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200年：独立进行时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毕健康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埃及处在风暴中心。外部因素对埃及的发展形成了强大频繁的干扰，影响其独立自主的发展。另一方面，所谓独立问题必须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不能逆潮流而动。

　　埃及的未来要把国家发展、独立问题和全球化通盘考虑，找出一条新的道路。

　　主笔◎李伟

　　三联生活周刊：穆巴拉克、萨达特和纳赛尔都是军人出身，军队成为政府的后盾。这个军人政权是如何开始的？

　　毕健康：“七月革命”前，埃及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英国殖民势力的手里。在这段现代化进程中，尽管埃及间接得到了一些好处，比如加强了西欧国家与埃及各方面的往来，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思想，但是弊端也很大，主要是实体工业发展受到了破坏、工业的发展边缘化。埃及的经济模式是以棉花出口为主，少量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等部门。两次世界大战中，因为市场有需要，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看，在英国殖民统治的70年中，埃及的经济总体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都比较缓慢。

　　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首先解决的是独立问题，要求埃及独立发展。革命前，不仅埃及社会经济问题突出，民族矛盾也异常尖锐。1952年“七月革命”前夕，英国占领军在苏伊士运河区与埃及人民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1940至1952年，穆斯林兄弟会举起了反帝反殖民者的大旗，进行了一些不对称的抵抗运动，包括游击战、暗杀、组织爆炸性事件。

　　经济糟糕、社会动荡。政治上，华夫脱党、王室和穆斯林兄弟会三方争权。再加上外部的英国殖民势力的压迫，国家内外交困。1952年，开罗发生大火，火灾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仿佛是天下大乱的前兆。灾难加剧了社会的矛盾。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对于纳赛尔发动革命是一个直接刺激性的因素。法鲁克王朝的腐败，导致前线战争失败。以纳赛尔为核心的自由军官对法鲁克王朝彻底失望，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决心发动革命。

　　三联生活周刊：纳赛尔希望埃及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毕健康：纳赛尔时期，埃及基本完成了民族独立。纳赛尔本人是军人出身，对埃及的发展道路事先并没有明确的设想或具体的规划，出于国家的发展，他希望同英美搞好关系。但实际上这条路走不通。美国提出的援助条件，是要求埃及结盟，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埃及此时尚未完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英国军队还未完全撤军。纳赛尔无法接受结盟的要求，而希望保持中立。

　　于是纳赛尔政权转向了苏联。埃及政府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以及军火交易，完成了阿斯旺水坝的建设。纳赛尔时期的经济模式基本上仿照苏联，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特征。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埃及失去了西奈半岛。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纳赛尔政权的合法性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纳赛尔本人奉行泛阿拉伯主义，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在某些人看来他是民族英雄，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搞大埃及主义，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他的这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来自哪里？

　　毕健康：为何纳赛尔如此痴迷于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我想这和他的阅历有关。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纳赛尔注意到了犹太人的战斗力，他发现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都难以单独和以色列对抗。此后他开始孜孜以求阿拉伯的统一。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纳赛尔执掌的埃及对抗英、法、以三国。阿拉伯世界欢呼跃动，疯狂地支持纳赛尔，把他当做阿拉伯世界共同的英雄和代言人。他个人的威望与硬汉形象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第三世界都树立了起来。他成为不畏强暴的化身，第三世界的标杆和典范。这也使得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情结不断膨胀。

　　但为了追求阿拉伯的统一，他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角色相混淆了，由此滋生了埃及的大国主义。比如出兵也门内战，投入了国内精锐部队，1967年战争的惨重失利即与此有关。埃及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变得十分尖锐，纳赛尔也负有重要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直接影响了纳赛尔政权的稳定？

　　毕健康：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前期比较顺利，到了后期不仅经济，社会、政治军事上都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1967年的战争失去了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成为战争前线，以色列战斗机盘旋在开罗上空，随意进出。这些对纳赛尔来说都是很屈辱的事情，国家丧失尊严。外交上，苏联一再拖延对埃及的武器输送。苏联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担心埃及的强大会引起地区的战争和不稳定。

　　三联生活周刊：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对纳赛尔的政策进行了清算和调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毕健康：1970年9月，萨达特继任总统。萨达特的继任也很惊险，苏联支持的萨布里集团策划政变，萨达特提前动手铲除了亲苏的萨布里集团。接下来，1973年他发动“十月战争”，树立萨达特政权的威望，增强了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萨达特做了几件大事。经济上推行开放政策，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鼓励私人投资，从国家资本主义逐渐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同时大量引进阿拉伯资本和外资发展经济。

