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01118期封面

　　伦敦劫难，社会病灶的溃疡

　　文| 陶短房 加拿大《环球华报》社论主笔

　　自8月6日夜开始的伦敦骚乱，在短短三四天里自托特纳姆区蔓延至北伦敦多个社区，以至伯明翰、布里斯托、利物浦、诺丁汉等多个英国城市也受到冲击。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13日晚间，骚乱共造成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物质损失不计其数，警方共逮捕2250余人，并已指控其中约1000人，且这一数据还在上升中。

　　这次突如其来的大骚乱是怎样发生的？根源何在？各方面应负怎样的责任？骚乱又会给英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反思？

　　骚乱始末

　　这次骚乱的导火索，是8月4日一个名叫马克·杜根的牙买加移民后裔被警方打死。

　　综合各方的说法，29岁、出生在北伦敦托特纳姆区的杜根当天乘坐一辆银色面包出租车时被警方拦截，混乱中连中两枪丧命。他丧命前给女友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警察就在我后面”，因此闻讯赶来的亲友认定警方应对其死负责，但警方拒绝让他们检查尸体。6日下午，200多名杜根亲友在托特纳姆区警署门前举行和平示威后散去，但当天夜间，骚乱打着“为杜根讨公道”的旗号在托特纳姆区爆发。随着信息在网络、黑莓手机等平台上不断扩散，骚乱的范围也从托特纳姆区扩展到北伦敦众多社区，又从伦敦大都会蔓延到布里斯托、伯明翰、利物浦和诺丁汉等多个城市，成为自1985年北伦敦骚乱以来，英国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杜根事件本身的确有许多疑点。据称他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吸毒贩毒前科，被警方击毙时随身携带一支非法手枪，警方一度宣称他首先开火，导致警方“被迫”将他打死，但8月9日警方独立调查委员会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表示此前被传为杜根打伤的警员，实际系警员间误伤。杜根何以被警方追捕众说不一，有人说，他可能试图为其表妹报仇，他的表妹、说唱歌手凯文·伊斯顿今年3月在东伦敦一家夜总会遇刺身亡；也有人说，他可能涉嫌运毒而被跟踪。

　　但杜根之死不过是一个引子、契机，宣泄不满的口实，和众多年轻人拥上街头的借口。8月6日下午杜根亲友的示威和夜间开始爆发的骚乱并无直接关系，绝大多数杜根亲友与骚乱无关，并谴责了此次骚乱的暴力倾向。

　　最初两天，骚乱主要集中在托特纳姆区和北伦敦其它贫困街区，这些地区充斥着大量欲求不满、无所事事、感到自己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青少年和底层人士。当他们日常活动的免费或廉价场所因政府的开支紧缩而关门，结队报复警方或趁火打劫就成为趋之若鹜的新乐事，表现形式既有围攻警署、警车，族群殴斗，也有焚劫抢掠等行为。

　　到了第三天，骚乱扩散到包括一些白领社区在内的北伦敦众多社区，原本带有政治性、社会性或族群、阶层对抗色彩的痕迹也迅速消退，以抢掠财物或单纯暴力发泄为特色的行径明显增多，参与者也不限于青少年和贫困阶层，许多工程师、大学生、富家子弟，甚至歌手、奥运形象大使等名人也混迹其中。

　　8月9日以后，外地警力抽调入北伦敦，伦敦渐趋平静，但外地城市的骚乱却又趁虚而起。至8月10日，各地骚乱逐渐平息下来。

　　病灶何在

　　骚乱的始发地托特纳姆区，是伦敦著名的“三多”地区，即贫困户多、黑人多、少数族裔多，据说有多达39个不同的族裔聚居于此。这个区失业率、尤其青少年失业率高，移民比例大，且充斥着黑手党和贩毒者，海洛因交易、少女怀孕和犯罪率都在伦敦名列前茅。该区1985年曾引发过类似骚乱，当时一名39岁妇女辛西娅·加莱特死于警察局，引发北伦敦骚乱。当年骚乱后，英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表面上的警民关系得到改善，种族歧视现象在光天化日下也似不再突出，但最根源的经济、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在移民二代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工党执政期间，各种低技术、无技术移民潮水般拥入英国，仅波兰一地借欧盟政策进入英国的移民总数就超过最初预期的10倍。这些肯打拼的新白人移民，对上世纪80年代迁居英国的老移民的后代——他们已将政府福利当成天经地义的——造成了工作机会上的挤出效应，加剧了少数族裔青年的愤世情绪。正如经济学家克里斯班·波利所言，26年过去，一切都换汤不换药，青年人找不到饭碗，黑人青年比白人青年更难获就业机会，不安定因素在积蓄，这并非什么种族问题，而是深刻的社会问题。

