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是一部关于战争后遗症的电影，日本围绕这部电影公映前后所发生的骚动和裂变就是一种并发症。反对的声音也是一种表达，在‘表现自由’问题上，日本社会的抗菌能力值得礼赞。”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2011年7月，旅日导演李缨的著作《神魂颠倒日本国》正式出版，首次披露了他拍摄的纪录电影《靖国神社》在日本上映前后掀起“《靖国》骚动”的种种细节。

　　2008年5月3日(日本宪法纪念日)，李缨耗时10年拍摄的《靖国神社》在日本上映。电影上映前后，围绕它是否是“反日电影”、政府相关电影基金是否应该资助此片、该片是否可以正常公映等的问题，在日本社会各界引发不同意见，这被当地媒体描述为“《靖国》骚动”，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李缨在他的新著中说：“随着时间的沉淀，在我的电影《靖国神社》之外，面向国人如何表达我对靖国神社和日本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成为我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问题，如同我无可避免地要站上日本的法庭，成为来自靖国神社的支持者的被告一样。”

　　2009年3月5日，《靖国神社》在日本上映将近一年，李缨成了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的被告。起诉者是靖国神社的一个后援团体的理事长。原告在“决意表明书”中说：“我居然在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被拍摄出现，这无疑是对肖像权的侵害”，“面对英灵与全国真挚崇敬靖国神社的各位，我深感丢脸与惭愧！将靖国神社利用为反日电影的被告的行为，是对我国(指日本)的尊严的重大敌对行为，是绝对不能宽恕的！”

　　官司最终在2010年12月达成和解。在打官司的一年多里，李缨陆续整理了《神魂颠倒日本国》书稿。他用“神魂颠倒”概括靖国神社问题，认为“‘神魂颠倒’仅仅是一个契机和开端。借助这个契机，我们或许可以更理性、更深入、更具体地捕捉到日本的精神文化灵魂”。

　　“骚动”之始

　　2007年下半年，《靖国神社》进入公映准备阶段。该片从1997年开始拍摄，耗时10年。李缨说，这是一部“关于战争与人的灵魂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纪录电影。

　　李缨将靖国神社的“神体”解释为一把日本刀。影片没有一句解说词，而是围绕着日本人对靖国神社、如何看待战死者、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不同观点，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展示。

　　2007年10月，《靖国神社》的发行公司开始陆续对媒体进行放映宣传。日本右翼人士认为，靖国神社代表了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正统性，或代表了日本精神文化的正统性，是日本民族的尊严与骄傲的一种象征。他们看到《靖国神社》之后，觉得这部由一个中国导演拍摄的电影是对日本精神堡垒的一个无法忽视和难以容忍的挑战。

　　当年12月，日本《周刊新潮》杂志发表评论《反日电影〈靖国神社〉——日本的助成金750万日元制作费》。撰写者是日本的一位教授，他认为，这部电影的“意识形态”有很严重的问题，认为电影把日本刀(靖国神社的神体)跟屠杀、天皇、战争等不适当地放在了一起，是不可饶恕的“反日行为”。

　　这位教授质疑：对这样的“反日电影”，日本文化厅属下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会”(下称振兴会)怎么还会给予资助？

　　一位国会议员的出现拉开了“《靖国》骚动”的序幕。2008年2月下旬，日本国会议员稻田朋美要求看《靖国神社》，请求安排特别放映。在日本，没有政府的电影审查体制，这种特别的国会议员放映会，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审片。稻田朋美是有名的靖国神社的辩护律师，李缨说，“她的出现就意味着靖国神社的出现，围绕着靖国神社的相关政治力量的出现。”几经考虑，李缨的团队决定安排特别放映，但强调这必须是面向不同派别的国会议员。

　　2008年3月12日，原定4月12日公映前的一个月，日本电影资料馆举办了这场放映会，包括40多名议员在内的80多人观看影片。放映结束后，稻田朋美表示，导演将靖国刀与“百人斩竞赛”、天皇与战争历史影像以及靖国刀劈中国人的照片交错组合在一起，看了这个电影会让人觉得靖国神社就是促使大家走向战争的一种精神装置。她觉得这是一部反日电影，政府相关基金资助这部电影也就成了一个不得不追究的问题。

　　《靖国神社》2007年4月获得振兴会提供的750万日元的资助。该会发言人回应说：“纪录片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我们认为电影与原来的企划书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为此我们必须尊重导演的作家性和创作权，即使有异议也不会横加干涉。”

　　李缨回忆道：“那时我天天马不停蹄地接受记者采访。这说明电影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对我想揭示的问题，对这个电影想传达的东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以前，很多日本人觉得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内部没有多大问题，觉得都是国外反对的问题，属于外交问题，但是看这部电影，普通日本人意识到，日本内部尚未解决的症结太多了，这是人们一直都不太了解的。”