　　为了保障这种经济转型，必须在政治上进行转型。1976年，萨达特恢复“多党制”，即有限多党制。外交上埃及也做出重大调整，实现脱苏近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几乎全面投靠了美国，成为其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萨达特选择了和平。埃及的经济已经不可能支持长期的战争。1977年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耶路撒冷，1978年访问美国。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和平协议。也正因为如此，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被开除出阿拉伯联盟，彻底边缘化。当时只有索马里、苏丹、阿曼三个阿拉伯国家与其保持外交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剧烈的转型带来了剧烈的动荡，萨达特的遇刺也是矛盾激化的结果。

　　毕健康：经济改革，尤其是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使资产阶级成为萨达特时期最大的受益者。贫富分化严重，宗教矛盾突出，最后形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耶路撒冷，国内反应强烈，认为他向犹太复国主义投降。穆斯林兄弟会借机发动人民上街游行。

　　政治危机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两极分化，腐败丛生。纳赛尔生活简朴，到萨达特一代政府官员则追求奢华享受。另一方面，老百姓很穷，固守传统的伊斯兰观念，追求社会公正。在海湾国家打工回来的劳工，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埃及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形成了大动荡。

　　三联生活周刊：“七月革命”后，军人政权、威权主义成为埃及政治结构的特征。它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毕健康：1952年纳赛尔上台，出身是军队。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军队是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的先进集团。很多国家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开始的，办军校，留学学习军事，请国外的军事教官。于是形成了军队的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其次，当时埃及的经济社会发展无法支撑民主进程。纳赛尔掌权后，搞军人政权，有两个原因。首先汲取历史的教训。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从1923年宪法颁布到1952年革命，在英国的挑拨下，政治动荡，政党倾轧。在他看来，这些政党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获取利益的工具，其作用就是搞动乱。第二，当时埃及处于与以色列对抗的战争环境中，军人地位高，需要高效的决策和判断。

　　于是形成了威权主义的政治特征，即军警特等专政机关是政权的强力后盾，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机关大权独揽，议会弱小，司法相对独立，新闻有限自由。总统依靠军队，而不是靠政党。军队是实的，政党是虚的。

　　威权主义在中东和拉美盛行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对于维护政治稳定，集中资源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进入21世纪，再实行威权主义则违背了历史潮流。

　　三联生活周刊：萨达特最终倒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枪口下。自纳赛尔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世俗的共和政权，宗教激进主义一直是政权的反对派。其中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最大，它为何能在埃及社会长期扎根？

　　毕健康：642年左右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领，到9世纪左右埃及完成伊斯兰化，10世纪阿拉伯化。1000多年的埃及历史，延续了深厚的伊斯兰传统。穆斯林兄弟会在价值观上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在中东国家深得民心，代表了具有传统价值取向的中下层人口的利益。

　　其次，不管法鲁克王朝、萨达特时期还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都存在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兄弟会则是从解决老百姓基本生活和福利问题入手，办学校，开诊所，建清真寺。穆斯林兄弟会不仅有坚定的宗教理想，而且是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功能的综合性的组织。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埃及会走怎样的道路？

　　毕健康：埃及的体制，是政教分离的共和体制。是世俗体制。而穆斯林兄弟会的最终愿望是要推翻政权，建立其所谓的理想的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宗教高于国家，宗教统领一切，一切归于真主。它与世俗政权的冲突是直接、面对面的。

　　恢复“哈里发制”曾是早期穆斯林兄弟会的具体目标。但这一目标无法实现，随后便淡化了目标。后来参与议会选举，进入议会政治游戏，转而支持改革，寻求民主，要求修改宪法，甚至重新产生宪法。现在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很难说清。

　　如果穆斯林兄弟会掌权，无非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走土耳其模式的道路；第二种就是实行伊朗模式，以教治国，经济、政治重新再次伊斯兰化，对外政策也可能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埃及的独立与现代化之路始终受到了各种外部力量的制约，这也是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命运。

　　毕健康：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1811年稳固了政权。他开启了埃及现代化之路，至今正好200年。

　　穆罕默德·阿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发展军事和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经济作物长绒棉，建设水利设施，使埃及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军队达到土耳其本土，国家势力向东扩张到了阿拉伯半岛，向南到苏丹。马克思有一句话说：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使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唯一具有活力地区。

　　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扩张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方面他为当时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容，另一方面他的改革是建立陈旧制度和生产关系上的，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只能是昙花一现。19世纪6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伊斯梅尔，奉行欧化政策和自由经济。他是穆罕默德·阿里送到法国培养的接班人，具有非常浓厚的欧洲情结，崇拜西方文明。伊斯梅尔刻意强调埃及的地中海文明、欧洲文明属性，想把开罗建成埃及的巴黎。