　　托特纳姆区并非英国乃至欧洲唯一具备上述骚乱肇因的社区，此次骚乱蔓延的恩菲尔德、伊林、克拉普汉等伦敦大都会街区，以及布里斯托、伯明翰等城市的社区，均不同程度存在上述问题。而在英国之外，2005年法国骚乱的始发地——来自前法属殖民地之移民聚居的巴黎东北郊第93省——同样青年失业率(40%)畸高，当巴努·特奥雷等两名移民青少年因烧车被警察追捕而触电身亡，骚乱在93省骤起，并蔓延到全国约300个城市；2008年希腊雅典骚乱起源地伊哈瑞亚区同样是贫困人口多、帮派活动猖獗、失业率居高不下，当15岁少年格里格罗普鲁斯在街头冲突中被警方打死，所引发的骚乱在全国震荡了8天。

　　欧美许多大城市里，移民和少数族裔往往被视作帮派和犯罪活动的高发人群，本土白人抱怨这些人浪费福利开支，而非洲裔移民二代则经常抱怨生计无着。萨科奇任法国内政部长时，曾把在大街上用石块砸他的黑人青年称为“流氓”，声称要将这类人从街道上彻底“清除”，担任总统后，他又动用警察驱赶吉普赛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公然宣称“多元文化已死”，并或明或暗向法国的“绝对融入模式”靠拢，但收效不一。如果说，不久前挪威奥斯陆惨案给人们敲响欧洲极右翼分子蠢蠢欲动的警钟，那么此次伦敦和英国其它都市街头的火光、碎玻璃和破酒瓶则提醒欧洲各国政府：几乎每个大城市的周围，都有不止一个“托特纳姆区”。

　　然而，此次英伦骚乱与1992年洛杉矶事件、2005年法国“93省事件”和2008年雅典骚乱等最大的不同，便是针对店铺、财物的抢劫行为多且普遍，而政治性、社会性口号不明确，且越到后来越不明确。参与洗劫店铺的不仅有穷人，也有一些富人、名人。正如官方和一些评论者所言，许多人仅仅是因为无聊、寻求刺激、谋求无代价掠夺财物，以及看热闹和法不责众等因素才上街行劫施暴，这从警方披露的被捕者中不仅有贫民、失业者，也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和高级白领，便可看出端倪。

　　推诿游戏

　　8月15日，卡梅伦发表讲话，将骚乱归咎于“道德问题”。在他看来，“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长期以来缓慢而持续不断地沦丧”是导致“英国社会滋生骚乱态度及思想”的根源。而在此之前，卡梅伦及其政府成员再三否认骚乱是削减福利、移民问题或贫富悬殊等造成的，警方则在骚乱伊始即声称，有大量犯罪分子和帮派参与的痕迹。

　　政府和警方的这一表态，似乎得到民意的支持。骚乱4天后的民调显示，42%的人认为，发生骚乱是因为犯罪分子的参与。只有8%的人认为骚乱与英国政府削减开支有关。分别只有5%的人认为，骚乱是因失业或者种族矛盾问题引发的。

　　然而，民意如水。骚乱之初，当暴力尚未危及大多数伦敦和英国民众时，指责政府忽视民间疾苦，担心政府和警方执法过度的声音是主流，但当骚乱的暴力妨碍更多旁观者利益时，他们又180度大转弯，转而指责警方和政府镇压不力。前述民调显示，大多数被访者都对警察表示同情，并支持警方在镇压骚乱中使用催泪弹、电击枪和橡皮子弹，1/3的人甚至支持警方使用实弹。但当一切趋于平静，担心政府借机膨胀特权、侵害隐私的声音便重新高涨。不论是加强网络监控、对参与骚乱者全家停止福利逐出廉租屋，还是要求法庭不遵循审判指南、“从快从严”处理骚乱分子的官方声音，都引发了多元化的争论。

　　当舆论的矛头重新指向政府后，卡梅伦和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又将骚乱扩大化的责任推给警方，认为警察最初低估了骚乱的后果，错判其性质，令骚乱蔓延、深化，并表示英国警方经费充足，无需重新考虑“削减英格兰、威尔士20亿英镑警方经费预算”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将导致1.6万警察被裁撤，相当于此次调入伦敦平息骚乱的警力总和。卡梅伦还表示，为加强打击力度，将邀请前纽约警长比尔·布拉顿任顾问，协助打击伦敦黑帮犯罪。

