他写道：“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是为了某种独一无二的使命而创建的。美国认为自己应该是传教士，有义务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而中国人则认为自己的优越之处是文化上的---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国家，但喜欢把其他国家按照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相似度分为不同级别的‘朝贡国’。”

　　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特别关注了基辛格在书中运用的一个形象比喻，即把西方的对外战略比做下国际象棋，关注的是资源投入和实力对比；而中国的对外战略则像下围棋，强调不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而是慢慢积蓄力量、以势取胜。

　　两国“共同进化”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书评认为，在花大力气解释了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之后，基辛格才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即“中美文化差异导致心理落差”---“一名中国精英可以从几千年文明中寻求发展的灵感，而一名美国精英只能回顾不到两百年的美国历史。西方人眼中的人权也许并不适合中国，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是那么厚重而无法改变。”

　　据此，他直率评论说，比较赞赏小布什时代的中国政策，“充满技巧，不失优雅”，“通过一种理智的优先平衡超越了美国一直以来(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于‘传教士派’和‘实用派’之间的状态”，不像克林顿政府，“先施压、后取消，却得不到中国人的感激”。

　　美国《纽约时报》前执行编辑、曾随同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的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认为，基辛格其实是觉察到了同时在两国增长的对于对方的忧虑和紧张感。于是，在书的最后一页，基辛格提出了关于中美未来的最关键问题：“这两个已经没有了共同敌人的大国，如何把和平、合作和信任保持下去？”

　　回答之前，基辛格先讲了一个历史故事。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1907年，高级外交官艾尔·克劳表示，“德国竭尽所能建造强大的海军确实是他们自己的事”，但“这无可避免地客观导致了与大英帝国冲突，不论德国外交官怎么说、怎么做 ”。

　　基辛格认为，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决策层仍然存在“克劳式思维”，认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位置无法兼容”，因此“最好先敌视、遏制”。他警告说，如果这种思维方式持续、蔓延，如果美国把美式“民主治理”作为与中国发展其他方面关系的先决条件，那“僵局将不可避免”，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下一场冷战”。

　　基辛格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两国“共同进化”(co-evolution)至“一个更全面的合作框架”。他想象，未来两国睿智的领导人或许会创建一个类似于美国与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太平洋组织”，所有亚洲国家都参加进来，太平洋两岸国家的领导人“创造出一种遇事商量和彼此尊重的传统”，而不是中美两国各组阵营、相互对抗。

　　“这其实是他第一次去北京时就肩负的使命。尽管他嘴上没怎么说过，但心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基辛格身上，”弗兰克尔说。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一定会想看他是怎么说的”

　　不可否认，基辛格因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在美国和西方世界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物， 虽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但质疑声也伴随了他一生。

　　同样，对于《论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媒体和评论家也是好评为主，但也有差评。

　　《纽约时报》称它“引人入胜、视角敏锐”，但同时也指出，“一方面，身居奥林匹斯山巅的高远视角让他看到更广阔的图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务的繁文缛节和时时小心的外交生涯中，使他的讲话变得圆滑、失去了棱角。”

　　大西洋对岸的英国《经济学家》则毫不客气地在书评导读中说：“最了解中国的西方政治家试图解释这个国家---但并不很成功”，认为他在书中的观点并不新颖并且避重就轻。英国前港督彭定康也为《金融时报》撰稿，称这本书“从很多方面看是基辛格为自己生命中一些最重要片断写下的辩护词”。

　　对此，周海伦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来看，书评还是正面和肯定的为主。“对基辛格的评价在英美国家与中国有所不同，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他被认为是影响了20世纪国际政治进程的重要人物。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一定会想看他是怎么说的，并基于此做出自己更明智的判断。”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玉刚则告诉本刊记者，基辛格此前的著作如《大外交》等，“观点很犀利，很独到”，“犀利指的是他会直面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本质”，“不知道在这本书中是否会有改变”，因此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