　　伊斯梅尔引进外资，举债发展，以高额利息大量借款，以12万人的生命代价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为人类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对埃及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1876年，埃及宣布财政破产。1878年成立欧洲内阁，英国人和法国人分别担任财政部长、建设部长，丧失了国家主权。1882年埃及成为英国的半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压制了埃及的民族工业发展，把埃及作为其棉花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殖民地时代70年间，埃及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英国殖民势力的手里。1952年纳赛尔发动“七月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基本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即独立、自主掌握现代化发展的权利。

　　但这只是在政治形式上完成了独立，很多重大问题受外部因素的影响非常重。200年，从整体上看，埃及的现代化是被拖着走的。外部力量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从全球化的角度，埃及处在风暴中心。到现在埃及的独立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受外部影响干扰太大，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发展道路和模式。埃及的经济、政治以及内部问题都离不开外部因素。殖民时代是英国和法国力量，纳赛尔时代是苏联因素，萨达特与穆巴拉克则面临美国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曾经是穆巴拉克政权的盟友，他们共同的利益是什么？

　　毕健康：美国和埃及都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他们在中东有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政策。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与埃及的国家利益。

　　穆巴拉克政权在中东的影响力是美国所看重的。美国通过援助，维护埃及在中东的大国地位，进而推行其中东政策。美国可以借助埃及来调节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协调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有利于其推动“和平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革命之后，美国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埃及政权？

　　毕健康：首先保持稳定，其次是美国化。按照美国的理想、形象，改造中东，也就是大中东计划。

　　美国最希望看到一个基本上和美国相像的埃及。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民主，尊重人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认同美国。但从伊斯兰的“一切归于真主”到美国的“主权在民”，其间冲突很大。在民主与稳定之间，美国首先会选择稳定。穆巴拉克政权并不民主，但美国容忍了多年，因为一个稳定的埃及，进而一个稳定的中东，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埃及未来的政权，美国的认可至关重要？

　　毕健康：美国会对于埃及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美国不仅有自己的财力，还可以协调欧盟、日本的财力对埃及进行实质的援助。最近埃及有一笔10亿美元的债务被一笔勾销。

　　埃及需要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力量，这样才能够稳定政局。伊斯兰的传统价值观、国际外力，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引导民主进程。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不应评价太高，民主与独立仍旧是一个过程？

　　毕健康：民主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土耳其模式”，上世纪20年代凯末尔开始改革，强行打压伊斯兰势力，1954年实行多党制，1956年第一次选举，实行政权的和平交接，1966年发生“5·27”政变，70～90年代每10年都有一次政变。在民主道路上经历了很多波折。从公开宣布多党制，到多党制有序运行，至少需要30～50年的时间。

　　外部因素对埃及的发展形成了强大频繁的干扰，影响其独立自主的摸索适合国情、教情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所谓独立问题必须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不能逆潮流而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外部因素，伸手的势力太多。

　　埃及的未来要把国家发展、独立问题和全球化通盘考虑，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也许只有进入全球一流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

　　埃及：国家叙事

　　塔雷克·奥斯曼(Tarek Osman)是埃及作家和经济学家，其著作包括《处于边缘的埃及：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他曾在《金融时报》、《外交事务》杂志、《经济学家》、《卫报》、《华盛顿邮报》和《耶路撒冷邮报》等发表多篇文章。本文为他应邀为本刊所写。

　　作者◎塔雷克·奥斯曼   编译◎蒲实

　　埃及的革命及一系列变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阿拉伯年轻人(超过1.8亿人不到35岁，其中4500万人在埃及)对他们从上一代人那里所继承的社会政治遗产的拒绝。纵观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年轻人忍受着糟糕的教育、医疗和交通，高失业率、黯淡的就业市场和惨淡的未来。政治上，几乎所有的现代阿拉伯国家都未能建立起大部分人民所支持的国家叙事和合法结构，因此加剧了集体的失败感。

　　200年来，埃及的4个历史实验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格局。19世纪上半叶，在魅力型军事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的领导下，埃及曾尝试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帝国。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征服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疆域)。英国跑来援助奥斯曼帝国，迫使埃及从这些领土撤出，这一军事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工程失败了。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埃及经历了一项自由主义的实验。它高举立宪君主制、代理制议会制度、多党政治的大旗，开创了活跃的文化氛围，在这一时期，埃及的文学、电影、戏剧和音乐高度繁荣。但这项实验却造就了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一边是精英和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另一边是人口数量巨大的其余人。“二战”中，埃及是主战场之一，战争给埃及经济带来了严峻的经济压力，造成了埃及社会深重的经济上的痛苦。

