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无法消除印度国内的宗教矛盾、分裂运动、阶级冲突和贫困分化，那么恐怖活动很可能成为印度大国之路上的绊脚石。

　　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恐怖爆炸屡见不鲜，经济和金融中心孟买更是频遭袭击。通常，印度舆论会将国内恐怖频发的责任推向邻国，但其根源实在国内。如果无法消除印度国内的宗教矛盾、分裂运动、阶级冲突和贫困分化，那么恐怖活动很可能成为印度大国之路上的绊脚石。

　　宗教矛盾始终是印度国内暴恐频发和动荡不宁的主要因素。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80%以上的居民为印度教徒，但全世界所有的主要宗教几乎都在印度，特别是占人口12%左右的穆斯林教徒在印度占有重要地位。在印度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上，宗教教徒间的流血冲突始终伴随着印度社会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与锡克教的金庙之争，曾引发国内严重的宗教冲突，前总理英甘地也死于锡克教徒的暗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教派仇杀和流血冲突时有发生。再加上英国殖民者一手策划的印、巴分治以及后来的三次印巴战争，更加剧了印度教和穆斯林教这两大宗教之间的冲突。

　　时至今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的病兆仍未消除。2008年孟买恐怖大案以来，印度虽然加强了国内反恐，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政府已经彻底解决了伊斯兰恐怖势力问题，因为导致伊斯兰恐怖势力孽生的教派冲突并未得到解决。2010年9月30日，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地方法院裁定极具争议的阿约迪亚清真寺确系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并允许在此兴建罗摩神庙。这一判决可能诱发更为严重的极端和恐怖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宗教矛盾激化的催化剂。事实上，早在1992年，该问题就曾造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相互残杀，导致上万人死亡。

　　“基地”组织网络和“圣战”思想之所以能在印度生根，并且逐步本土化，也源于印度国内穆斯林的相对失落。印度领导人关于伊斯兰教的公开讲话，要么是反穆斯林的顽固言辞，要么是对穆斯林所受冤屈的盲目同情。印度领导人未能拉拢或是威吓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邻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也充分显示出其治国能力的匮乏。经济上，印度未能为其国内近2亿穆斯林国民带来现代化的生活，使穆斯林中的弱势群体极易为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极端思想所吸引。2011年7月13日的孟买连环爆炸案，就是印度本土恐怖组织“印度圣战者”所为，这些源于境内而与国际伊斯兰恐怖组织联系密切的势力，现已发展为印度恐怖袭击最大策划者。种种迹象表明，印度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由境外“圣战”组织转为国内穆斯林激进势力。

　　2004年之前，印度暴恐案多发于印控克什米尔和东北诸邦等边远地带，案件虽频，但对印度社会政治稳定的冲击有限。但2004以来，印度恐怖活动迅速由边缘地带向腹地的政经中心扩展，政治、经济、科技、旅游中心等频遭恐怖袭击，克什米尔和东北诸邦的民族分裂势力，也常在内地作案。这种“城市恐怖主义”注重恐慌效果，倾向于让更多人看其血腥杀戮，防范难度很大。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溃疡”远未解决，也是诱发国内穆斯林激进化的重要原因。克什米尔问题牵涉印巴冲突、宗教冲突、分离主义与国际恐怖势力等诸多矛盾，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历来是印度暴力冲突最为频繁、伤亡人数最多的地区。2010年6月以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严重警民冲突，系近20年来最严重的社会骚乱。某种程度上看，由于印度政府继续保持高压统治态势，民众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反抗已经超过对分离主义的追求，成为催化社会骚乱和暴力冲突的最重要因素。

　　东北诸邦分离主义和左翼激进势力的恐怖化，也成为困扰印度社会的顽疾。东北地区民族林立、经济落后，与印度本土交通不便、文化各异，长期活跃着多股民族分离武装，尤其以阿萨姆邦最为严重，而以印共为代表的左翼激进势力，曾被辛格总理称为“国内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拥有近2万武装。印度国内贫富两极分化，使内部的贫富差距又与宗教、种族等因素交织纠缠在一起，并与更加复杂的国际因素相结合，从而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暴力活动制造了适宜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