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英国伦敦一家商铺被点燃，暴力抢劫事件在伦敦最贫困街区蔓延

8月9日，这位伦敦市民对最近发生的骚乱和抢劫表示愤慨，要求警方保护他的财产

8月1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警方、消防部门和医院等部门共同制定应对骚乱措施

8月7日，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区，消防员正在扑灭骚乱中被烧毁建筑的余火

　　“英国已经许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了，而现在财政紧缩只是开了个头，在未来的几年里它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记者◎徐菁菁

　　英国首相卡梅伦将骚乱归咎于“英国社会出了问题”，青年人“缺乏责任心和道德心”。人们批评首相的说法是在避重就轻。就在去年大选前，国家平等委员会在一份名为《英国经济不平等状况剖析》的报告就已经做出结论：“目前英国贫富差距的状况意味着——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报告显示，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超过30年前，达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贫穷家庭会对儿童产生深刻的、终身性的负面影响。“你的父母是什么人，这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更重要。”个人财富水平不但影响购房能力、教育机会，甚至影响预期寿命。

　　在伦敦，情况更甚。“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伦敦形成了印度式的社会等级。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平均财富为93.36万英镑，是最贫穷的10%的人口的273倍。这一差别超过了纽约和东京。”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丹尼·道林告诉本刊记者，“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掩盖贫穷变得越来越难。在学校里，孩子们总会被问到去哪里度假，圣诞节得到了什么礼物。现在在伦敦，人们只和经济水平相当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很少跨出这个圈子。”托特纳姆正是这样圈子之一：有大量非洲移民，低收入家庭聚集，一半的儿童几乎都生活于贫穷线之下，是伦敦失业率和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居民平均寿命比伦敦平均值约低5年。现在，人们都知道伦敦的西区是富人区，南、北伦敦是少数民族和移民聚居区，东伦敦是工人根据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28岁青年菲利浦在混乱的伦敦街头曾向媒体宣布：“这是劳工阶级的起义，我们要重新分配财富。”

　　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社会以财富为基准的分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衰退。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中，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成功终结了滞胀，从1992年开始，英国经历了150多年来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期，而贫富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几乎从未停步。道林告诉本刊记者，以工党执政的10年为例，无法定期有存款的成人的比例从25%上升到27%；无法负担年假的人从18%升至24%，无法维持家庭满意生活的比例也上涨了1个百分点。

　　从表面上看，29岁青年马克·达根的死只是重演了历史。30年前，1981年4月10日这天，伦敦南部布利克斯顿区黑人青年迈克尔·贝利在警方的打击犯罪行动中受伤身亡。怒火还点燃了伦敦、伯明翰、诺丁汉、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其他大城市。就像今天的卡梅伦，当时，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正在经济衰退、高失业率的压力下，努力推行着她的“财政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公共开支。

　　那恰好可以成为理解今天英国困境的起点。1979年上台后，撒切尔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奉行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规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刀阔斧改革福利制度，将养老金和住房的政府福利推向市场，并在外交上努力打开外国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为了减少英国资本的赋税、薪资负担和成本，在全球化浪潮中适应世界资本的竞争结构。从这个角度说，改革无疑是成功的。80年代，英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达3%以上，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

　　但在一些人认为撒切尔拯救了英国经济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她要为国内的传统产业衰弱和迅速恶化的贫富差距负责。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曾指出，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财富的集中化成为普遍现象。出于为资本创造“良好的商业或投资环境”的需要，政府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会站在“良好投资环境”一边，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从而导致阶级力量的重构。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在工资协议上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使雇主在雇佣和解雇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1980年的《就业法》规定，如果雇员声称遭到不公正解雇，雇主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雇员在两年内遭解雇不属于不公正解雇。

　　更为深刻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它推行的全球化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根据英国警察局8月11日做的一份统计，这次骚乱在各城市地方法庭接受审讯的千余名犯罪嫌疑人中，82%不到30岁，其中69%不足24岁。媒体大多用失业来解释这些年轻人的愤怒：英国首季度20.6%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最近的经济衰退是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但是长期以来都存在着的结构性因素让比例更高。”英国公共政策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经济政策项目副主管托尼·多芬告诉本刊记者，“特别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一直在减少英国对中等技术和低等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在光景好的时候，人们丢了工作可能去做临时劳务，但现在根本没有新工作机会，而年轻人又正好在这个时候进入劳务市场。”