　　第三次实验是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那是一项自下而上的政治工程，数百万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给予它巨大的支持，因而赋予它合法性，使得它成为人民意志的体现——从被历史遗忘的深渊迈向历史的辉煌。但纳赛尔没能使它成为一项综合性的、发展性的工程：它仍然是一个围绕着“英雄”成就的、高度人格化的政治工程，未能建立起可以将这一政治抱负持续下去的可行体制。1967年屈辱的军事失败，以色列消灭了埃及空军的3/4，占领埃及东北部的西奈，实际上终结了纳赛尔的工程。

　　过去35年中，埃及扭转了方向，放弃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自下而上的道路，转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可或缺的同盟，完全拥抱了资本主义。两者都被证明是不足的：埃及人从来都对这一地区美国治下的和平没有好感；埃及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为以垄断、腐败和裙带关系为中心的经济网络，使这个体制和这个政权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最终，折磨着大多数民众的严酷的经济现实让现状无以为继。

　　4500万不到35岁的埃及年轻人起来反抗了。这一代人想创造完全不同的未来，让国家摆脱已忍受多年的失败的遗产。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两大宏观的叙事正在展开。第一个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尽管伊斯兰运动的很多组织都是建立在极端保守的和阿拉伯抵抗主义原则之上的，但过去20年中，这一运动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这些原则。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认识到，如果他们要赢得埃及中产阶级的统治授权，他们得有包容性的政治框架，而不是一味地伊斯兰化。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其他的伊斯兰主义者，已不再留恋于伊斯兰国家，而接受了现代国家的观念。他们接受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一视同仁的国家公民观，并逐渐把伊斯兰法的主张当做保护伞，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强权命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的伊斯兰运动已经在进步的、更加富有包容性的政治话语下统一起来。极端保守主义的组织仍然占据埃及(和阿拉伯)的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中心地位，有很大的影响力。

　　另一大叙述是埃及的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埃及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有名，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埃及第一次遭遇现代欧洲文化的时候。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埃及(后来还有黎巴嫩、北美和伊拉克)经历了活跃的文化和艺术浪潮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相对自由和国际化的开罗和亚历山大包容的社会氛围中共同生活，资本主义的开放经济得到推广。20世纪5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终结了阿拉伯的自由主义实验，自由主义逐渐退居政治舞台的边缘。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埃及社会不再那么自由、宽容和开放，但自由主义的实验留给社会发展处于上升期的进步时代深深的乡愁。今天，埃及的自由主义运动试图继承这一遗产，在此基础上解决埃及社会现在的问题。这一运动希望跳过过去半个世纪的失败，将中产阶级对20世纪前半叶那一鼓舞人心的实验的怀念变为现实。

　　伊斯兰运动内部(它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关系，以及伊斯兰运动与世俗自由主义的关系，将是埃及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很可能看到这些活跃的政治行为转移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最终取得胜利的政治话语将是国家叙事的，而不是宗教的，同时又不会激怒虔诚、保守的埃及社会敏感的神经。但这一过程不会是坦途。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宪法结构上，将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对抗。新一代的埃及年轻人还会要求在中东确立埃及新的地位。100年来，泛阿拉伯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鼓舞着上千万阿拉伯人在地区流动。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后，阿拉伯世界在美国治下显得驯服温顺。唯有两个试图瓜分美国影响力的力量：将自己定义为反对西方利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治下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民主国家。但它们都无法唤起年轻的埃及人(以及阿拉伯人)。伊朗所凭借的什叶派思想和文化心理、观念在埃及和大部分阿拉伯世界都很难引起共鸣。土耳其的社会发展模式，其军队的独特角色和70年来在严格世俗主义的凯末尔体制下生存的伊斯兰主义者，都是土耳其独一无二的，不可在别处复制。

　　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年看到相互矛盾的阿拉伯世界观的出现。建立在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复杂关系之上的阿拉伯君主制，将试图维持现状。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埃及的新政权必将发展和支持新的国际关系定位，以符合上千万年轻埃及人的愿望和抱负。我们将看到新形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它不会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具有对抗性，但对现存的地区秩序具有破坏力。与传统的阿拉伯国家相比，埃及的政治工程将具有非常不同的目标和战略。这一地区的非阿拉伯力量——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美国，都将对必将变为现实的、互相冲突的思想施加影响，从而增加其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正缓慢而稳步上升的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角色。

　　在未来几年塑造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和外部动力将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最重要的故事。埃及将在这些力量中处于中心的前沿。■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