　　但警方对此并不买账，英国警察联合会和伦敦大都会警署方面都对政府的说法表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这是政府诿过的伎俩。大都会警署的发言人直言这种指责“令人作呕”。在议会里，反对党指政府和执政党一味强调“黑帮犯罪”属性、强调“道德和父母管教的缺失”是骚乱根源，是在变相推卸政府应负的责任，是“偏颇和肤浅”的。不难看出，事发后各方都试图将责任问题政治化，一方面为自己“洗白”，另一方面抹黑对手。正如BBC援引观察家的戏言，所谓骚乱善后，无非是政客指责政客、政客指责警察，以及警察指责政客罢了。

　　实事求是地看，此次骚乱发生时适逢英国休假高峰，首相卡梅伦、副首相克雷格、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和伦敦市长约翰逊均在国外休假，骚乱发生1~3日后才先后匆匆赶回，致使当局第一时间应变能力不足，这当中主客观因素皆有。而在直接负责维护伦敦大都会治安的大都会警察总监史蒂文森爵士及其副手耶茨此前因《世界新闻报》丑闻双双辞职后，处于公众批评声下的伦敦警方，最初两日低估了骚乱事态的严重性，自缚手脚，助长了骚乱蔓延，再加上英格兰警方长期缺乏应对大规模骚乱的经验和装备，如被大肆炒作的高压水龙在北爱尔兰以外根本未装备，以及骚乱两天后伦敦抽调外地9个警署的人马造成外地安保捉襟见肘，可以说，不论政府、警方，都脱不了自己的干系。

　　封网+高压？

　　此次骚乱之所以蔓延迅速，推特、脸书等互联网交友平台，以及在20岁以下英国青少年中普及率高达37%的黑莓手机“功不可没”。这些平台充分发挥了廉价快速“串联”工具的作用，在极短时间里将诸如“警察不公”、“警察施暴”、“街上出事了快来”，甚至“××处有不花钱就能拿的新潮球鞋，放心，没警察”之类极富刺激和煽动性的信息到处传播，让不少懵懂莽撞、事发前或许根本不知道杜根为何许人的青少年，在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打酱油”心态下，阴差阳错地成为骚乱的一分子，并为骚乱火中添柴。

　　鉴于此，一些政治家呼吁“规管”黑莓，卡梅伦也公开表示，政府正考虑对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实施监控，以控制犯罪信息的传播。

　　且不说此举将面临欧盟法律关于保护言论自由条款的强大挑战，正如法国欧洲一台评论所言，英国政府动辄将“捍卫互联网言论自由”挂在嘴边，以此经常谴责其它国家监控网络信息的努力，如对中国、埃及，以及不久前对叙利亚，可如今居然自食其言，今后将何以自圆其说？

　　黑莓也好，推特和脸书也罢，说到底不过是信息传播、人员串联的渠道、网络和平台，而骚乱发生、蔓延的根源，则有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只要这种社会背景下对于骚乱信息的需求存在，即便封杀了黑莓，全面监控了网络，信息也还会用更新或更旧、最现代或最原始 ，可以想象或难以想象的手段、途径和平台传播下去。1985年的北伦敦骚乱比这次蔓延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破坏力更强，那时候既没有推特、脸书，也没有什么黑莓，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骚乱参与者全家停福利”、将“问题少年”头像图片“示众”，以及要求不循常规“从快从严”对骚乱者进行司法审判，固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杀鸡儆猴、杀一儆百效果，却可能令相当一部分“问题少年”及其家庭被社会边缘化、彻底沦入毫无希望的深渊。前面提到，他们中许多人之所以卷入骚乱，正是由于这种遭到排挤、丧失希望的失落感，矫枉过正的“严打”，弄不好便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饮鸩止渴。

　　不仅如此，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如果听任政府和警方在非常时刻利用公众的情绪扩大权力，那么即便骚乱平息，人们也会发现，膨胀的行政特权一旦放出便覆水难收。

　　骚乱已经平息，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毕竟有限，然而在英国，这场骚乱的善后已经高度政治化，将如何演变，并产生何种后果，仍需观察。英国的问题在欧洲有相当普遍意义，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下，其它有类似社会问题的国家将如何汲取伦敦骚乱的经验教训，应对“托特纳姆式问题”，是它们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