　　在工党执政时期，传统的经济支柱制造业经历了大滑坡。1997年，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有20%的比重，到2007年则只有12.4%。2001年，金融部门超越制造业成为最大经济产出的贡献者。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在20年间下降了32%以上。位于此次骚乱漩涡中的利物浦曾经是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重镇，但自上世纪80年代始，当地失业率就高居英国前列。在2010年英国大选期间，一家保守派智库甚至提出，应该把利物浦这样失去复兴希望的城市彻底放弃，着重发展富裕的南方。谢菲尔德大学研究者在报告中说：“国家正分裂为两半……南部是伦敦大都市，北部和西部在人口、社会和经济上似乎是正缓缓沉没的城市孤岛。”

　　在南方，奉行货币主义的政府在1986年的“大爆炸”式改革中废除了大量金融限制性条款，创立了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英国金融资本的扩张及英国的全球金融公司对新市场的控制保持着伦敦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据《商业时代》的估计，从1990至2002年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总价值从2.9万亿美元增至127万亿美元，英国在2004年4月平均每日的交易量为6430亿美元，而2001年只有2750亿美元。

　　英国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政策与研究主管克里斯·高登告诉本刊记者，根据该基金会的研究，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让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向两极发展，一方面，最高收入的岗位和最低收入的岗位数量都在增加，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传统的手工工人和职员的工作在离岸外包面前脆弱不堪，不但岗位数量减少，雇员讨价还价的资本也骤然降低。特别是过去几年里，外包的服务扩展到法律事务、医学报告、临床试验甚至金融领域。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愿意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且工资还不到英国工资水平的1/6。2005年，全球的大学生大约有6300万人，跨国公司很容易找到受过良好教育而又价格低廉的员工。

　　这次骚乱和1981年一样，是黑人移民率先发难。在骚乱最初几天的报道里，人们很容易在新闻照片中看到有色人种抢劫白人的新闻照片。大量报道在讨论移民在这个国家里遭受的不公，他们的贫穷和绝望。但很快，人们发现，1981年的骚乱或多或少被视作要求种族平等的运动，但如今，冲到商店里抢劫的人群中同样有大量白人。“从2009年早期起，在英国工作的移民工人多达350万，一些白人工人也成为这个社会变化的最大牺牲者。”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在一篇报告中说，“一些少数族群已经开始通过教育上的成就迅速超越白人。”2006年，巴金和达格南地区的调查显示，在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只有32%的白人孩子能得到5个“优良”，却有39%的黑人孩子和52%的亚洲孩子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对于移民家庭来说，教育是他们提升社会阶层的唯一渠道，而白人家庭的意识往往没有这么强，在他们祖辈和父辈的年代，英国并不缺乏工作机会。

　　现在，卡梅伦面临的问题非常明了：在投入5000亿英镑拯救金融市场、公共部门多年来不断膨胀之后，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上一财年，英国政府财政赤字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去年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后，迅速出台了紧急预算案，拟在2015年之前削减113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财政平衡。虽然所有人都同意，削减赤字是恢复英国经济的必由之路，但现实并不让人振奋。“部长们一方面令人厌倦地声称他们别无选择，一面还在花费大笔金钱投入海外战争，购买美国的核武器，花大价钱拯救制造了大量国家债务的银行。获得补贴的正是国家最富有的人。”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道林说。据《每日邮报》的研究结果显示，紧急预算案实施后，英国年收入为4.5万英镑的家庭每年收入将减少逾700英镑。2011年4月的税收和福利改革还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从英国家庭手中“拿走”54亿英镑。

　　更重要的是，1944年的教育法案为所有父母无法承担私立学校学费的孩子们打开了大学之门，现在这扇通向高工资机会的大门似乎又在阖上。“在2009年，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的例行统计就显示，英国将23%的教育支出用于只占总人数7%的私立学校儿童教育上。这个比例超过了所有其他富裕国家，比30年前要高得多。”道林说，“去年10月，为适应市场，大学学费又被提高到了每年9000英镑。使用贷款支付学费，贷款人需要支付高昂的利息，英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成了全欧洲最昂贵也最为精英化的教育。政府对大学的资金支持减少到了1/4，这种情况至少会持续到2012年。政府还取消了持续教育津贴，穷人家的孩子将很难继续留在学校里，待下去的结果是更加贫穷。”“我很幸运地在最坏的时期找到了工作，根据我现在的收入，我没觉得生活有太大改变，但现在学费真是个大问题。”帝国理工大学博士埃德姆德告诉本刊记者，“我不得不想，如果当年我也必须交纳这样大一笔学费，我可能就不会继续上学了。”

　　伦敦骚乱也许只是一个开始。“紧缩的财政政策现在正在进入地方政府层面，”伦敦经济学家信息联盟的经济学家尼尔·普罗德罗说，“通过压榨公共支出减少政府开支的过程无疑是痛苦的，英国已经许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了。而现在财政紧缩只是开了个头，在未来的几年里它还会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