　　可是，右翼出动宣传车，用高音喇叭骚扰影院，抗议电话响个不停。3月19日，新宿的一家电影院宣布取消放映。到3月31日，原本计划4月12日上映《靖国神社》的影院全部宣布取消上映。

　　“电影绝对不改”

　　2008年3月31日，日本电影导演协会理事长崔洋一代表协会发表公开声明，认为议员干扰上映“会让电影上映萎靡，并压迫导演的自由创作精神”。

　　4月1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的渡海纪三郎表示：“电影作品发表的机会因受到骚扰和压力而被剥夺，我认为这很遗憾。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4月3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表态：“如果仅仅因为遭到故意骚扰或部分人的某些特别原因而停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此后，日本各地影院提出上映《靖国神社》。

　　2008年3月27日，在内阁委员会上，国会议员有村治子质问文化厅文化部长：《靖国神社》是一部具有政治性的电影，对其资助违背了文化艺术振兴基金不资助具有“政治宣传意图”电影的宗旨；关于《靖国神社》资助审查程序，专业委员会的判断严重偏颇，思想背景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倾向，建议考虑收回资助金。

　　有村治子的攻势令许多日本电影人深感担忧。在电影里，政治与艺术的界限如何界定？日本的文化支援行政体制是否从此会萎缩？李缨写道：“如果我的电影被消灭了，反对言论自由的声音可以通过，会带来一个国家生命力方面的问题。如果一个纪录电影受到了这方面的束缚，以后任何艺术领域都会遭遇这个问题，国家会倒退。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要文化立国，这还关系到日本社会的多元化，日本一直认可的社会理念、文化理念是不是能够得到维持和发展。这是牵涉到所有日本人生存空间的一个问题。《靖国神社》引发的骚动无疑是直指日本核心的一种全方位的现象。”

　　对那段不堪的经历，李缨在书中写道：“我到任何地方，前面两个保镖，后面两个保镖，一路上不知是自己生活在电影里，还是电影跑到了自己的生活里。”李缨呼吁：“日本社会超越靖国神社问题，树立真正具有多元化的文化大国形象。”

　　“我那时候的态度很明确，电影绝对不改，如果不行就打官司。”李缨说，《靖国神社》电影的生死问题已经触及纪录电影整体的生存底线和所有创作者以及日本政界和法律界不得不深思和面对的问题。如果靖国神社亲自起诉，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战后的政治宗教问题都会重新成为舆论焦点。

　　“给日本人的情书”

　　2008年5月3日，《靖国神社》终于正式上映。所有观众进入电影院都要接受安检，这是日本电影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东京的首映式上，警备人员坐在银幕的两边，面对着观众，守护着银幕上映，一坐就坐了两个多星期，这同样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纪录。这部影片的上映，构成了战后日本电影史上最大的社会文化事件。

　　李缨那时非常紧张，因为“无法摆脱恐怖的阴影”。警察在李缨的公司周围定时巡逻，甚至上门发给公司员工防身的器具，提示要随时将门反锁，有人按门铃也不能随便开，开门的时候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对影片的上映，李缨这样认为：“日本宪法保障‘表现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日本用自己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保障了《靖国神社》的公映。公映的实现也成了宪法的一个特别纪念，证明了日本社会所具有的抵御病菌的良好体质。”

　　2008年，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三十多个地方观众团体将《靖国神社》评为2008年度优秀影片，授予“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奖”。李缨在获奖致辞中说：“这个奖能够颁发给《靖国神社》，恰恰是日本的名誉，应该获奖的是支持这部电影上映的所有的日本观众。”

　　李缨写道：“情绪化的仇恨和鄙视并不能长出庄稼和理想家园，只有理性才能找到耕耘的快感和方向。电影无非就是一种吸收营养和寻找未来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武器。毫无疑问，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一种病症，大家开始意识到病症已经威胁到日本社会的肌体，它必然会发散出来。《靖国神社》是一部关于战争后遗症的电影，日本围绕这部电影公映前后所发生的骚动和裂变就是一种并发症。反对的声音也是一种表达，在‘表现自由’问题上，日本社会的抗菌能力值得礼赞。”

　　他认为：“这部电影首先是一个对话的空间，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既是亚洲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靖国神社》成为日本纪录电影史上观众最多的电影。李缨说：“我不反日，这部电影是给日本人的情书。”

　　在法庭与原告辩论的时候，李缨当着法官将在日本出版的《靖国》一书送给原告。原告有些意外，但还是礼貌地收下了。

　　两个月之后，原告放弃了原来的诉求，在圣诞节到来之日，以和解的方式了结了这场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