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街道上的人群

　　欧洲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已今非昔比，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减少，而伊斯兰教正生机勃勃地成长为第二大宗教。但对欧洲的政治精英——往往与其肤色相联系——来说，将欧洲大陆连接为一个整体的精神基础，仍然是基督教信仰下的世俗的民主政治。

　　发生在挪威的恐怖事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凸显出欧洲当前面临的治理困局。凶手布雷维克承认实施了暴行但拒绝认罪，因为他的作案动机是“希望给挪威社会(进而是全欧洲)带来一场革命”。这个绝非偶然的事件表明，只要欧洲当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有别的组织或个人导演出同样的悲剧。对在全球化急速发展面前内外交困的欧洲来说，需要的一定不是布雷维克式的极右翼“革命”，但的的确确需要一场触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一元价值观和多元社会的内在矛盾激化

　　2010年是奠定欧洲一体化体制基础的《舒曼宣言》发表60周年。在这份里程碑式的文献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欧洲政治和社会整合的两大基石是“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和“民主制度”。60年后的今天，尽管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也已今非昔比，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减少，而伊斯兰教正生机勃勃地成长为第二大宗教。但对欧洲的政治精英——往往与其肤色相联系——来说，将欧洲大陆连接为一个整体的精神基础，仍然是基督教信仰下的世俗的民主政治。出于利用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利益考虑，欧洲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纳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移民，并希望通过恩威并施的移民归化政策保持基督教作为一元价值观的地位。

　　在穆斯林向欧洲移民过程中，一些国家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尊重移民的信仰和习俗，但“9·11”事件以及穆斯林移民在生活习俗和信仰上的“顽固不化”，使得欧洲社会对于基督教能够在伊斯兰教面前保持优势地位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因为以宗教而非国家为效忠对象的穆斯林是难以被“归化”的。伊斯兰教是拥有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生活方式和制度规定的“没有边界的国家”。清真寺具有管理国家的政府功能，当信徒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并超过寄居地人口时，就会有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冲动和诉求”。而且伊斯兰教不承认政教分离，不接受世俗政权，对西方民主政治缺乏认同感。

　　在惨案发生的挪威，政府就允许穆斯林保留宗教信仰和习俗，支持移民修建清真寺并与当地人通婚，一些当地人也放弃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伊斯兰教在挪威已成为第二大宗教而且是发展最快的宗教。而在全欧洲范围内，如果现行的移民趋势不变，伊斯兰教将在2014年成为第二大宗教并在2050年超越基督教。在一些欧洲人看来，伊斯兰教正反守为攻，一个“穆斯林欧洲”正在成为现实，这动摇了欧洲的精神支柱和世俗制度的根基。欧洲的政治精英们起初试图在价值观坚守和经济利益驱动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但在经历国际竞争力下降和债务危机打击后，不得不宣告“文化归化”失败，以向不满情绪上升的民众作出妥协，同时也助长了本来就已卷土重来的极右翼势力。

　　“欧洲社会模式”遭受打击 经济社会治理陷入困境

　　欧洲社会曾经为适应社会多元化趋势作出过努力，就是试图超越宗教信仰的排他性而以“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为号召。但欧洲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严重的失业问题使得社会对政府进行有效经济治理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多数欧洲国家在危机初起的2009年就陷入内需低迷和出口下降，公司倒闭或被迫减产、裁员，失业率不断攀升甚至超过10%的水平。各国为此采取的紧缩政策或许有助于稳定财政，却无助于缓解失业，反而由于裁减政府雇员而有进一步推高失业率的风险，失业问题被危机和反危机措施放大。至2011年初，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仍在10%左右，居高不下。如果不能寻找到紧缩政策的替代方案，欧洲各国有可能出现失业人口呈“爆炸性”增长的暗淡前景。由于失业问题主要对社会中下阶层形成冲击，劳资关系的天平进一步向资方倾斜将导致社会出现分裂。多国民众街头抗议的矛头不是针对紧缩政策本身，而是反对政策背后“让普通人为资本家埋单”的不公正。在标榜崇尚“社会公正”的欧洲，这种状况已经在各国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

　　同时，作为“欧洲社会模式”核心内容的福利国家体制受到进一步削弱。金融和债务危机本身消耗掉大量社会保障基金，破坏了依赖于基金的财政金融方案的可行性。由债务危机演变而来的经济危机又会使税收减少、支出相对增长，造成社会保障收入的减少。各国紧缩政策几乎都拿健康保险、养老金、失业金开刀，福利体制的财政基础受到冲击。由于失业问题的压力，“灵活就业”的政策主张在欧洲范围内正逐渐压倒“充分就业”的原则，福利体制的政策基础也已出现松动。尽管欧盟通过“就业共享承诺”等加大了社会救助的力度，但其体现出来的以就业替代福利、引入竞争性的福利体制、让社会保障回归保证基本生活的本位等原则，已成为欧洲各国今后改革的方向。对于习惯于享受福利制度好处的欧洲民众来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充满阵痛的过程。

　　内外打击弱化社会心理 左右分离撕扯欧洲社会

　　危机使“全球化恐惧症”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债务危机前，欧洲社会对全球化的恐惧感表现为民众对经济不景气、移民和失业问题以及欧盟东扩后遗症等的担忧和不满情绪，包含着反权威、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复杂内容。危机导致欧洲政治保守力量的强烈反弹，“恐惧”的社会心理发酵并有了更为清晰的内容和指向。

　　其一是对资本全球流动产生的破坏性充满警惕，其二是对外来移民“抢夺”工作机会和欧洲社会日趋多元化感到担忧，其三是对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新兴大国的激烈竞争有恐慌心理。而一些右翼政府和政治精英有意对这些恐慌情绪加以塑造和引导，运用“权力转移”、“欧洲衰落”和“非西方文明威胁”等语汇加以渲染，并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层面，一方面试图激发出民粹主义情绪，以凝聚人心，为其推行应急政策和深度改革寻找合法性，另一方面达到将危机根源“委过于外”的目的，弥合被危机暴露出来的利益集团与民众之间的裂痕，转移公众对危机内在结构性根源的关注和追究。

　　反映在政治层面，危机带来的是社会思潮的混乱和政治选择的迷失。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普遍爆发了反新自由主义的抗议活动，支持国家在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民众思想观念发生了向左的转变。但与社会思潮的变化相反，欧洲政治局势却朝向有利于右翼政治的方向发展。除少数几个正面临巨大债务压力的南欧国家仍为左翼执政外，多数欧洲国家目前均由右翼当家。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纷纷败北，其中英国工党和瑞典社民党的落败，是欧洲左翼政治危机的重要标志。这种在危机背景下出现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错位，其原因包括：民众将危机的账算在了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的左翼政党头上；而局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左翼在危机面前拿不出像样的解决方案，右翼则在提升竞争力、解决税收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问题上更加灵活务实，可以在对左翼的政策主张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争取到最大范围的支持。此外，一向以保守和传统形象示人的右翼在危机时期也更能满足民众对“安全可靠”的心理需求。

　　但右翼政府并非欧洲社会的避风港，各国政府既要管理危机又要平衡利益的能力正经受巨大考验。欧洲各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实施危机应对措施，二是弥合危机导致的社会分裂、打造政治共识，三是确保措施落实并提出中长期的改革方案以巩固执政基础。能否对危机进行有效管理、避免其扩大和深化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考验，欧洲政治前景因此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右翼政党在欧洲政坛坐大是由于选民对其管理危机、恢复经济的能力有所期待，但留给各国政府的时间不多、政策选项有限。目前，一些欧洲的右翼政府支持率持续下滑，一旦政策有所闪失，不排除欧洲政坛重新洗牌的可能。

　　移民问题尖锐成标靶 更大冲突或被引爆

　　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原本被有意淡化的移民问题开始突出。民众反移民情绪高涨，将一些以反移民为主要政治诉求的极右翼政党送进了议会甚至政府。在社会压力下，各国政府被迫忽视移民对欧洲经济增长的贡献，普遍开始收紧移民政策，采取了针对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法国大规模驱逐“罗姆人”，更引发了欧洲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大讨论。欧洲各国正借危机调整和协调移民政策，即以移民归化为原则，以限制非精英移民、驱逐非法移民同时吸引高科技人才和精英移民为目标。

　　但更为急迫的问题是，在危机期间，恐怖主义本就已成为欧洲安全的头号威胁，这令欧洲一度风声鹤唳。此前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和大量伊斯兰移民涌入，被认为是恐怖主义在欧洲站稳脚跟、渐成气候的原因。因此除了经济原因和失业因素，社会反移民情绪上升，各国收紧移民政策背后也有安全因素。但这种情绪变化和政策调整的直接后果是，移民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更为困难，对主流社会的敌意甚至仇视也在增长，同时也加剧了欧洲社会对移民的排斥。无论是来自移民社会的街头抗争或恐怖行为，还是布雷维克式的将问题归结为政府的“软弱无能”，都将是可以引爆欧洲社会更大冲突的定时炸弹。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